就在“中国艺术剧社”紧张排练《芳草天涯》预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公演时，重庆“美学出版社”这家热衷戏剧的出版社赶印了连封面在内仅半个印张的草纸正三十二开本《《芳草天涯公演特刊》。这份“公演特刊”几乎不为人知，所以我手头的一大堆谈及夏衍《芳草天涯》的文字，都没涉及到它。《《芳草天涯》公演特刊》是以“中国艺术剧社”的名义刊行的，但封底盖有一紫色印章“重庆美学出版社”，表示由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芳草天涯》
公演特刊》估计印得不多，仅供内定有关人员参阅，我见的这一本封皮上用毛笔字写着“邓雨平三张”，当然是送《芳草天涯》公演戏票“三张”
时附带赠一册“公演特刊”。
《《芳草天涯》公演特刊》封面上四个大号美术手体字“芳草天涯”和也由美学出版社印行的剧本《芳草天涯》书名：模一样，更可以断定它是由美学出版社出版的。“公演特刊”中有一篇徐迟的《读《芳草天涯》》，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剧本《芳草天涯》和《《芳草天涯》公演特刊》是交给徐迟负责编校出版的。徐迟是美学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社名便是由徐迟命名的。徐迟在编校《芳草天涯》剧本时，细读了作品，一挥而就，他成为正式评论《芳草天涯》的第一个人。但是，徐迟的《读《芳草天涯》没编入徐迟研究专集的作品年表，也没被收入夏衍研究专集，连编目也没有过。
《《芳草天涯》公演特刊》真可称得上是物尽其用。封面上是编剧、演职人员名单，封二是舞台第一幕和第二、第三幕的木刻图设计，封四即封底是第四幕舞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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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广告，靠几家商店的广告费印了这本“公演特刊”。没有编制目录，顺序是夏衍《《芳草天涯》前记》、剧情介绍、金山《《芳草天涯》导演手记》、徐迟《读《芳草天涯》、钟离索《夏衍（作者图像）》（“图像”是艺术表述，其实是文字描述），最后是六幅演员画像，各画像旁有一段颇见功力的介绍文字，都署了名，是简称如“云”/，明”、“玉”、“静”，行内人士或许知道他们分别是谁“公演特刊”正文内除了详尽的《职员表》、《演员表》和广告外，还有一则《启事》此次《芳草天涯》演出，承中国制片厂、中电剧团、中青剧社等各团体诸多协助，特申谢忱，此启落款是“中国艺术剧社启”。
这一小册《《芳草天涯》公演特刊》中的文字，除夏衍和金山的文章被广为人知外，其余的均遭埋没。如钟离索的“作者图像”《夏衍》一文对夏衍的“扫描”是有独到见解的，他评论尚未上演的《芳草天涯》时写道在《芳草天涯》里，他试行阐释（龚按原刊误植释为译）在具体生活中应有的民主作风因为民主不能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它正贯串着整个的人类生活。这是在争取民主高潮的产物。”仅这一句，让我们对夏衍《芳草天涯》就会有一个阅读时切入领会的角度。或许钟离索与夏衍有交往。查不到钟离索的材料，他可能与徐迟一祥，当时在“美学出版社”当编辑，
介绍六位演员时，各配有一幅素描，画家在肖像素描上署名“ONE”，不知道是出自廖冰兄、丁聪、叶浅予、特伟中的哪一位之手？肖像旁的说明文字刚才已说过，是颇见功力的，特录《王戎一许乃辰》供赏：“一个坦白得像孩子一样的性格，为了研究一个问题，他会跟你谈上数小时，为了替朋友们抱不平，他会跟人吵架，甚至打架，总之他是一个热情的朋友。这次他的角色许乃辰，也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为了一点小问题他会跟孟小云吵嘴，观众们可以在《芳草天涯》的演出中去找寻。这介绍决不是虚说。”这段介绍署名“静”。从文字中，可知“静”与王戎是熟识的。
剧本印行
在《芳草天涯》公演特刊中，有一则《新书介绍：详目备索》《芳草天涯》（剧本），美学出版社出版，重庆九尺坎铁板街六号。”就是说，当《芳草天涯》公演时，剧本已成书待售。
承印《芳草天涯》的美学出版社是一家私营小型出版社，由沈镛觅集资金，袁水拍、徐迟、冯亦代和刚提及的廖冰兄等四位画家操持编务，1942年底开始出书，只维持了三年多时间，出版三十本左右的书。夏衍的作品除《芳草天涯》以外，还有《边鼓集》、《法西斯细菌》以及改编的剧本《复活》也在美学出版社印行。
《芳草天涯》1945年10月印行初版。赶上整月的不断公演，促使11月再版、12月印第三版。第三版《芳草天涯》印出后不久，美学出版社在重庆就停业了；加之意外的事故，在别的城市也没恢复。所以后来再见到《芳草天涯》，便是1949年11月的开明书店的版本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芳草天涯》一直没出过单行本。1984年9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夏衍剧作集》第二卷收入的《芳草天涯》，根据的版本是美学出版社1945年12月第三版，实际上也就是初版面貌。
现在不知道未经改动过的初稿本《芳草天涯》还存在不存在？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芳草天涯》未问世就大加修改，这恐怕也只有二十世纪的中国四十年代以后才会存有的独特文学创作现象吧？
罗常培的《中国人与中国文》
