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业务关系，也不太有可能在一起干点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使切克奇甚是奇怪。他就是不明白自己对迈克尔·奥维茨到底有什么用处，他们只不过是朋友而已。90年代早期有一天，奥维茨正在为日本索尼公司提供咨询，因为该公司有意购买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他就请切克奇将西北航空公司的业务战略借他一用。根据该战略，可以对索尼公司准备购买的MCA公司进行彻底的策略分析。（业务策划者们后来真的为索尼公司提供了一个方案）“他就是以这种不经意的方式来请我帮忙的”，切克奇后来说。切克奇还帮助迈克尔·奥维茨挑选了一家法律公司，以处理索尼——MCA交易。
迈克尔·奥维茨对业务上的朋友的需要的关注是真正少有的。
有一天，他顺道来到他的朋友著名波普画家罗依·利奇顿斯坦在曼哈顿的画室。他到纽约办事，有几个小时空闲时间，因此决定看看他那些画画的朋友们，了解他们最近在画些什么东西，也想知道最近艺术界里的总体情况。突然，迈克尔·奥维茨注意到贴在广告板上的一则有关中国电影节的招贴。他和这位艺术家开始谈及中国功夫片，因为迈克尔·奥维茨说他很喜欢这样的片子。利奇顿斯坦说他也喜欢。几天之后，几盘中国功夫片的录相带就到了利奇顿斯坦的办公室，送片的人就是迈克尔。“哪怕是最小的细节，”利奇顿斯坦回忆说，“他也会记得很清楚。然后，你就会在邮件里发现自己提到的东西。你得小心，不要提某件东西提得太多。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做个讨人喜欢的人而已，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这显然也正好是迈克尔·奥维茨想要留给别人的印象。他那种几乎是按捺不住的礼物派送，的确也反映了某种超出慷慨大方的东西。他是位人才经纪人，人才经纪人是要为客户服务的，提供这种服务的传统方式之一就是送礼。迈克尔·奥维茨掌握了这个传统，而且几乎重新创造了这个传统。他向大家，向认识的每个人送礼物，不论远近，不论贵贱，也不问什么明显的理由。他希望由此培养出一些朋友来，特别是商界的朋友。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一点小把戏，因为他父亲就是用自己后车箱里的酒瓶达到同一个目的的。
有一次，西德尼·波拉克与奥维茨一起进午餐，他提到了刚刚听说的某盘CD。侍者送三明治来的时候，迈克尔·奥维茨拿起一只铅笔，记下了这件事。波拉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那盘CD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另有一次，迈克尔·奥维茨在出版人莫特·苏克曼的家里喝酒，喝的是那种他常喝的麦芽威士忌。席间，迈克尔·奥维茨对这位出版人谈起他刚刚知道的一种藏了25年的麦芽威士忌。苏克曼就说，下次碰面时，他一定会记住买上几瓶。第二天，整整一箱藏了25年的麦芽威士忌酒就送到了苏克曼家里。
还有一次，当时巴利·迪勒还在派拉蒙工作，他与迈克尔·奥维茨一起开会。大家谈起汽车这个话题，迪勒知道迈克尔·奥维茨有一辆美洲豹，因此提到他很想弄一台某种型号的这种车。第二天，迈克尔·奥维茨给迪勒打电话，说他已经打听清楚了迪勒应该怎么弄到这台车。迪勒觉得迈克尔·奥维茨的这种行事方法有点令人恼火，“奥维茨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他想干什么？”很自然，迪勒很想弄清楚，可与此同时，他又想到，迈克尔·奥维茨毕竟为此花费了时间。
是啊，当着迈克尔·奥维茨面赞扬某件东西的确有可能是件“危险的”事。他的朋友阿恩·格里姆切有一天在奥维茨的布伦特伍德家里与他家人一起吃饭。格里姆切看到了一本讲中国毛笔字的书，这是一本很难找的书。他仔细地看了看这本书，对书的内容极感兴趣。几天之后，他从迈克尔·奥维茨那里得到了一本同样的书，因而深感歉意，怨自己不该拿起那本书看那么长的时间，害得奥维茨费神去买。
这不仅仅是因为迈克尔·奥维茨就想要为商界的朋友们办事，如果这些朋友们需要什么东西而又不让他费力去弄来的话，他就会感到生气。艾尔·切克奇到洛杉矶不久，就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健身房去锻炼身体。他拿到了会员证，然后告诉迈克尔·奥维茨说，他找到这么好的一家俱乐部非常高兴。迈克尔·奥维茨责怪他说：“你不必自己去找这样的地方，我有办事人员专管这类事的。”
“可是，迈克尔，”切克奇回答说，他因为奥维茨的坚持而变得像个小孩子，很感迷惑，“我并不是你的客户。”
对于迈克尔·奥维茨来说，做这些事这仅仅是技术上的一点小问题。每当他发现，他的商界朋友有何难处，他总是主动替人分忧，认为满足朋友的需要是他个人份内的事。
