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人才辈出，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大腕人物。可是，迈克尔·奥维茨相信，如果他要看上去能力很强，就必须在许多方面都展现出这种能力，仅在赚钱方面显露自己还不够，仅是对文化潮流有敏锐的直觉也不行，仅是开发自己与别人的对话能力也不行。他感觉自己必须掌握一切——而且更多。他极好奇，因而决定获取更加广博的知识。
有一次，奥维茨想买一台望远镜。迈克尔·奥维茨的朋友圈中，正兴起一股观星热潮，迈克尔·奥维茨也想赶一赶潮流。他邀请西北航空公司的共同主席艾尔·切克奇一起去买。最早是在圣费尔兰多谷，那里有300多种不同型号的望远镜。迈克尔·奥维茨几乎就是在逼店主了。切克奇以为他们只会停十分钟，可是，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迈克尔在问最不可思议的细节问题，我几乎就要烦死了。可是他必须了解所有有关望远镜的事情，他干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他们从店里出来时，迈克尔·奥维茨向他解释说，为什么他停了那么长的时间，“不管什么事情，我总得了解一点才行，因为我要对付的那些人的爱好五花八门。”
事实上，他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足可以与许多有不同兴趣的人谈起来，对此他也极感自豪。“很少有人能够与一位电影制片人和摇滚乐手谈很长时间的，”迈克尔·奥维茨说，“更何况还有政客、小说家、房地产投资商和拥有电脑公司的人。看得懂资产负债表，可以与银行家谈话，可以与电影制片人谈话，这样的人没有多少。”而他就是其中一个。
可是，迈克尔·奥维茨不仅仅是让与这些人的谈话继续下去而已，他还得想出一些新点子和不同的办法来赢这些人。他避开其他一些代理人表面上的那种大胆，因为那些人总是在见面的时候就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奥维茨不同，他总是慢条斯理，不急不躁，用很微妙的办法，利用一些体贴入微的话来使别人软下来。他常常用幽默话来使紧张的气氛松弛一下，而且很少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随便见人。他知道如何拍潜在客户的马屁，他一定会提到这个人最近出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他喜欢说“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不一定非得去干什么样的事，而应该去干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对于他努力施加影响力的工作，迈克尔·奥维茨经常会透露出一种无所不知的说话风格，至少在提到好莱坞的时候是这样的。他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哪里发生，从而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好像这些变化与他的谈话对象的未来有着直接联系一样。他很少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泄露出来——可是他却会把有关这人未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摆出来谈。如果需要的话，他会谈他怎样着手准备这事，如何使这个变化发生等。如果潜在的客户是一位演员，私下里希望成为一位导演，迈克尔·奥维茨会明白这一点，并鼓励他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一位导演一直是在做喜剧片，现在想做点严肃的片子，奥维茨也会帮助他或者她找到一些带有严肃题材的电影。这些话如果是从别家代理公司的代理人嘴里说出来的，不一定能够产生效果。当奥维茨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则会像铃声一样悠扬地响起来，因为他有极强的自信心，可以实现自己的诺言。
他明白知识在传达权威印象时的价值，因此迈克尔·奥维茨阅读广泛，而且大部分是杂志。阿恩·格里姆切相信，迈克尔·奥维茨有照像机一样的记忆力，“他读各种各样的杂志，各种各样的专题，从无线电设备杂志、汽车杂志到艺术画刊。我连每星期的《纽约客》都读不完，可是他却能一天看十本杂志。我们一起外出度假时，他总在看东西。”迈克尔·奥维茨旅行时，要随身要带三包东西：一包是商业用的物件，一包是个人用品，还有一包就是杂志。
