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总共出了多少期？有没有人正设法集齐整套刊物来专题考察研究……从间接的材料知道《幸福》1949年3月印行了第二十六期。后面还出版了几期，待查。即便《幸福》只出了二十六期，总字数累计也有二三百万，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份不该被忽略的贡献。细细爬梳整套《幸福》，可以发掘不少东西，如第二十四期上登载的郁达夫作于1935年7月17曰的文章，不仅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没有编入，连1997年新印的巨卷郁达夫年谱长编也没有篇目的登录，无疑是一篇郁达夫的佚文。
《幸福》的主编者沈寂如果健在，也才七十岁出头，他写了关于《幸福》的办刊、组编工作的回忆录吗？鲁迅写绐史济行的信，是史济行送来的吗？原件现还存留人世吗？郁达夫的文章被人保存了十多年，保存人“钱君”是钱杏邨还是钱君甸，或是别的姓钱的人？交来的郁文是郁达夫原迹还是手抄副本？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幸福》绐沈寂在“反右”以及“文革”期间带来的只能是痛苦，当时是以什么名目“批判”《幸福》的……等等等等，都值得探究。
大刊、名刊固然应该研究，但扎扎实实一出就是几十期的小刊物如《幸福》，也不应视而不见。《幸福》上的文学内容，当然是新文学的“家底”，只有先弄清我们新文学的“家底深一层的研究才会显得更牢靠。
第二十四期《幸福》与鲁迅
标示为“小说专号”的第二十四期《幸福》刊有两幅以鲁迅为题材的木刻作品。目录之后的扉页是占了三分之二地位的钱召作《老人击狗图》，画面上身着长袍的鲁迅肩持牛角猎哨，双手有力地握着一柄利剑，正剌向一匹摇尾乞求怜悯的狗。无疑，这幅作品传达的是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反复申说的凡是狗包括叭儿狗、乏走狗、落水狗等等均在被打之列的旨意。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编者沈寂把这件主题鲜明、感情激烈的美术作品置于卷首，足见他对鲁迅的尊敬和挚爱。这幅《老人击狗图》的作者对鲁迅形象的把握相当准确而又生动，连鲁迅的个头一米五六也被反映得如见其人。
另一幅木刻作品是米启郎作的《跳出高墙》，鲁迅手持熊熊燃烧的火把，一群人正从黑暗的牢狱中越出高墙跳向火把所耀照着的光明处。读者自然地回忆起鲁迅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论述。
米启郎用具备动态感（燃得很旺的火把、正跳出高墙的人们以及随时准备带领人们向前行进的鲁迅）的画面，向我们展示了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
《幸福》的编者在这本仅仅一百三十个页码的期刊中，精心选用的钱召和米启郎的作品，实属有意为之。
除了这两幅以鲁迅形象为内容的木刻作品外，本期《幸福》还首刊了一封鲁迅书信手迹，在目录中写成“书简……鲁迅”，页码注明是第十六页，其实是插页，不在编码之列，是插在第十六页和第十七页之间，很精美的重磅铜版纸，手迹的四周用了艺术装饰，是不规则的橘黄色边框，粗细相间，颇雅。手迹内容如下：
见寄两信，均收到了。有人讲，‘新文学”，原也好的，但还是钞“旧”的《语丝》，却更不好，而且可笑，《语丝》并不停刊。我与艺大，毫无关系。去做教务长的谣言，这里也有。我想，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
据间接资料，这封鲁迅书信曾以铅排形式刊发于1947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创世》半月刊第五期，有“天行先生”的抬头。天行，即史济行。同一期《创世》，史济行用“史天行”的笔名写有《我所知道的鲁迅翁》，从文题上看不出他对鲁迅有什么恶意，可惜读不到这篇注定有点内容的史文，导致这封不足百字的鲁迅书信没法全部读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这信只避难就易地简注了“史济行”和“艺大”。我试着读一下。
鲁迅所说“有人讲‘新文学’”，可能指史济行和王任叔等折腾了好几年才印出的《新文学》，编者自称“月刊”，创刊号1935年4月出版，5月出版第二期；以后还出没出，待查。史济行给鲁迅连写“两信”，除了通报宁波有关鲁迅的传言外，便大谈史氏自己设想筹备中的《新文学》，并表示这个《新文学》要继承《语丝》的传统，这才引出鲁迅的“但还是钞‘旧’的《语丝》，却更不好，而且可笑”，因为“《语丝》并不停刊”。《语丝》1930年3月在上海停办，鲁迅的这封信写于这之前是可以定下来的；鲁迅曰记1929年2月21日项下就有“午后复……史济行……信”，便指这一封信。
