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详，大坦适
1991年新春防巴金
1990年底和1991年初在上海小住，访问巴老当然是我必要的活动。元旦那天，未敢去扰；2日下午3时半，我从钱君甸先生家里与巴老通了电话，巴老让我马上就可以去。从钱先生家里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武康路巴老住处。在熟悉的绿色铁大门前，我伸手按令安璽在右旁门框内的电铃，一位中年女性来开门。不是李小林，大慨是巴老的一位亲羼吧？
进门走过院子，在楼房底层门外，从破璃门窗望去，巴老已端坐在他常坐的那张靠墙角的木靠背埼上，面前是一张窄小的写字桌，巴老的文稿和书信可能就写于这桌上。这是摆有一圈沙发的会客间，也就是在巴老《随想录》里曾多次出现过的那个“铺有毯子的房间”，地毯是红色的，
巴老已无力像我以前见他时那样自己站起来，他坐在那里，右手臂努力做出幅度极小的欢迎表示。目睹这情势，我眼眶湿润，快步奔向巴老，同他轻轻地握了手，乘便坐在距他最近的沙发扶手上。
仍是那智慧的思索型宽大前额，仍是那根根挺拔向上的满头银发。我眼前的巴金，实构成一座宏讳雕塱，雕塑通体鲜明地透示着一个主題，即“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之后的大安详，大坦适》
我望着巴老，想：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巴老这一代的作家，有多少人在晚年能有幸享受这大安详，大坦适的？一位早我中国新文学史册的对40年代诗坛頰有实绩奉献的知名作家，在其晚年特别是去世前几年不敢见熟人，一见到同事、旧时部下等熟人，就抱头饮泣。因为这位知名作家曾自觉和不自觉地伤害了不少文化人，他晚年的痛哭或许是表达着悔不当初。
我问巴老的身体状况，巴老吃力地笑了：“还是那个老样子。”我指着我的耳朵，问他的听力怎样，他轻松地有点口吃地说：“可，可以。”
不知怎么，我们很快进入了关于巴老著作的讨论，说到那时刚上市的《讲真话的书》中关于《“文革”博物馆》一文存目的事时，巴老说开天窗不是我的意思，可能编者与出版社怕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当我谈到书的体例时，巴老说遺漏了好几篇，他着重提出《《冰心传》序》没编入。是的，这一鎢应该收入，也不难找，因为是《人民曰报》上发表的，剪报随手可得。巴老特意提出这一篇足见他对冰心的深厚情谊，巴老一直称冰心为“大姊”，冰心也一直称巴老为“弟其情其谊巳漾然无饰0后来重印第二版时，遵巴老之意，补入了（《冰心传》序》以及另外几文，但“存目”的那一篇仍旧存目，
时间真快，已过去了40多分钟，我抓紧时机向巴老汇报由我具体负责的“巴金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和组镐情况，巴老兴奋起来，他连着问我田一文看到他写的书没有？”巴老有所预枓，他的眼眶巳红润，我敏感到既要说明实情，又要控制情绪。这已成一个事件，1991年11月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有专文记栽，但巴老没见到那文聿，我只得口述一遍，巴老清晰地记得田一文老人从武汉来上海看他的啃形，可是巴老哪里知道，田一文这最后一次见巴老，仅仅为了一张与巴老的合影啊！便是《我忆巴金》封面上的那合影，试问：新一代作家，有多少人仅仅为一张照片而自费汉沪一个来回呢？
古风不存久矣！久矣！我怀念巴老们这一代作家的严谨之风，之格。
对我们的工作，巴老仔细听完后总是说由你们决定好了。”
正在这时，巴老的弟弟李济生济老先生健步进来，全不像74岁的人，那样生龙活虎，他，来几本香港盗印的巴老的旧版书，巴老淡淡地一螫，没有欣喜，也没有愤怒。济老畅谈了出版局势，尤其向我社“巴金研究系列丛书”贡献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临别前，我受《讲真话的书》责编之托，替他向巴老索一本签名本。巴老向外间叫人，让从楼上取一包书下来。取出一本书后，巴老嘱我，下他鼻梁上的眼镜，在靡页先写上责编姓名，接下去签署“巴金”及日期。手不像从前那样抖了，字也写得展开了些，只是手臂移动太困难。
我向巴老辞别，他点点头，代替了往常的送客到楼房门口的习惯。出门后顺手拉上楼房门，我回转头见巴老仍静静地坐在那里，仍然是在大安详、大坦适的气氛中，像是在等待。他等待什么呢？
走出绿色铁大门，在有些寒冷寂靜的大街上，低头看着手捧的刚由巴金签名的巨著《讲真话的书》，想到巴老的大无畏的言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这些真话有力地扫荡了假话、大话、空话成风的坏习尚，燃烧掉成千上万人的心上冻结的冰块。一位蔷名老作家在我的本上題辞：“争取多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位巴老的友人，在传播巴金精神。后来我得知这位老作家在中外各地给人題字，永远只写这两句。《讲莫话的书》一售而空，不就说明着中国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假话么？
巴老，你是不是在静待着这呢？