当然，迈克尔·奥维茨也读书，也看电视和电影。可是在CAA，则是电话使他知道人们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项目在进行中，有哪些计划正在变更——简短地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用电话的频率非常高，电话几乎就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按照他自己的估计，每天他至少要通过电话与200个人联系。他主动打出的电话占一半以上，另一小半是别人打来的。他自己感到非常自豪，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找到任何人。他的勤务员有很好的名声，因为他们可以像白宫的接线员一样高效率地找到某个人。随着奥维茨的权威增长到几近神话的程度，他发现要找到任何人都不是一件难事了。让自己不接迈克尔·奥维茨打来的电话，就像拒绝一个可以赚100万美元的机会一样。“他总有办法让人们产生激情，”娱乐界的律师伯特·费尔茨说，“因此，每当人们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时，第一反应总是‘哎呀，该不会又是他吧’、‘嗯，我们来看看，他这次准备干点什么了’。”当迈克尔·奥维茨因为某件烦心的事情打电话时，他一般是这么开始讲话的：“我对某件事弄不明白……”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最不愿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迈克尔·奥维茨弄不明白某件事。
人才经纪人一般必须连续为客户服务，迈克尔·奥维茨也是这么做的，不管这些客户的事业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滑坡阶段。“他有很多地方是我所喜欢的，”迈克尔·克里奇顿谈到生意较为清淡些的那些日子时说，“其中之一是，他从来都不停止给我打电话。”迈克尔·奥维茨有些生意上的朋友，他是每周都要给他们打一次电话的，至少每几个星期要打一次电话，除了保持联络以外，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阿克顿·沃沦·毕迪、投资人龙·佩里尔曼和出版人莫特·苏克曼都属于这一类人。迈克尔·奥维茨每天都给他的密友阿恩·格里姆切打电话，他是艺术画室所有人和电影制片人。如果有人给迈克尔·奥维茨打电话而他当时又不能接电话，迈克尔·奥维茨就总是会想办法不让那人举着电话等。“我接到过他秘书的一次电话，说他无法给我打电话，”莫特·苏克曼说，“这种效率可真是高。”
与迈克尔·奥维茨的电话谈话简单快捷，十分明了。伊凡·赛登伯格是纽约电话公司的总裁，他每周与迈克尔·奥维茨通一两次电话，每次两到三分钟。他们有时谈到赛登伯格生意上的事情（电话与通信），或者谈一谈最近的电影，可从来没有谈过芝麻小事。罗伯特·莱特是NBC公司的总裁，他说闲谈“对于奥维茨就像是大路上的一块挡路石”。迈克尔·奥维茨喜欢听人说话，而不喜欢主动说话。他喜欢问人：“有什么新消息？”然后朝后靠着，听对方往他脑海里填东西。“生活中的成功，有许多是取决于倾听的，”电视制片人诺尔曼·李尔说，“迈克尔就是这样一种愿意倾听的人，他的头上生着巨大的天线。”投资人龙·佩里尔曼说，他所认识的生意界领导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像迈克尔，会用电话接收信息和传递他们知道的消息。“而大多数人，”佩里尔曼说，“只会用电话向你报喜。”还在CAA的时候，迈克尔·奥维茨就一周与数人多次谈话，包括娱乐界的巨子巴利·迪勒和投资银行家赫伯·艾伦。“我是洛罗戴克斯的朋友，”阿伦说，“每星期二的12点钟整，他会打来电话。”
从表面上看，这些电话好像都只是出于友情，可显而易见，这些电话的意义远远不只这一点。迈克尔·奥维茨经常会在找到一条线索后，就开始寻找某项特别的信息。他知道这一点，电话那头的人也明白这一点。接到这些电话的人多半也是无可奈何。“有时候，”西德尼·波拉克说，“在我本不想接他的电话，最终还是去接时，他就会说，我带给你的话你可明白了？你可没有给我回电话啊。我就只好对他说，迈克尔啊，我没有回电话，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好说的。你要跟我说的只不过是：‘我在注意你。你还好吧？近况如何？’”
迈克尔·奥维茨一向非常执着，这可并不是令所有客户都喜欢的特点。迈克尔·克里奇顿发现奥维茨有时候“有点咄咄逼人、穷追不舍，不停地打电话，反复催促、施加压力，还送些礼物。如果他想要你的什么东西，大多数情况下，他会缠住你不放。”迈克尔·奥维茨经常是拿起电话，然后问克里奇顿：“我们什么时候碰个面？”或者“他让别的人打电话来，一催再催，反复不断。我可不喜欢这一点。我也这么对他说，可是他还是照干不误。他很干脆、很精明、很有知识，可他还很缠人。他反复不断地催促别人，以利事情快速解决。”克里奇顿最后大笑着说：“我倒是喜欢他很有知识的一面。”
比起许多人，迈克尔·奥维茨更能理解寻找和保持多种社会关系的内在重要价值，他也是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一点的。大卫·奥康纳是他从1984年至1986年的助手。他回忆说，迈克尔·奥维茨交朋友的时候极有意思，“我们会送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礼物，多得你简直都无法想像。他会想办法弄清楚那个人喜欢什么。我打电话给那个人的助手，然后弄清楚那个人喜欢什么。当他会见某人时，通常都是极其礼貌的。他会写一份个人备忘录，送一份小礼物，经常是些好笑的礼物，或者是最新的小玩艺儿，不管那人的兴趣是什么。我干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这些事。我有各种各样小东西的产品目录，包括最新的健身设备，生命再生器或者门垫子都是我可以用批发价拿到的。”CAA的代理人都会受到鼓励，要他们多送礼物给客户。有一次，为了使麦当娜成为客户，洛里·佩尔曼请她的助手小迈克尔·罗森费尔德到内衣店里为麦当娜买内衣作为生日礼物。当罗森费尔德把礼物寄给佩尔曼的时候，这位代理人就写了一张便条贴在礼物上面：“亲爱的麦当娜，请来本代理公司。”这位歌星一定是非常喜欢这件内衣，因为她不久便成了CAA的客户。
