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九个人，只有张维棋、程仰之、陈学乾较为陌生。张维棋，诗人、小说家，他的文字生涯最该让人们记住的是他诗中“语丝”一词被用作文学社团及其同人刊物之名；程仰之，是汪静之的安徽绩溪老乡，文学成绩不太显著；陈学乾，浙江萧山人，写诗。这三位均系二十世纪头前排左起：刘延陵、张维祺、汪静之、朱自清后排左起：潘漢华、陈范予、程仰之、冯雪峰、陈学乾两三年出生的人，合影的那时大都在杭州读书，或中学、或师范。
合影九人之中有两位老师，即刘延陵、朱自清。朱自清和学生们的年岁差不多，也就大两三岁吧；刘延陵生于1894年，他比朱自清长四岁。用一般的概念来说，其实都是一代人。看合影中汪静之跷着二郎腿的神气，他们都是视师为友和视生为友的一群。
判定合影的准确年份，应该不困难，只要从九人中若干人当年的记录证实即可。但，中国新文学研究最缺乏的，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巳成大家名家的冯雪蜂、汪静之、刘延陵均无年谱，有年谱的朱自清偏偏1921年6月30曰、1922年6月30曰、1923年6月30曰项下缺登。陈范予曰记也没有存留下这两天的，倒是《陈范予日记》
书末所附简要年谱1921年项下有“6月：担任《曲江工潮》主编，与周香雅结婚”。大体可排除合影于1921年说。
《朱自清全集》第八卷的主事者之所以只注年份，因为他们知道六七月份正是朱自清携家眷回扬州的时候；加之“晨光社”这年下半年才酝酿，到“双十节”即10月10曰才宣告成立。联系陈范予行止，合影绝不会摄于1921年6月30日。
那么，陈早春、万家骥合著《冯雪峰评传》所持“1922年6月30日”之说站得住脚么？找不到直接的有力材料，倒是在俞平伯诗中发现了写于1922年6月30曰的《小诗呈佩弦》俞平伯与朱自清，都不是慌慌张张的那种性情急躁之人；兪平伯也不会先写一首诗，再把朱自清喊来，朱自清拿了就走。俞诗云微倦的人，微红的脸，微温的风色，在微茫的街灯影里过去了表明在俞平伯告别杭州赴美之前，朱自清特在俞宅欢聚畅谈，朱自清流露了生之不易的感慨，才导致俞平伯在夜暮降临后送走朱自清时，看着其背影，称他为“微倦的人”。
还有，晨光社的成员大都是孛生，只有学校不上课的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方能聚齐七个人，而1922年6月30曰是星期五。
剩下的1923年6月30日刚好是星期六周六下午即便有课，也多为自习。由于没有了发表作品的固定园地，据有关人员回忆，晨光社附在某报的半版文学周刊《晨光》仅维持1922年下半年到次年春天止，故晨光社实际已经不存在。但青年时期是看重友情的时段，当朱自清要赴老家度暑假、假后要去南京，七个曾经是晨光社成员的学生相约，把尚在杭州的原晨光社顾问刘延陵和朱自清一并请出来，摄影留念，当属情理之中。另一位顾问叶圣陶此时在上海，故合影中没有他。
可以推定出当天的情景：如果不是放了暑假，就是原先相约，午饭前，也就是上完上午课后，在一个指定地点九人聚齐，先由七个学生“凑份子”请刘延陵、朱自清吃午饭，饭后去照相馆摄影，再去游玩叙谈。这一次摄影，对晨光社之所以重要，除了朱自清要离开杭州之外，巳知的还有陈范予也要离开杭州，因为他完成了浙一师的学业，要去慈溪任教，张维褀也要去上海大学深造。九个人都怀着依依惜别之心情，来对待这次聚会。
被保存下来的晨光社成员合影除了上述九人照之外，还有一帧六人照。六人照合影存汪静之处，他曾向人出示过，六人分别为叶圣陶、朱自清、汪静之、程仰之、胡冠英和曹珮声。叶圣陶、朱自清为顾问，其他四人均为安徽绩溪同乡。不知汪静之身后这张极有可能是惟一的珍贵照片到了何处？我希望设法将它翻拍公开发表，否则，一有闪失，又失去一件文物……
1991年3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孝全《朱自清传》第四十五页也提到晨光社成员合影，可惜作者未见照片，把九人照和六人照混起来叙述，还将程仰之误植为“程仰三”，引述冯雪峰关于晨光社的1957年3月回忆文字也有意扭曲史实，均不足为训。
“语丝”一词的来历
1951年9月新文艺出版社初版、1982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再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提到语丝社时，引用了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中的一段话，鲁迅讲到“语丝”一词的来源便是：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接下去，鲁迅说他不晓得“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这是缘于鲁迅“不在场”仅仅“听说”之故。由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使用广泛的指定教材，他对鲁迅的话不疑不核地引用，给人以“定论”的感觉这种“定论”的感觉，一是鲁迅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然；二是“中国现代文学”即“中国新文学”（一般简称为“新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的大权威王瑶学术上的地位使然；再就是这个关于“语丝”产生的说法相当有趣，人们乐意相信并为之义务传播。我就在大学课堂上亲耳听到过“先生”的津津乐道的讲授，依据自然是王瑶引述的鲁迅说法。
