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下二十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学诗坛实况，连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诗》在上海印行，由著名的文学家叶圣陶等主编，一本十分简陋的薄薄的三十二开本小册子，本来是月刊，但在一年零三个月内才断断续续地印出七小本，每本仅发行千余册。叶伯和在相对闭塞的成都进行新诗垦荒大业，难度自然更大。初版《诗歌集》可能印量奇少，且只在诗友圈内散发；再版本是初版两年后的出品，如前所述，发行量和宣传力度也，不会多犬。查阅当年的旧报刊，找不到评论《诗歌集》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那时成都还没引发形成一个所谓“诗界”，人们对叶伯和的《诗歌集》还处于麻木阶段，连反对的兴趣也没有。
《诗歌集》在上海找到了知音，这便是刚说过的叶圣陶等主编的《诗》。根据叶伯和“不禁转载”的声明，1923年4月第二卷第一号《诗》重刊了叶伯和的《心乐篇》中的四首诗。由十四首诗组成的《心乐篇》，是叶圣陶从叶伯和的《诗歌集》里选出来的佳作。叶圣陶给叶伯和的信中说读《心乐篇》，与我以无量之欣快！境入陶醉，竟莫能称矣！蜀多诗人，今乃益信……”郭沫若当时给朱仲英的信中也说他“喜欢《心乐篇》诸作”。但很可惜，呻伯和不会做广告，没有把叶圣陶、郭沫若二人的赞词利用在有广泛读者的“大众媒体”，仅仅作为“附录”载在石印线装本《伯和诗草》中《心乐篇》之后。
《心乐篇》的确是《诗歌集》内高水平之作，不仅行家如叶圣陶、郭沬若如是论，作者自己也承认把我的‘表现心灵’，和音节好点的诗，写在一起，名为《心乐篇》。”《心乐篇》除第七、八、九、十首即《诗》重刊的四首有诗题外，均为无题诗，都类似泰戈尔的小诗情调。受泰戈尔的影响，直至刻意学他，是叶伯和直言不讳的事。叶伯和在《诗歌集》的《再序》中表白：agore是诗人而兼音乐家的他的诗中，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我很愿意学他……
叶伯和学泰戈尔是学神韵，不是表皮，所以深知诗窍的郭沫若也“很相信”叶伯和“作诗的主义，与泰戈尔差不多”。
《心乐篇》个性的抒写多一些，其余的诗篇可分为两类，即写学校生活和反映农民生活状况，叶伯和的诗歌语言完全是口语化，自然、质朴、亲切；诗行里洋溢着进取、正直、善良的气质和精神，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所倡导的完全一致。
书名《诗歌集》中的“诗”和“歌”是两个相互有所区别的概念，叶伯和自释说：“没有制谱的，和不能唱的在一起，暂且把它叫做诗；有了谱，可以唱的在一起，叫做歌。”出自音乐世家的叶伯和，又经过在日本的深造，再加上对世界近现代诗作的精心研读，他笔下的“诗”与“歌”的创作。更有底蕴他于！1945年冬因国破家烂而自杀身亡，但他的一二百首诗歌理应同《尝试集》、《女神》一样，视之为中国新文学早期诗歌收获之一，至少叶伯和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应结为集子出版也非常遗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死于忧伤的叶伯和之灵魂并未得到抚慰，仅仅只有台湾一家小出版社即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4月印行了一薄册《中国音乐史附诗文选》，其中附录的叶伯和的文学作品只有诗歌四十八首、小说和散文三篇，这对于在中国新文学园地辛勤耕耘三四十年的叶伯和，显然是不够的！
谁“吹《湖畔》的毛”
应修人1922年9月7日致潘漠华和冯雪峰的信中写道：他们只会吹《湖畔》的毛对于《红蔷蔽》却默尔了我们还介介些甚么呢？