迈克尔·奥维茨的密友艾尔·切克奇写道：“生意是一种常识，可是在高层运作的时候，它就是一连串的关系。它是有组织的，具有决策性。生意的技术在低水平上是倾向于永久性的，在顶层，它是一种领导水平，是一种个人技巧，也是个人的特性。而迈克尔在个人技巧方面就是一位极有成就的人。”有时候，很难看出迈克尔·奥维茨为什么要与某个特定的人维持特定的关系。有时候看上去，迈克尔·奥维茨与之建立关系的那个人好像不会对他有什么回报。可是，迈克尔·奥维茨相信，到时候，这些关系当中的许多关系一定会发挥作用，“我希望成为这样一种人，比如某人在早晨4点钟出了麻烦，他可以指望我来解决问题。”
艾尔·切克奇就是一个代表，表面上他似乎与迈克尔·奥维茨八竿子打不着边，完全独立于迈克尔·奥维茨的世界之外。作为迈克尔的朋友，他可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对象，看上去完全不可能在好莱坞对CAA帮上什么忙。可是，迈克尔·奥维茨感觉到，切克奇正好就是那种他有可能在某一天极需要其帮助的人：在运作大公司方面具有广泛的知识。如果他有朝一日想迈人大生意的世界，如果他想进行高层金融运作，切克奇就是一个极能提供建议的人。
两个人第一次（1984年）见面时，切克奇一直在德州福特沃斯市的贝斯兄弟公司工作——这是迪斯尼公司最大的股票持有人。切克奇是两位非家族合伙人当中的一位，是他看到了贝斯家族非石油类业务的前景的。贝斯兄弟于80年代开始购买迪斯尼公司的股票，最后他们买到了该公司近25%的股票。到那时，他们与沃尔特的表亲罗依·迪斯尼一起，对迪斯尼的管理层进行了改造，选择迈克尔·艾斯纳和弗兰克·威尔斯当迪斯尼的两大主帅。从1985年的3月到8月，艾斯纳把切克奇从福特沃斯调到伯斑克的迪斯尼总部，并进行战略性的金融咨询工作。
切克奇到了伯斑克后，正好碰上迈克尔·奥维茨为庆祝艾斯纳43岁生日举办的宴会。切克奇因为参加欢送会而无法赴这次宴会，就向艾斯纳本人送了一份礼物，用以表示自己的遗憾。这份礼物是一瓶沙多酒，是艾斯纳的出生年——1942年藏的。不久之后，艾斯纳、迈克尔·奥维茨与切克奇进行三方会话，奥维茨开玩笑说，艾斯纳开酒瓶的时候，幸好他在场，这真是一件美事，因为不然的话，艾斯纳一定就会把那瓶酒拿去藏在冰箱里，等以后一个人吃三明治的时候慢慢享用。虽然当时俩人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可是这种令艾斯纳难堪的言语很难说是城府之举，因而也显示出，奥维茨在处理朋友关系时也常会露出轻率的一面。迈克尔·奥维茨后来在迪斯尼公司的主席迈克尔·艾斯纳手下工作时，许多人都发现，这两个曾是好朋友的人竟然很难相处。如果他们知道迈克尔·奥维茨开的那个玩笑，说艾斯纳先生没有什么品味的话，也就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那么一个问题。
不久，切克奇就回到福特沃斯去干他在贝斯兄弟公司的老本行了，迈克尔·奥维茨也开始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仅仅是为了保持来往。由于切克奇根本不明白电影业的事情，因此他不停地询问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反过来，迈克尔·奥维茨也开始问及他每天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的一些公司在运作方面的内幕情况。
切克奇每次来加利福尼亚的时候，都会与迈克尔·奥维茨一起进餐。他吹嘘说，他是少数几位可以在迈克尔·奥维茨在布伦特伍德的家中会客室呆下来的人之一。1985年10月，切克奇决定离开贝斯兄弟公司，自己单干。那年冬天去洛杉矶的时候，他染上了风寒，因此一直留在旅馆客房里，病得不轻。有人提着一大罐鸡汤来，并附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东西在过去两千年里治愈了犹太人的各种病，但对一个歪歪倒倒的意大利人会有什么效果就难说了。”字条上的签名是迈克尔·奥维茨。对于切克奇的感受，有个例子可以用来作补充。弗兰克·马歇尔去了马林纳德雷港，可迈克尔却通过公用电话找到了他，他当时的惊讶跟切克奇的感受是差不多的。迈克尔·奥维茨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他是怎么知道我来了洛杉矶，又是怎么找到这家旅馆，而且还知道我病了的？迈克尔·奥维茨从来没有透露出他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切克奇却提供了这样一个解释：迈克尔·奥维茨无处不在！“迈克尔有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心眼的人。有这样的人当朋友，你可以肯定，他随时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由于切克奇准备到加利福尼亚长期呆下来，因此他的朋友亲自安排，帮助他一家在那里安顿下来。他为他们介绍朋友，并把切克奇的三个孩子弄到了约翰托马斯戴小学上学，这是一家私立小学，当时还正是学期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