（1991年1月2日，写于上海谈家桥支路）
说真话，认真地活下去
当确切得知巴金老人自去年五月开始已经正式考虑他的遺嘱（因为巴老自己越来越感觉到来日无多了）的时候，我的心痉挛了好夂，突然有一种空旷感弥漫于脑际和眼前……但我马上记起巴金在《怀念丰先生》的末尾所说的一句名言与其在死后怀念他，不如在生前爱护他”。这话用在这里，按中国传统，有点不吉利，但却委实平息了我的惘然之心绪，于是，找出巴金玫乡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前不久重印的增补本《讲真话的书》，把这巨卷再重读一次。这些文章我都不止一次读过，这回的重温，含有一种抹不尽的苦痛感，因为我记起了一系列有关这本书的寧。
这部巨著的动议最先由我提出，那是1988年5月下旬的事，《巴金近作》（已出过四本的责任编辑退休了，当时拟出《巴金近作》箏五本，我不想沿老路子去编巴金的书。刚责编了巨垔《巴金年谱》，想把在编《巴金年谱》过程中对1976年后的由心灵優硬而逐渐复苏终至于舒屣自如的巴金形象的理解溶解入一部巴金著译全编，就写信给巴老，
巴老迅即作答，他在6月4日写给我一封长信，共谈了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后来定形为《讲真话的书》的，巴金说“我不赞成出《著译辑》之类。编辑我最近十年的文章出一个集子是可以的，不过用不着把译文也收入凑数。”
我便开始替编者（巴金的两位成都亲属）寻范已出版的《巴金近作》，以供其剪貼用。清晰地记得几种《巴金近作》全是在深巷黄昏时节才出现的地摊上拣得的，并一再叮嘱编者务必不要改动巴金原作，一些时过境迁的文字可以加注说明，如关于提及“英明领袖华主席”之类的字句，就可以用巴金后来的一封信中的话作注，这封信是1986年10月22日写给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巴金说“英明領袖~是加上去的，当时孓扣不行，现在照您的意见修改也可以，不然就用：……”或“X”代替，
但改成：伟大的人民”似乎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不符合当时的气氣，七八年我的思想还不钵解枝到邵蛘，
“七八年”当指1978年。巴老自己从未自许为马克思主义者，截至目前也没有见过把巴金视为马克思主义作家之论，然而巴金谈及关于自己作品的修改，却是真真正正的历史唯物论的。”
接到巴老1988年6月4日的信之笮的一二年内，我有过一次深刻体验人生之严峻的机会，也因此未能如我向巴老所表达之愿担当《讲真话的书》的责编。直到得到这书的样本，在上海巴金家中，才有机会再一次谈到这书的一些问題。巴老很宽容，他认为亏那么多钱出这么一大本永远也不可能嫌钱的书，出版社已是很不容易了。
《讲真话的书》上市后不久，上海一家报纸出现了一篇短评，大意是说书名更像是对一本书的评价。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一些自命不凡却又一辈子未写出一篇觖及读者心灵让读者记住其作品的“作家”和几十年未编辑出一本像祥的书的“编辑家”对《讲真话的书》的“评价”，他们口出？言，说这书名简直不像话，难道除这本书外都是讲假话的书么？
恃至1991年金秋时节，国际巴金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大会购置了《讲真话的书》，与会人员人手一册。凡研究巴金的人，对这本书中的文章都是读过多遍的，但这部巨著仍然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因是这部书本应全文收入的随想录之一四五《“文革”博物馆》却以“存目”处理，但却又与“存目”惯例相违，在这书的第1026页，满页只有顶端的篇名，白花花地全空着。与会国内外专家纷纷向唯一作为与会成员的隶属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我询问原因，我只能说：这不是巴老的意图。我看见几位有收藏癖好的中外专家把这页空白用作签名留念，他们请到会的饱受“文革”之苦的名人如胡风遗孀悔志以及日本、美国、朝鲜等外国巴金研究家们签字。一位日本朋友要我签字，我在她递过来的这书的这页空白上写道：
我当面问询过巴金先生，巴金说开天窗不是他的意思。
那么，是谁的意思呢？我们只得再学学巴金的榜样，宽容一些的好，不去寻根刨底了；即便弄出个水落石现，又能对谁怎么样呢？巴金，在时下的舆论里，其重要性远远没有被认清。这部《讲真话的书》，1990年9月仅以2000册的低印数开机，次年1月加印8000册，权威报刊上至今也未出现对这部有益于国家的大书的评赞。相反地，巴金所痛加鞭笞的假话、大话、空话、谦话甚至谣言仍未引起人们的高度眷惕，有害于国家的假话、空话等在一些出版物上仍不难找见。讲真话，“讲真话”的书，具体到这部厚达2000页的《讲真话的书，为什么其命运这样艰难呢？
我着重重温了这书中巴老五篇谈“真话”的文章即《说真话再论说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然后综合起来，原来巴金从讲莫话的对立面假话、空话、谎话等入手，剖析了真话讲之不易，是因为假话、空话、谎话等这些真话的敌人正是自己不想讲寘话、自己不敢讲真话和不准别人讲真话的人的生存手段：“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讲真话的书》第492页）、“有人靠说漢度日”（（讲真话的书》第497页），这是多么可怜的生存手段啊！