这是关于湖畔诗社最初反响的真实记录。按理，“吹《湖畔》的毛”之具体言论应编收在湖畔诗社资料专书中。翻检1986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不见入载；又去查找附录有丰富评论资料的1992年3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汪静之《蕙的风》新编增订本，亦无录载。东寻西觅之后，总算略有眉目了。
清理知堂老人的遗物时，人们发瑰、几‘封应修人的来信，1922年5月15曰的信中写道：
最近一期《文学旬刊》上有CP先生评我们诗不是诗，更明白提出静底“花呀……”小诗说寻不见一星点的诗情。应修人所指的“CP先生”的文章，即刊载于他写信当天刚看到的1922年5月11日出版的第三十七期《文学旬刊》上的《杂谭》之一《对于新诗的诤言》，论及湖畔诗社的段落如下：据我个人的观洛现在做新诗的都有一大病，就是“言之无物”诗固不必说什么哲理，鼓唱什么主义，但是，他是人的情绪的凝结物；在他里面至少也应有些感情的火花可以看见而现在所谓诗人的诗呢，大部分却是流连风景无病而申之作，他们并没有要说的话，并没有要倾吐的情绪，知特地要去寻诗做。这种为做诗而做的诗，那里会做得好呢而且也不配称做诗果汁丰实的果子，吃来才是甜美的许多新诗之果所以吃来苦涩无味的原故，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果汁在内，试看：花呀，花呀，钊怕罢我恝着暴风猛雨里哭了的花，花呀。花呀别怕罢…这一首诗，虽费了二十六个字，而可能在里面找出一星点只要一星点的情绪的火苗丫这邴里是诗，不过堆了几个花字，风字，雨字罢了，这种的诗，现在实是太多了，难怪读者读之，漠然无觉索然无味了。
Wordworh以为诗是泛溢的感情再集合于心平气和之时的如果没有要说的话，没有泛溢的强烈的欲吐的感情就可以不必做诗：这是我对于一般新诗人极忠诚的功告。杭州湖畔诗社1922年4月初版发行了《湖畔》，共收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和汪静之四人的诗作六十一首；系自费出版，由应修人一手操办，印三千册。
1925年5月21日出版的第三十八期《文学旬刊》又刊载了郑振铎以“西诗”笔名抒写的批评这一小本湖畔诗社成员的诗歌合集《湖畔》的《读了一种小诗集以湖畔后》，几乎将上录的CP的文意诗化了一遍一兄弟们！
是鸡鸣风急的黎明！
喋喋的语声。
漠然的笑。
无谓而虚伪的叶。今，
寂了吧！
心之灯油要停储些，
要停储着为这个昧爽的朦胧之用E正是为了兄弟而要擎了灯立着的时候呀！
兄弟们。
是鸣鸣风急的黎明！
驟雨滴落在荷叶上。
打落了许多花瓣薄而弥漫的雾笼罩了一切心的火焰跳动着，如一盏在暗中独放光明的灯心之灯油要停储些，
要停储着为这个昧爽的朦胧之用。
正是为了兄弟而要擎了灯立着的时候呀！
应修人信中所言“只会吹《湖畔》的毛”当指CP、西谛们的上引诗文CP是冯至1925年底在《沉钟》周刊发表译作时才起用的笔名，所以这篇《杂谭》不可能出自他手，当是主持《文学旬刊》的文学研究会一位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或许“CP”是“C，”的误植，后者是“振铎”二字的英文缩写，中文读音便是“西谛”，1920年8月5日已经开始署用，见于《人道》月刊创刊号“随感录”内的《“政客的”，“学桶的”新文化运动》和《实行？！做去？》等文。
对CP的指责，该期《文学旬刊》一见市，应修人当天就有了反应，他写信给潘漠华说：今天《文学旬刊》上有些提起，可惜他无力把《湖畔、喊明。我只觉得评者太开朗了一面，而太蒙蔽了另一面，‘漠然无觉，索然无味”，我读玉诺诗，却大多时是这样的。但他评的，也有小部分可取，但《湖畔》似当除外。经他郑重一评我更反觉得静那首小诗很可耐味了。大概现实大枯燥而烦闷般人遂多暴躁而褊急，这类江南式的清闲幽惟，自准合他们底脾胃所以（（草儿》也应为他们所大部分不满。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以及冯雪蜂早斯所组成的湖畔诗社，追求的风格是“努力使现实美化，快乐化”，又由于太年轻，有容不得人的习气，他们想让世间只流行他们的诗，而随之“玉诺派的诗”“就自会灭迹的”。