鲁迅把宁波流传的他到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去做教务长”斥之为“谣言”，并说“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展开述说此事，颇费口舌，要涉及一串人事。因而，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注家们终于实施了“不予以注释”的稳妥方案。
“他们有意散布”鲁迅到“艺大”做教务长的“谣言在1928年4月20曰鲁迅写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已有反映，此文鲁迅讥刺创造社成员大都“在艺术大学里兼有一只饭碗”。可以推知，在鲁迅心目中，“他们”就是部分已任职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长有“创造脸”的人。至于“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表述了鲁迅自己的得意心绪，他认为“谣言”传播他将去做教务长，“青年”们便会纷纷报名投读，“艺大”的生源就多起来，“兼有一只饭碗”的创造社成员收入也会渐丰。一年前鲁迅与创造社论争，当时所生的闷气，写信时仍没有消完。
给鲁迅通报的同时，史济行还给郁达夫写了同样内容的信。郁达夫1929年2月21日复答史济行的信，正可移来作鲁迅上信末节的注文：
我的将去艺大教书的谣言，我自己也有所听到3打听了一下这谣言的出处，才明白了一切。原来这谣言的来源有两处：一、当然是周某想骗钱欺人而造的；二、也是创造社一派人想破坏我的名誉而造的。
郁信中所提及的“周某”即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创办人之一周勤豪。
鲁迅和郁达夫，两个人都把矛头对准了创造社，前者是一贯如此，后者是脱离了创造社当然也闷了一肚皮气。其实，将“艺大”与创造社这个团体联系到一块儿来指斥，有失公道。正巧“艺大”刚成立那时，创造社头领之一郭沫若留下了日记。摘抄有关片断，供了解情况用。
1928年1月26日：“王独昏来，甚慌张不定。谈及C某要找他去当艺术大学（？）的委员，他颇得意，不知C某滑头，乃在利用创造社而已。独昏的虚荣心真比女人还要厉害。”
1928年2月1日伯奇亦来，言独昏终竟做了野鸡大学的野鸡委员。这是他个人的事，只要不用创造社名义，我并不反对。”
1928年2月5日：“在壁炉前为他们谈说南昌八一革命。仿吾，伯奇，彭康，朱盘，乃超均在。独昏未见，听说应了C某的招去开会去了。奇妙的是大家都赞成独昏就聘，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占领一个机关。我觉得有点好笑，不过也好，所谓‘娱情聊胜无’也。”
郭沫若日记中的王独清用了朋友间的戏称“独昏”、“C某”即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创始人之一陈抱一。
鲁迅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有没有关系呢？他的曰记留下了确凿的记载：1928年2月20曰“晚陈抱一招饮，不赴”；1928年2月21日“午陈抱一招饮于大东旅社，往而寻之不得”。人文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对上录两天的曰记未加注释。将鲁迅日记与郭沫若曰记对照阅读，能这样说：任职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鲁迅接到了正式通知，陈抱一这位画家在筹备工作完成后，礼待鲁迅，一邀再邀，鲁迅第二次赴约，很可能是动了应聘之心。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对“大东旅社”不熟，以至于“往而寻之不得”。待“艺大”事成一年多后，校方再聘鲁迅任要职，更多的还是出于主事者的敬诚；或许真如创造社要员们一年多前预言的“利用这个机会来占领一个机关”巳成定局，才引起鲁迅对史济行复信时的愤激之论。
上述全是往事旧话了。“史济行”，在上一辈鲁迅研究家的心目中，是一个十分可恶的人物。我晚了些时，没法再无条件地带上这种感情色彩去论说。我东翻西找，想看一些原始的材料，至少《史济行和鲁迅》这个题目，我做来就要全解剖。到了1949年，还保存着鲁迅二十年前的书信原件，这里面多少有一点崇敬吧？上一辈人的事，丰富得完全达到了复杂的程度。评论、斥说，在我看来都不太重要，要紧的是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细节弄个明白，如以上对鲁迅书信的解读就得由知情者予以继续实证。还有，钱召、米启郎二位还有多少以鲁迅为题材的木刻作品，亦有待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