乔·史密斯于1986年下半年成了卡皮托尔EMI唱片公司的主席和执行长官。他是迈克尔·奥维茨多年的朋友，奥维茨在麻里布海滩的邻居，80年代早期还在CAA大楼里住了18个月。在成为卡皮托尔唱片公司总裁之后不久，他到纽约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说必须立即与迈克尔·奥维茨联系。当他打过电话去时，他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说：“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干什么了？”乔·史密斯问道，他一点也不明白迈克尔·奥维茨为什么会对他如此光火。“你为什么会接受这项工作而不告诉我？”迈克尔·奥维茨生气的不是自己认为史密斯接受了卡皮托尔的这项工作是个错误，也不是说自己本可以替他回避这项工作的，而是他的代理人之一先于自己听说了这个决定。史密斯觉得很是好笑。“迈克尔，”史密斯平心静气地说，“这事与你有何相干？你没有替我做代理工作，因此，我认为不必非得先让你知道才行。”可是史密斯知道，这一仗他是打败了。迈克尔·奥维茨想要控制好莱坞的事情，而乔·史密斯已经剥夺了他的一个参与此事的非常重要的机会。
除了当守护天使以外，没有哪个角色更能吸引迈克尔·奥维茨的注意力的。他对一些朋友透露说，人生有一阵子得想办法挣钱，还有一阵子是要做好事。他总在想办法做点好事。因此，只要他的帮忙能使一个朋友从某种官僚制造的麻烦中解脱出来，他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1986年的春天，娱乐界的律师伯特·费尔茨的妻子生了病。迈克尔·奥维茨问清了她的病情，告诉律师说：“听我说，帕尔，如果我能够帮忙，请让我知道。”费尔茨不喜欢生意界的熟人帮忙。可有一天，他的妻子在加利福尼亚医疗中心做了一项医学检查，以确定她将会是生或死。为了尽快拿到结果，费尔茨亲自到化验室，可员工却对他说已经到了周末，他们准备下班了，因此只好等星期一才能拿到结果。“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妻子！”他愤怒地说，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因此，他给迈克尔·奥维茨打了电话，解释了一番。“帕尔，你留在那里别走，”奥维茨对他说，“15分钟之内，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的校长将赶到那里亲自进行检查。”费尔茨很感激，也觉得很好笑，因此他说，他并不需要校长亲自到场，只需要一名实验员便足够了。迈克尔·奥维茨要他呆在原地别动。
五分钟之后，医学院的校长便在走廊里朝伯特·费尔茨走来！他问实验室的员工，说费尔茨夫人的检查单在哪里，并命令他们立即将结果显示给费尔茨看。检查结果是阴性。可令人伤心的是，莉迪娅·费尔茨还是因为同一种疾病于1986年9月去世。当伯特·费尔茨讲述这个故事时说道：“奥维茨的这种举动，是因为他与我的关系。这样说起来非常容易，可你无法仅仅以人际关系来解释这种举动。我想，在那种情形下，他可能愿意帮助任何人。”当然，不管是什么解释，其中一个因素必然是：迈克尔·奥维茨想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他可以比别的任何人更快、更好、更有效率地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他也想向任何人，特别是他在商界的亲密朋友们显示他是如何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能力可以使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何等广泛的范围。
提供一项服务的时候，对于迈克尔·奥维茨来说，不管是商业上的哪一个领域还是私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比如他还做了好几次媒。“他说服我结了婚”，制片人理查德·多纳说，他的妻子就是制片人洛伦·舒勒。迈克尔·奥维茨还试着安排让伯特·费尔茨和艺术顾问芭芭拉·古根汉姆见面。70年代末，CAA代理人包勃·布克曼把古根汉姆引见给迈克尔·奥维茨，当时她正在进行事业上的努力，希望成为一名艺术顾问，迈克尔·奥维茨正好也刚刚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布克曼认为，迈克尔·奥维茨代理着古根汉姆的一位潜在的客户。她后来的确成了迈克尔·奥维茨的艺术顾问，并协助他购买了布伦特家中的油画。
莉迪娅·费尔茨死后几个月，迈克尔·奥维茨就给伯特·费尔茨打了电话说：“我知道这事对你可能早了些，可是我这里有个姑娘可能适合你，她是个搞艺术的，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她。”费尔茨果真不是很感兴趣，“真的是太早了，迈克。我谁都不想见”，而且，他很快就把迈克尔·奥维茨打电话的事给忘了。四年之后，芭芭拉·古根汉姆因为一幅油画的事而受到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起诉，她准备让伯特·费尔茨充当她的代理人。古根汉姆与费尔茨第一次见面之前，迈克尔·奥维茨给古根汉姆打了电话。“你了解伯特·费尔茨吗？”她问他。她当天就要去见他了，却不知道迈克尔·奥维茨了不了解这个人。电话里一阵沉默。古根汉姆猜想，这可能是说，也许费尔茨不是她最好的辩护人选。“他不太好吗？”她又问。迈克尔·奥维茨大笑起来：“不，完全不是这回事，他是极好的人。四年多来，我一直想撮合你们俩人，可是他不愿意跟不认识的人约会。”挂上电话后，迈克尔·奥维茨给费尔茨打了电话问：“知道你今天见面的人是谁吗？”
伯特·费尔茨和芭芭拉·古根汉姆于1991年结婚，当时，他62岁，她44岁。迈克尔·奥维茨和龙尼·梅耶为这对新人举办了结婚庆典。“这里只有两种人，”奥维茨对新人祝愿时说，“芭芭拉的朋友和伯特起诉的人。”使芭芭拉·古根汉姆和伯特·费尔茨走到一起来的那场法律纠纷后来怎样了呢？史泰龙撤消了起诉。