这是应修人1922年5月日致汪静之的信中的话。“玉诺派的诗”指被当时文学研究会同人所推崇的诗。“玉诺”即徐玉诺，1894年11月10曰生，1958年4月9日去世，河南鲁山人，贫苦农家出身。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1922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收诗九十五题一百一十一首》据1948年4月北新书局初版赵景深《文坛忆旧》中《叶圣陶》一文所述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这诗集是徐先生到苏州直去访问叶先生，彺他家居住一星期中所写出来的。
这里赵景深所记与事实略有出入应为徐玉诺在叶圣陶家中小住时，先背诵了他自己巳写出的诗作，叶圣陶听后说有价值，徐玉诺才立即在叶宅用文字书写了一遍，交由叶圣陶联系出版。叶圣陶1963年6月5日致张永江的信中说：
徐玉诺先生早年与我交往颇密，曾两次南游，皆居我家数日。
叶圣陶所言“两次南游”之第一次便是徐玉诺前来叶府自荐《将来之花园》叶圣陶是关注社会现实的，他看中并力荐的徐玉诺的诗与汪静之等人一味地吟唱自我不同，他是一个为平民百姓叫苦的诗人，他专替受欺凌者鸣不平。郑振铎是徐玉诺加入“文学研究会”的介绍人，他亲自为《将来之花园》写了《卷头语》。郑振铎们褒贬分明的态度引起湖畔诗社成员的不满，是正常的。所以，当李宝梁的诗集《红蔷薇》1922年7月由新文书社出版后，未受到斥责，应修人他们也不满，觉得“CP先生”本该像“吹《湖畔》的毛”一样地批评《红蔷薇》，却不尽情理地反倒“默尔”声不吭了。
何谓“损底街骂”
1922年9月7日，湖畔诗社成员之一应修人给同一诗社诗友潘漠华和冯雪峰写了一封长信，信尾有如下一池们只会吹湖畔）的毛对于（（红蔷蔽》却默尔了我们还介午些甚幺呢？只看近期损底街骂，就把格和盘托出了只管自己吧，尤弟们！
对这段文字中的“损底街骂”，湖畔诗社成员汪静之生前于1980年U月上旬写了一则注文一损，忘了是谁，街骂，就是骂街。
注了等于未注汪静之的“损，忘了是谁”之注与距汪注近二十年前茅盾本人对“损”系何笔名的回答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2年12月25日茅盾复信孙中田，对“损”是否为茅盾“署名”的批注为：“记不清了，大概不是。”茅盾这封书信连同批注一并编入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茅盾全集》第三十七卷中。撇开汪静之和茅盾，担任应修人著作编稿任务的楼适夷、赵兴茂，依前者的丰富阅历和后者的考索能力，“损”是哪位作家的笔名这一小小疑难是不可能弄不明白的。之所以不去弄明白，自当另有原因，不外乎“为贤者讳”之类。应修人巳被定为革命烈士，革命文豪曾“骂”过革命烈士早年操持出版的诗集，在应修人著作编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属不宜公布范围。
“损”，是茅盾早期常用笔名之一，诚如茅盾自己所讲，是一个“公开的化名这个字，凡认识我的，大概都知道”。当茅盾含有此话的《“半斤”V“八两”》在1922年9月1日《时事新报》副刊第四十八期《文学旬刊》以“损”的笔名发表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1922年秋写下一封公开信，刊在第一卷第三期《创造》文艺季刊上。公开信一开篇就说。
雁冰足下：
“损”先生果然就是足下，我自己解决了一个闷葫芦，
你足下也表示了一次真面目，这是我们彼此的幸事
“损底街骂”，指茅盾以“损”为笔名写的《创造》绐我的印象》和《“半斤”V“八两”》二文，分别刊发在1922年5月11曰、21日和6月1日以及9月1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三十七至三十九期和第四十八期上。
