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1941年10月8日离开成都的，他顺岷江而下，途经乐山、宜宾、泸州、叙永等地，11月初抵达昆明。休假期间，朱自清巳在成都家中基本完成了《古典常谈》的修订补写，有近八万字。到昆明后，料理完杂务，朱自清又对全稿进一步润色。1942年1月的28、29和30日他都在“校正”《古典常谈》，1月31日开始写序，2月2曰写毕。2月3曰，朱自清步行一大段难行的马路，从他的住处走到杨振声的住处，把全部《古典常谈》稿包括序和正文都交给杨振声。杨振声建议把书名改为《经典常谈》，朱自清没有立即同意。但在归途中经过考虑，朱自清认可了杨振声所拟的书名。
何以提到朱自清《经典常谈》总要说到杨振声呢？查朱自清曰记，1938年9月21日载曰：“下午访沈及今甫，定教科书目录。”日记中“沈”即沈从文、“今甫”就是杨振声/‘定教科书目录”即商定“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教科书具体内容》这回是编写一本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写作任务由朱自清担任。
说干就干，四十岁刚出头的朱自清次日便在沈从文家中写《诗经第四》，第五天写《三礼第五》，第七天开始写《春秋三传第六》。然而，毕竟不是专业写作，加之战乱中的昆明也不是一个让人可以静心做学问的处所。朱自清这部书稿的写作断断续续拖到1942年1月10日，他才最后下决心结束写作。这一天是星期六，朱自清在曰记中写道近来，我必须写完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古典常谈》，并为之写序《经典常谈》全部书稿交给杨振声后，朱自清日记有三个多月没有关于《经典常谈》的记录。直到1942年5月14日，日记上才写道下午至图书馆研究《经典常谈》中之两问题。看来须加校正。”这儿的记录，曾有人怀疑朱自清巳见到《经典常谈》样书，其实，这是讲书稿在出版审稿过程中的事。“《经典常谈》中之两问题”可能由杨振声提出，也可能是承印《经典常谈》的出版社负责编校的人提出的。朱自清开初以为他是对的，可是“至图书馆研究”后，才发觉自己不对看来须加校正”。
经过“校正”后的《经典常谈》是什么时候由哪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呢？朱自清的学生季镇淮1950年和1951年编制了一份被公认为可信的《朱自清先生年谱》，把《经典常谈》的出书时间列在1946年5月，在这年“5月3曰”下有同月，《经典常谈》一书印行（文光书店）。”此说完全失实，但几乎截至现在的所有关于《经典常谈》的初版介绍都袭用此说。
1942年2月初朱自清就为《经典常谈》写了序，何以一本七八万字绝不触犯时政的知识小册子要拖四年多，在1946年5月才印出来呢？《经典常谈》是“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下任务让朱自清写的，在约稿之前，主事人之一的杨振声早巳想定了在什么地方排印，而且要赶在下半年开学之前出书，以便让各中学订购用作参考教材。
既然是“教育部”正式指定的学校参考教材，当然要找一家“正规”一点的出版社。于是，《经典常谈》交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发行。“国民图书出版社”是国民党中宣部控制的以出版发行宣传国民党的书刊为主的出版社，1940年7月在浙江金华创办，后又在重庆建立。该出版社的经营模式为公私集股。当年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出版社只有六家，“国民图书出版社”即为其一，另五家是“独立出版社”、“正中书局”、“青年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拔提书店”。
距《经典常谈》版权页所示初版时间“1942年8月”九个月之后，在1943年5月20曰的曰记里，朱自清记道下午到邮局取《经典常谈》并稿费二百元。”隔了一天，22日的日记里记道上午访今甫，赠以《经典常谈》。下午访端升。赠梦家以《经典常谈》。”是不是初版《经典常谈》因故延缓了出版呢？从朱自清一收到样‘书就立即送给“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的杨振声和“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
的陈梦家的行为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或许由于“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印行的《经典常谈》并未马上热销于中学生读者群，朱自清的友人，也是大教育家的叶圣陶才在1943年秋季开学之前连写两篇鼓吹文章，大力宣传此书是中学生和中学教师的必备书。
叶圣陶的两篇文章分别题为《读《经典常谈》和《介绍《经典常谈》》，前者发表于销量颇为可观的1943年8月5曰出刊的第六十六期《中学生》，后者发表于专供教师阅读的《国文杂志》。
发表于《中学生》杂志上的《读《经典常谈，直署“圣陶”，号召力之大就不用说了。而且叶圣陶的两篇文章篇幅都不短，语气又肯定，大有“不读《经典常谈》，就过不了考试关”、“不读《经典常谈》，就当不好国文教师”的意味，所以产生了促销作用。叶圣陶对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真可谓呵护备至，如前所叙，朱自清在成都修订时，叶圣陶就读了几章手稿。1943年6月26日叶圣陶日记上载曰作百三号书致伯祥，附佩弦之《经典常谈》三十面，以后次第分寄之。”为了让友人及早读到，叶圣陶把刚弄到的一本拆散，当作信“次第分寄”。这“分寄”给“伯祥”的《经典常谈》自然是“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真正的初版本。