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第三辑《书趣文丛》，其中有罗常培的一本，名曰《苍洱之间》。这本《苍洱之间》由罗氏两个小册子即1949年11月印行的《蜀道难》和1947年9月印行的《苍洱之间》组合而成，这两个小册子均由社址设于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出版。或许独立出版社出了不少正面宣传国民党政府的图书，应该署名却未署名而又多处以“我”叙事的《跋》只字不提罗氏二书初版于何时、由何出版社出版，这种做法于旧籍重印大不隐名的实际编者在《跋》中倒是自信地介绍道：“罗先生有深厚的文学修养，驾驭文字有匠心独运的功力。在研究典重的语言问题之余，给我们留下这两本文学著作，特觉珍贵。”罗常培只有《蜀道难》和《苍洱之间》这两本语言学论著以外的“文学著作”吗？
恰好我手头有以“罗常培”署名的《中国人与中国文》，1945年5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发行、1947年9月再版，我的这本是初版本，草纸印的。在《自序》中罗常培有一段专谈他写“通俗文章”的缘由避地南来以后，因为图书设备的缺乏，旧来已开始或将着手的研究工作都很难进行。再加上中年以往的人社会上常常有意无意地逼迫着他骛外，如果一时因为情面难却替某种刊物写过一篇杂文，以后就很不好意思对其他刊物严词拒绝，搁笔不写。这十二篇东西和另外一本叫做《谠言》的小册子就是这样硬挤出来的。”
引录的这节《自序》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蜀道难》和《苍洱之间》写作和出书之先，罗常培巳有两本“文学著作”献世。《自序》写于1944年7月28日，与书封面署“罗常培”不同，用了“罗莘田”，写作地点是“点苍山麓”。可惜，《谠言》不仅找不到原书，连几部十六开巨卷书目也无登录但从《中国人与中国文》的作者《自序》看，这书是公开出版了的，出版处估计不外独立出版社和开明书店两家。也不排除是由一个小的私营出版社印的，印数太少，发行不畅，最终卖不出，全毁了，导致几乎不流向书市。
当然，说游览山水也是读社会这部大的活书，似乎不太强词夺理。但，“书趣文丛”，在准确的意义上，要出罗常培的书，我以为还是《中国人与中国文》更为合适些。
《中国人与中国文》收文十二篇，首篇与书名同，另十一篇依次为：《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所应注意的几件事》、《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从文艺晚会说起》、《误读字的分析》、《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中国语里的借字》、《从昆曲到皮黄》、《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和《昙花未现末三篇列为“附录”在《自序》
里，作者对这十二篇有一个分类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第六七八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附录三篇的性质和本集相距较远，但因一时无所附丽，暂时也把它们编在后面。”也就是说，除《谠言》一书所收外，《中国人与中国文》包括了罗常培的全部随笔、散文之类的“杂文”，之后才又有《蜀道难》和《苍洱之间》两书中的文宇。
将《老舍在云南》和《我与老舍》等生动亲切的文章列为“附录”，体现了一个以学问为生命的学者的特点，即非常看重本专业内的东西。其实写老舍的这两篇，不仅文笔活泼，所写内容也系鲜为人知的，可谓老舍用短篇小说《歪毛儿》写罗常培的“和篇”。《歪毛儿》初刊1933年10月1曰《文艺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编入《赶集》。在《我与老舍》一文中，罗常培说：“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一半却是拿我做题材的，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后半所写的另外是一个人物型。此外，在《离婚》中也有一两个地方影射着我，并且我的朋友胡佐勋、赵水澄也都改头换面的做了登场人物。”
读读罗常培谈老舍的文字，不仅切实，而且生动。作为小学同学，罗常培与老舍互相了解都很深透。《歪毛儿》后半写白仁禄摆地摊卖几本旧书，虽被罗常培否认是写他，但白仁禄的议论实在与生活现实中的罗常培的愤世嫉俗没有太大的差别。只要读一遍保存在三卷本1979年5月至198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中的罗常培的六封长信，就可以知道罗常培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代表。他在1943年下半年致胡适的一封信里诉说道广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第一，绝对的同行，像元任、方桂之类太少，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仿佛在沙漠里想喝口水的味儿一样！”就一副书呆子腔调，时时总在专业学问上着想。