要弄清应修人为什么对茅盾这两篇文章如此反感，以至于称其是“街骂”即泼妇骂街式的文字，还得稍叙一下中国新文学史上鲜有提及的陈冤旧账。本书另文《谁“吹《湖畔的毛”》有表述文学研究会内CP、西谛们不容湖畔诗社成员的作品之史实，应修人的这封信就是冲着文学研究会弄批评的茅盾、郑振铎等人而发的牢骚。因为那时创造社成员1的怍品也往往被茅盾等人贬评，如初刊1935年2月1日台中《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二号之郭沫若《（鲁迅传》中的误谬》中就有“1925年前后的创造社，它是受着语丝系，文学研究会系的刊物所夹攻的”之愤慨性忆述，故而窝了一肚子气的应修人就拉上一个受害的同类为洌，来数说文学研究会宽以待己、刻薄待人的罪过。很可能是想替茅盾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正面光辉形象，《“半斤”V“八两”》这种“街骂”文字不仅数十年来从不编入集内，甚至不少专门索引连著述篇目也不收录；直到八十年代初，汪静之还仍然不敢点明“损”为谁人。其实，茅盾并非一开始文学批评生涯就老成持重、公正无偏，须知二十五六岁的文学青年之火气过大、立论窄狭，正在情理之中。与此时茅盾年纪相仿的郁达夫当年写的《艺文私见》，初刊1922年3月15曰《创造》文艺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文中不也是斥责郑振铎、茅盾为“假批评家”，并咒其只配“到清水粪坑里和蛆虫争食物去”吗？
综上可知，应修人所说“损底街骂”之两篇文字，完全针对创造社，只是其中的论述同样伤害了也自视是被茅盾、郑振铎等“压下去的天才”的湖畔诗社几位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青年诗作者，才产生如此一段不难理解其所以然的文学故实在检阅这些中国新文学史料时，我兴致勃勃地只感到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甚至想：若没有文学以外的力量来干涉，任此类“街骂”在严格的文学范围内“争鸣”，自生自灭，我们的文，园地该是何等绚烂、多姿而又多彩，也就是何其“自然‘态”啊！
晨光社师友九人合影的年份
1993年5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和1997年9月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陈范予日记》卷首有一幅同样的合影，前者题为《作者与晨光文学社友人合影》，后者题为《晨光社部分成员合影》。
1993年10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陈早春，万家骥合著的《冯雪峰评传》第十七页对此合影这样叙述道：“1922年6月30日，冯雪峰就与晨光社的部分成员潘漠华、汪静之、陈昌标等，在朱自清、刘延陵的带领下，去西湖一边游览、一边进行文学活动。他们在湖滨菜馆里宴请了师长，并去‘活佛照相馆’摄影留念，表现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冯雪峰评传》对晨光社的师友合影作了肯定的时间限制，但《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却在括号中注了年份“（1921）”、《陈范予日记》注为“（1923年6月30日摄于杭州）”三处时间说明各持一说，仅6月30日可以定下来。
在考索年份之前，先对合影中的人略作简介。两处照片都清清楚楚。前排坐着四人，自左至右为：刘延陵、《陈范予日记》误为“张维琪”的张维祺、汪静之、朱自清。后排站着五人，自左至右为：潘漠华、陈昌标即陈范予、程仰之、冯雪峰、陈学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