联系刚引录过的朱自清1943年5月20日的曰记所载“下午到邮局取《经典常谈》并稿费二百元”和叶圣陶1943年6月26日的日记，可初步判定《经典常谈》在“国民图书出版社”的初版实际见书时间为1943年5月《经典常谈》在“国民图书出版社”只印了一版，因为见样书不到两年，朱自清在1945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就写道：“李君谓签订重版《经典常谈》合同之公司撤销了合同。彼建议佘将书取出重印。”次日，朱自清便“访黎东方，就《经典常谈》问题进行商谈”。收回版权后过了将近五个月，社址移至重庆的“文光书店”接受了《经典常谈》，
8月24日上午朱自清“校正”此书。1946年4月15曰和26曰的朱自清日记分别出现“文光书店”和“文光”，当是去信催问出书情况。
1946年5月，《经典常谈》在“文光书店”重版发行。“文光书店”一直是“皮包书店”，但因为该书店完全依靠名家、大家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出版内行帮忙荐稿、审稿，故这家小小的出版社却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经典常谈》无疑是叶圣陶推荐给该书店并由叶圣陶亲任编校工作的。店小人少，负担就轻，作者和应邀帮忙审稿的人都可多得一点实惠，故《经典常谈》交给“文光书店”后，就再没有转到别处去印。
《经典常谈》在文光书店一共印了几版？按1990年7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六卷卷末朱乔森作于1989年10月的《编后记》，说是到1947年10月，“文光书店巳经出到第三版”。朱乔森并说紧接“文光书店”第三版的便是1980年的三联书店“新版”朱乔森是朱自清的哲嗣，他手头仅有“文光书店”的“第三版”，
当然只能这样讲。我有幸购存了1950年1月“文光书店”在上海印的“五版”，版权页框外右下载有“1一6500”，按当年一般的印量，
一次不会印这么多。同时“五版”印量的起数不该是“1”，而应是“四版”累计数。当然，1950年1月，中国的局面基本趋向是大一统，说不定真有这么多订数呢。
《经典常谈》“五版”发行时，朱自清已去世快两年估计《经典常谈》在“文光书店”还会重版，因为一直到1954年该书店才与同业五家私营书店合并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不久又并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即现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
文光书店“五版”《经典常谈》与该书店本书初版页码一致，正三十二开。也就是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不同。封面竖向左三分之一略大一点的地方是书名，大大方方的四个手写艺术字“经典常谈”，书名下右是二号宋体字“朱自清著”；左三分之二略小一点，为装饰性质的图案，橘黄色满底，飞白出一组线条画，有甲古文、汉砖车马、古币等等，这个封面，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特色，简朴、耐看，与书的内容融为一体《经典常谈》除了1980年9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条三十二开和1998年9月又改排为正三十二开的书前增排叶圣陶作于1980年4月9日的《重印《经典常谈》序》的新印本外，还有列入“蓬莱阁丛书”的由钱伯城予以“导读”的去掉叶圣陶序的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印附有朱自清《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一文的大三十二开也是平装的版本。之前，还有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1月的重排本，估计香港还会有人翻印，台湾也会有。
按照叶圣陶在朱自清刚去世那年的怀念文章中的说法，使朱自清在文学界“走红”的《匆匆》、《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那么像《经典常谈》这类谈学问的随笔文字其实该是代表朱自清的主要特色的奉献，也像叶圣陶讲的，是“极有用处”的好书。
朱自清甚至在临死前二十天答复来信询问“怎样教学生学习国文”的南克敬时，仍把《经典常谈》列为五部“必读书”的第三部，而且特意点明是“文光”版即文光书店印行的版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即1946年至1947年，或可再稍稍挪后三四年，到1952年春，一部约二十二万字的丁玲著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着手创作到获得当时在中国被视为重大荣誉的“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的六七年间，有关这部作品的论争在中国共产党上层人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部门主要负责人中持续进行着。由于这种论争不见于报章杂志，所以一直未引起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的注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前，论争集中在这部作品是否值得出版的写作《木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的丁玲。