不仅仅是王瑶先生的对鲁迅文字的过录，也不仅仅是大学教授们的传讲，我甚至在香港七十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比较可信的小册子中找到了香港学者对鲁迅文字的生动扩写。这就是黄俊东《现代中国作家剪影》一书中的开卷之作《记孙伏园》，黄悛东谈及《语丝》命名时写道这个周刊的命名颇为有趣，有天他们一班人商讨用什么名称。有人提出在桌上任意取一本书，由一个人随便翻开一页，另一个人便瞎指一个字，把指到的字，作为刊物名称的第一个字，依法再找人指第二个字，结果就是指到了~语”广丝”两字，便称为“语丝”周刊《现代中国作家剪影》的作者黄俊东就是克亮，是香港熟悉中国新文学的严谨学者之一。他这小书1972年12月在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初版发行，1973年6月就再版了。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此书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作者扩写鲁迅，关于“语丝”来源一段文字当然随之“影响深远”。
其实，鲁迅的话本身就含有据传、猜测意味。
1987年第二期《出版史料》首次揭载了当时“在场”给语丝社命名之后的顾颉刚当日即1924年11月2曰的有关日记片断手迹，照录如下：
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夜饭而归。
伏园以晨报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
这则日记于“语丝”一词的来源有两方面的权威意义，即：“语丝”二字得自与俞平伯有关联的诗，定“语丝”为刊名和社团名由顾颉刚提出经到会者议决通过。但是，顾颉刚日记所讲“平伯诗”是刊在杂志上还是俞本人的诗文集中？曰记中没有明确表述，揭载者所写的短文也未及查证。随手翻阅手头积书，我又找得“在场”议决“语丝”的两位当事人的有关文字。
周作人即颐颉刚曰记中的“启明先生”，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之《语丝的成立》中写道：
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
仍是不确切，还与顾颉刚当天日记所载不一致，且明说“语丝”一词不在一块儿。
又一位“在场”的川岛即顾颉刚日记中的“廷谦”就是章廷谦，他写过《说说语丝》，发表在1962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文中说：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据说是谁隨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便是“语丝”这两个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都同意了》1981年第二期辽宁《鲁迅学刊》有陈漱渝《忆川岛先生》，文中记录作者采访川岛时，川岛对“语丝”来源的口头表述‘语丝’这两个字似通非通，似可解也不甚可解，是语丝社开成立会时从《我们的七月》这本杂志中随便翻点的，没有什么微官大义，大可不必去探微索隐川岛所讲“不必去探微索隐”，是因为他刚听陈漱渝说有人“考证”语丝社名来源有三：一是《三字经》中“蚕吐丝”，在蚕为“吐”、在人为“语”，于是有“语丝”一词；二是丝系极细之物，“语丝”含有人微言轻的意思；三是“语丝”取自《札记，缁衣》“王言如丝”的典故。真是越弄越复杂、越弄越“深刻”了……
川岛是见证人，可他把鲁迅的话记得太准了，在述说亲历史实时也没忘兼顾，但川岛上录两次的回忆与顾颉刚曰记颇有吻合之处。
周作人和川岛二位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加上顾颉刚的当天日记，虽未彻底回答“语丝”来源，但依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再作一番查核，可以有下述推淹。
一、“语丝”二字源于顾颉刚随身带去的多人合集《我们的七月》因为是在外面即川岛详述的在东安市场的开成互腐店开会，鲁迅所说的“任意取一本书”不成立。
二、顾颉刚日记说“语丝”取自“平伯诗”查年7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的《我们的七月》一书，共刊俞平伯诗三首即《鬼劫》、《赠》和《吴声恋歌十解》。后两首不含“语”、“丝”二字，只有刊于卷首的长篇剧诗《鬼劫》含有“语”和，‘丝”。该书第八第九页有一片秋云幻出旅。遥峰近岫玉丝丝。
是不是由“玉丝”联想到“语丝”？虽然该书第四十七页还有你奠如别打谎语，切切实实做些事情的好，但先用指头点出“丝”字，再翻过几十页，又用指头恰好点出一个“语”字，总觉得有些不合实情。而当事人的回忆，都是一种揣度口气，似乎都在努力与鲁迅的释说保持高度一致，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不得不想：总共七个人在场有目共睹发生的事，真就搞不明白了吗？其实，鲁迅释说“语丝”来源时，非常惹眼地用了一个“听说”，他本人在《不是信》一文中讲过：“我的文字中，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我们当然不能舍顾颉刚现场记录而相信鲁迅自己就不相信的“听说”。果真有“用指头点下去”就点出一个“语丝”的场面，此类趣事肯定要载入顾颉刚当天回家后写的日记。