迈克尔·奥维茨给自己定义的时候，不仅依仗自己广泛的个人交往，而且还有其近乎疯狂的折衷主义，这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得以不停地运转下去。如果有哪一种性格特征是可以用来概括迈克尔·奥维茨的，那就是某种躁动不安，某种从好莱坞的禁锢中挣脱出来，进入别的世界的需要。他要进入艺术世界、商业世界，还有高层金融世界、高科技世界。他要不停地重新塑造自己，打破障碍，开辟新的战场，当开路先锋。“他应该去当个发明人的，”洛莉娅·帕尔曼说，“他应该走上前台去。”如果说，他到20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长期理想，但那时还是有第六感在告诉他，千万不可走入最终会使他受到限制的某种职业里边去。从他的事业开始起，他总是在计划下一步行动，总在努力改善他自己。“我的恶梦是最终我仍然还是个代理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负责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情。”迈克尔·奥维茨这样说。在创新艺术家公司工作的整个年代里，他一直不愿意只集中精力于当前的事情，而总是关注着下一步的长远规划。
因为他躁动不安、不肯停息，因为他想要使自己跨越许多障碍，因此迈克尔·奥维茨很自然地发现，只有一种人很是没有吸引力，也就是，他发现好莱坞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心胸狭窄的。他想要走出好莱坞的世界，走出他在这里受到的限制。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够使迈克尔·奥维茨不高兴，那就是只跟他谈电影。如果有人跟他谈起现代艺术博物馆最新的展览，或者谈起《华尔街日报》里刚刚提到的两家商业巨子的合并情况，他会高度注意地听你说话，并愿意与你在电话上花很长时间讨论此事。
事实是，迈克尔·奥维茨还在好莱坞的时候，他的心思就已经不是完全在这里了。在与笔者的谈话中，他一次都没有谈起哪位演员在哪部电影中表现得特别好，也没有听他说起有哪部电影是他特别喜欢的。他对男女演员都不曾表现过热情或者尊敬，毕竟他们大部分时间谈的都是电影——特别是他们的电影！虽然在他身居CAA总裁职位期间，他的确雇用过好几名女性经纪人，可是要判断他对女人的态度，却是件不太可能的事。不过，迈克尔·奥维茨本人曾对笔者明确地说过，他对女演员们特别轻蔑，因此常常是派一些年轻的代理人去照料她们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直接地说出这一点，但他跟其他许多商业界的男性一样，对女人出现在工作场合总有些不太自然。
对迈克尔·奥维茨来说，使自己与好莱坞其他人区别开来一直就是一件紧要之事。其中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关注自己的家庭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位情绪稳定的人而与众不同，与好莱坞其他的那些生活方式不那么严谨的人相对照起来。作为一名关注家庭的人，迈克尔·奥维茨觉得让人们这样看待他是很重要的。“我一生中至高无尚的信条，”迈克尔·奥维茨说，“就是一直看重自己的家庭。我时常是把家庭生活看得高于商业生活的。”他结婚已经有27年了，可是他喜欢说，好莱坞普通人的婚姻最多只能维持五分钟。1996年10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带笔者一起乘喷气机从芝加哥飞往百慕大，他要在那里对一群美国杂志出版人讲话。他在芝加哥上飞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挂上电话后，他说自己极不情愿在周末的时候离家外出。
几周之后，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1点半，迈克尔·奥维茨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的家中接受记者采访。他很明确地表示，采访必须在下午3点15分之前结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准时到他儿子艾里克的“小联盟”棒球队去看比赛。他还经常带家人一起去看洛杉矶湖人队的篮球表演。在迈克尔·奥维茨家中进行的品酒会或者棒球会是少有的机会，因为这些时候，迈克尔·奥维茨会很动情地公开谈到他的家庭。迈克尔·奥维茨的朋友五花八门，包括三教九流，比如NBA的教练大卫·斯登、电影及电视制片人诺尔曼·李尔，还有雕刻家乔尔·沙皮诺，可是这些人在听迈克尔·奥维茨亲切地谈论自己的家人时，都对他的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概念对迈克尔·奥维茨如此重要，这好像在告诉大家说，他感觉要在好莱坞取胜，保持与众不同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必须与对这些价值观不那么尊重的人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