问题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论争转移到这部作品是否优秀的问题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的争论
1955年3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丁玲的《生活、思想与人物》，此文系丁玲这年2月上、中旬间在北京举行的各地电影剧作家、导演、演员参加的会议上的演讲。在《生活、思想与人物》中丁玲不经意向我们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47年8月写至第五十四章（全书共五十八章）时，丁玲将全部誊清稿送呈周扬审阅，却被“批评”的事。丁玲说一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经了解，丁玲所讲的“一次会议”即1947年10月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土地会议，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毫无疑问，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五十四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或由周扬等人代笔写入了彭真的报告中。
周扬最早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当时没有形成文字。查丁玲1948年6月26曰的日记才知道：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原则问题”即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有了这两条来自华北文化、文艺主管负责人的“鉴定”，一部作品当然在华北就很难问世了。直到1948年6月26日，周扬仍不断地在背后努力阻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而且周扬向胡乔木谈了，弄得胡乔木也表示要亲自审读。到胡乔木来条子要看稿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书，事实上已成定势。我们来看丁玲这边催促作品出版的进度，这是1948年6月的事一14曰，丁玲告诉周扬，她已把从周扬处索回的前五十四章《太阳照在桑千河上》根据各方意见通改了一次，并“突击完工”了最末四章。但周扬对丁玲创作非常冷淡，仍劝丁玲到他手下做文艺行政工作即所谓“文委的工作”。
15曰，黄昏时丁玲在去东柏坡的“妇委”的路途中，遇毛泽东和江青。丁玲不失时机地讲了她把全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已带来的事。毛泽东答应要读小说原稿，江青也随声附和表示要读。后又见到周恩来，丁玲应周恩来之请又详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内容。足见周扬反对丁玲长篇小说出版的事，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上层领导人中巳是人人皆知了。
16曰，估计是因为毛泽东说要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稿，丁玲便将稿子交给胡乔木，丁玲希望如在政策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愿出版胡乔木承认文艺上“现在有偏的情况”并表示小说稿“不一定要看”意思是“先出版有问题可以将来讨论”。胡乔木巳经在替丁玲一方和周扬一方做调解工作了，使对立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
17日，丁玲晚饭后到萧三处，又到艾思奇处。在叙旧的同时，丁玲免不了要重点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受阻的事，
19日，丁玲与周恩来“谈了一夜”，当周恩来谈及“文委由周扬暂兼”时，丁玲感慨地想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文化圈内的人都知道，这儿丁玲所谓的“石头”就是指周扬。在丁玲心目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受阻，便是周场这“石头”阻梗所致。
20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摆在胡乔木处，没有人看。丁玲找艾思奇，请他先行审读。江青也来看丁玲，告诉说要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
23曰，艾思奇读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陈伯达讲可以出版。陈伯达立即来看望正生着病发高烧的丁玲，通报了这一好消息。这是上午的事。不料下午，风云突变胡乔木派人送来条子，改口说“俟看后出版”丁玲心里当然清楚：一方面说明胡乔木对丁玲自述长篇的情况不够相信，另一方面胡乔木又对周扬关于丁玲长篇的评价太相信。
丁玲有些灰心丧气，她在这一天即23日的日记中写道广总之，我不能再管了，出版不出版靠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