语丝社成立不到半年时，《语丝》公布的十六位撰稿人之一章衣萍在他写于1925年4月21日的《柏克赫司特女士》一文第四节中说：
我们《语丝》周刊的“语丝”二字是从《我们的七月》的一首诗上随便翻着的。
依据章衣萍的明确提示，细细翻查《我们的七月》，终于在该书第一百五十页《小诗》二首之一中找到了：
伊底凝视
伊底哀泣，
伊底欢笑，
伊底长长的语丝，
一切伊底；
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故过去了。
“语丝”来源，至此有了结论！而且，顾颉刚日记中“平伯诗”应解为“平伯送我的《我们的七月》杂志中一首诗”。因为，《我们的七月》全部刊载作品均不署名；第二年同样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我们的六月》一书中才将作者姓名揭晓，含有“语丝”的《小诗》作者为张维褀，也就是说，“语丝”一词的版权归张维棋所有。
“语丝”的版权人张维祺
语丝社成立的当年，《语丝》周刊畅销的时段，关于“语丝”一词来源的传说，或许有传说者们各自心目中的企图比如，语丝社同人，当然希望把“语丝”的出现弄得越富于神秘色彩越好，这样，只会更益于《语丝》的发行。
也可以这样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即“五四”过后的那些年，火热的文化、文学运动使社团蜂拥、流派林立，人们实在也顾不上去细究其中一个社团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人们宁愿相信一些越传越玄的趣闻。
鲁迅在1929年年底写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将“语丝”来源载入文章，但他很明确地前冠一个独词句“听说”，巳表明他不负史实载录责任。可是，之后六七十年，鲁迅的话几乎没人敢不相信。现在终于可以将“语丝”源于张维棋作品一事弄明白。
然而，拥有“语丝”一词版权的张维祺，至今仍然默无声闻，与“语丝”这个响彻中国现代史的所指代的刊物、团体之巨大影响相比，形成强烈对照。查阅过五十多部专业工具书和相关著作，都找不到对张维褀的介绍，仅仅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收录六千多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第三百四十页见到如下简而又简同时还讹错迭出的登载一。
张维祺
笔名：
维褀见于诗《初交栽1922年11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
张维祺见于中萬小说《改孔者》亚东书局1925年出版。
连生卒年月和籍贯都弄不清楚，中国新文学研究界实在太对不起张维褀了！检读了手头能找见的张维褀的小说、散文、诗、散文诗共二十多件作品，还读了三篇论及张维褀的文章，也仍然对其生平不熟。张维祺的散文很少写他自己，仅有点滴线索可供利用。
从张维褀作品中的方言运用及其篇末所注的写作地点，可大体确认张维褀出生于浙江农村，十七八岁时到杭州读师范，后又入上海大学深造或者旁听，其间也在南京呆过。他是父母的长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幼时不幸夭折。家境贫寒，父亲的脾气不大好。张维棋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生子。爱好文学是他自懂事起就有了的兴趣。
张维祺出生于1902年。这是读了他1924年6月4曰写的散文《酒后》一文中所述“从出世二十二年以来，没杀过什么生物”才得知的。《酒后》刊于1924年6月23曰的《文学》；《文学》为四开周报，原名《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张维褀还在文学研究会另一定期刊物《诗》上发表多首诗作，他或许是文学研究会会员，至少也是与文学研究会骨干会员过从甚密的青年作家。
张维褀的“笔名”目前能定下来的只有三个：张维祺、维棋和V，G，0“V，G，”由俞平伯《《致死者）序二》最后两段四次提到“V，G，君”方知。再去翻阅旧报刊，果然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诗》所载《感谢》、1924年6月2日的《文学》第一百二十四期所载《忆念》这两首诗都署用“V，G，”“V，G，”是“维褀”拉丁文拼音缩写“V，G，”和“维褀”全用于发表诗作，少量亦用“张维褀但，所见他的小说、散文、散文诗在发表时都统一署用“张维棋”。仅就巳见，署用“维祺”最早者为在1922年3月15曰出版的《诗》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七行短诗《黑狗》、署用“张维褀”最早者为1923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号发表的短篇小说《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