把罗常培谈书、谈学问、谈文学、写学人和作家的文字集拢为一部书，《中国人与中国文》以及罗常培给胡适的六封长信，还有一些散刊文字如写于1948年12月9曰发表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的长篇回忆《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等文，就更接近“书趣”。
作为单篇文章的《中国人与中国文》，是作者1940年4月24日在昆明广播电台的讲演稿。讲演一开头，便文人气十足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作这一国的国民话有点严厉，但讲演一步步地走到了具体落实“最低限度的修养”标准时，却异常令人乐于接受：“所以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的，有条有理的，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的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或许这就是饱学之士的深入浅出，是平民教育家的口气。
《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是罗常培自己相当看重的讲演，不仅1942年7月1日在昆明广播电台用中文讲，1945年在美国大学又将此稿译为英文，充作：eyeViewofChineeieraure（中国文学鸟瞰）的第二讲，在美国讲坛用英文讲演。这回的英语演讲，共有八讲，除上述第二讲，另七讲为：传统的文学定义、说理文学的顶点（即诸子）、中国文学史上的保守派与革新派、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的现在与将来、英译中国文学谪史以及书目。当然，这份讲稿，也是谈书的，是真正的“书趣”文字。
依罗常培个人自评，他的英语讲演《中国文学鸟瞰》只能算“常识的叙述”，见之于1945年8月9日罗常培四十七岁生日时致胡适的信，但通观《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它是经过了细心梳理后的通俗表达。
《从文艺晚会说起》，是一篇杂感，学者的感受不像纯创作家那般偏颇、冲动，真有些公论在里面。如照我看，新文艺的前途倒不在乎标榜什么主义，却在今曰的作家觉悟到以往的缺陷所在，认真去弥补这种缺陷，并且注意到未来的创造。”又如：“国文不通而专念西洋文学，结果和不懂西洋文学，墨守着中国文学‘遗产’而高谈建设新文艺的人们同样没有前途。”再如：“作家的下乡或入伍是很必要的，圈在后方将被炸掉的象牙塔里描写抗战，那和从前坐在上海租界洋房里的沙发上谈普罗文学同样滑稽可笑！”用现今流行的话来说，作为个体学者的罗常培与当年视为伟大号召的言论在思想上保持了惊人的高度一致。
其余的几篇就比较带有语言学、文字学的专业色彩，但罗常培太熟也太爱自己的专业，他能把看似枯燥的道理说得富于情感。这本《中国人与中国文》，在叙事说理的过程中，自然地涉及到一些文人、作家、学者的言行，现在返顾当时的情景，真怀念那个看重文化的年代……
赵元任、林语堂当年已是大家、名流1933年，三十刚出头的罗常培在南京广播电台讲课，赵林二位均在北京收听，听后还谈了看法。1931年，罗常培与陈寅格在翠湖散步，战乱似乎没有危及他们，他们还悠然边散步边设想“中国文学系”的办学问题。不像当今，随便一个什么“方案”，都可以祸及文化人，让身负文化传承重任的文化人为自身生存担忧，更不用说诸如职称、住房之类俗务的剿围了，
罗常培的《中国人与中国文》这本小册子，著述于战乱年代，也出版于战乱年代。据作者《自序》井，朱自清、叶圣陶对此书出版“都予以不少的助力”，这又是一段文坛佳话。可惜，我没有找到朱自清、叶圣陶两人当年的相应记载……
写于昆明和成都的《经典常谈》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在此校任教的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1940年上学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离开了学校临时校址所在地的云南昆明，于这年的8月4日到达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巳搬至此处的家：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这座小尼庵内的那三间小瓦房被叶圣陶称为“望江楼对面朱先生的寓所”。
这三间小瓦房的“朱先生的寓所”曾迎接过不少同事和朋友，李长之就是其中一位。李长之在《杂忆佩弦先生》一文中说他“二十九年”到成都见到朱自清时，“适逢朱先生休假”，“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朱先生的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
李长之见到的坐在“摆着《十三经注疏》”桌旁的朱自清的时间大约为1940年11月上旬或中旬，这时朱自清正修订从昆明带来的一叠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文稿。叶圣陶1940年11月20曰的曰记所载“乘车至佩弦所，观其所作《古典常谈》稿数篇”证实了《经典常谈》的初稿《古典常谈》的修订和补写工作着手于朱自清回成都家中大体安顿好家务琐事以后的这年11月前后。这时节，朱自清夫人刚产过小孩，尚不能起床；朱自清的儿女又多，大一点的均在校读书。作为学者、散文家和教授的朱自清真是学问、家务两不误，照顾家眷的同时仍从事着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