面对这局面，一向温柔、宽厚并以名著《家》、《春》、《秋》和《憩园》、《寒夜》所体现对人的命运持溫柔、宽翠态度的巴金老人，不得不作鉀子吼了，他说他“实在憋不住了”才“大喊”起来：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我时时在想，这印了两次才达一万册的巨著《讲真话的书》，究竟它能发挥多大作用呢？难道真像巳故大学者王瑶先生创造的名言所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吗？
邮寄《《无题集》后记》给香港《文汇报》副刊时，巴金附了一封给该副刊主编曾敏之先生的信，信中说广《随想录》出齐我就搁笔了，我实在疲劳”。
眼下，《讲真话的书》的作者，不仅仅是“实在疲劳”；他，巳进入考虑遗嘱的阶段，要……要考虑离我……们而……而去的事了！他巳用颤抖的老人之手握着一支顏抖的笔，蘸着从心胸内淌流的血，写下一百多万字专讲真话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一部分就是《讲真话的书》，还有不少未收入该书的书信。巴金老人一动手写《随想录》，就是作为遗嘱来写的，他说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这话是1979年8月份讲的，十三个年头过去，巴金老人要写真正意义上的遺嘱了。他会写些什么呢？家产么、存款么、子女安置么，我想这些恐怕都不在内，为巴金最丰富的财产：书，已陆续送得差不多了；存款，众所周知，也是万、几十万地捐办了文学馆等；子女”门各有所成了……
巴金老人会写些什么作为狭义的遺嘱留给我们呢？我翻找到他1986年7月26曰写给我的信，是谈他的书信刪节问題的，他说：
我在有些旧信中作了些刪节，请照办。过去写信时骂过人，议论过事，并不都是自己对，即使是自己不错，我也不懕多伤害别人。我估计五年后可出全蜒本书信集，那时我大慨闭上了眼睛，不需要作刪节了，看！巴老才是真正的人生洒脱，池才真正看穿了一切。有人曾断言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个人的全部文字可以不作任何刪节地印行全集：但我觉得，“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讲真话的书》第702页）的巴金，他的文宇，只要没有巴金本人以外的干扰，也可以一字不删、一字不改地印行全藥！
话再回到巴金遣嘱，他将遗留什么来磷咐我们，嘱咐包括“靠说假话起家”和“靠说谎度日”的人1门，以及我们这些注定后死于巴金的大家呢？《讲真话的书》是一大部遗嘱，我们实在诔下个决心破费十九元五角钱，买一部这书，存放于案头，再设法把“存目”的那一篇文章复印或抄录保存，一并研究研究生活的态度和方式：
是靠说真话认真地活下去呢，还是靠说假话、空话、道话维持可怜的生存呢？
话说《“文革”博物馆》“存目”
在我们国家某一阶段不够正常的社会气氛中，往往会派生出一神怪现象：无法查清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被查询的各方，都有许多的堂皇论据支撑着当时所以不得不那样做的论点，甚至说当时那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虽然如今证实是“不一定全部正确”（他们只肯用这类分量极轻的宇眼）了。
举世瞩目的中国文化巨人巴金，自从终于挣税了“文革”的灾难性迫害之后，他一直被中外人士友菩地尊为“中华民族的良知”。这个称誉不是得之于巴金的官衔，也不是得之于上头下达的行政性命令，全然得之于巴金老人1977年5月以后的实际奉献：150篇，隨恝录”和另外巳公开发表了的百来篇或书信或杂感或序跋的多种文体的作品作为一位八十高龄的疾病绳身而且心身备受蹂躪的老人，巴金确乎完全忘掉了自身的安危，为了民族不再被折腾、为了人类不再有中国“文革”式的自我践踏之野，他费尽心血思考着本该由整卜民族共同思索的方方面面的大问题，重要代表性作品《“文革”博物馆》就是这类思索的结晶之一。
然而，由巴金故乡的专业出版社于1990年9月初舨、1991年5月再版的巨著巴金（讲真话的书》却将《“文革”博物馆》抽弃而以“存目”代之，在上述两次印本的苐1026页，除了标題，鲵是全页空白。距该书初版至今已有两年多，离再版也有一年半了，而当年在北京几大报章上围剿对《隨想录》的评论稍有异议的一青年学者的那些勇士们，面对这么重大的削事件，他们好像郝听从了亨特警官的叮嘱：享受着保持沉默的权利。一沉默便是两年，任《讲真话的书》第1026页以一片空白呈示着巴金的原本沉甸甸的思索。
或许，他们摸清了底细，这次“存目”事件肯定大有来头，动它不得，远不像指斥一个没有反抗力、没有背景的青年学者那样毫无后患。这正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敲打的民族劣根性之一：看风向行事、按长官意志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