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奥维茨来说，1996年的夏天可谓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因此，他慢慢开始感觉到稍稍有一线希望了，说不定还能保住自己作为迪斯尼总裁的位置。也许，他认为，他还有可能通过与自己的责难者们直接交谈而平息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他为求得和解而进行了巨大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大卫·格芬的一位朋友对奥维茨说，这两个人可以见见面，以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奥维茨同意见面，可是他不能肯定，他们之间的分歧到底在哪里。这次见面是一场灾难，最后演变成彼此之间的喊叫比赛。奥维茨是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的：“他对我的家人说了一些极坏的话。我根本就不该去的，那是我去年犯的许多错误当中的一个。连格芬的朋友们都承认，我去见他根本就是个错误。我一点也不明白，格芬为什么对我如此反感。”
8月份，奥维茨仍然心存侥幸，希望有机会来证明他对迪斯尼的价值。迈克尔·艾斯纳原来打算整个夏天休假的，可后来又没有，奥维茨认为这是一个极坏的信号。这个人真是难办。
9月上旬，奥维茨参加在科罗拉多奥斯本市举行的迪斯尼高级经理大会。奥维茨看到迈克尔·艾斯纳心情不错，因此对他在迪斯尼的前景充满良好感觉。可是，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又打消了他对留在该公司的可能所产生的乐观态度。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奥维茨在会上发表讲话，敦促高级经理们不要泄漏一些旨在诋毁其在迪斯尼的努力的消息，可这些话第二天就泄漏给媒体了。奥维茨觉得，一切都完了。“那个时候，我说了一切都是非常愚蠢的话。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犯下了大错，以为自己能够过来改变这里的文化，那是极愚蠢的一个想法。我在思想过程中产生的这个错误，使我辗转难眠。”
对于他对艾斯纳的感觉，奥维茨一句话也没有说。反过来，他用手写体给艾斯纳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在信里，他说，充当迪斯尼的总裁对他不合适，他们俩人得就此问题谈谈。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的机会。奥维茨经常出国，他能够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对他目前无法保留的位置日夜思索。
后来，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奥维茨说：“（艾斯纳）是我二十五年来最好的朋友。到今天为止，我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我引到这家公司来。如（投资人）龙·佩里尔曼对我所说的一样，这本是最为聪明的一个步骤，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行动产生不了效果。这人（艾斯纳）好像在增多他的活动，他本来不应该亲手管理那么多事情的。他说我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可是他又不给我干事情的机会。我们将会成为合作者，我们将会一起管理该公司。他引我到公司来，目的是要让我当法定继承人。我以为将会有两三年的学习期，可是，从我开始接任的第一天起，这件事就无法兑现。他聘用所有的人，波伦巴赫和利特法克不向我报告，那就是结束的开始。我到那家公司去，不是为了在自己的余生去当个二把手。艾斯纳给我安排的位置，使我无事可做。首席财务官员不向我报告，各操作部门的头也不对我负责。艾斯纳比以前任何时候工作更勤奋，而我就一直浮在一边，自己寻找一些做事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气氛下，艾斯纳和奥维茨才同意在CNN的“拉里金现场生活”节目中接受共同采访，时间是在9月30日。这是奥维茨生活当中的第一次，因为在他毕生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从来还没有在一家全国性的脱口秀节目中露过面。过去曾有邀请请他去参加这样的节目，如“60分钟”，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严加拒绝的。他和迈克尔·艾斯纳碰巧都在弗罗里达，庆祝迪斯尼世界二十五周年，在“拉里金”节目当中做一个讲话可以让这两个人大力宣传一下迪斯尼。但这个时机又极不恰当，因为拉里金不可避免地会问到奥维茨与艾斯纳之间的关系问题，俩人也只好强装笑脸。即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当时的情况还强些，俩人也不敢在那里胡说一通。艾斯纳让奥维茨本人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没有什么比事实真相还更有说服力的。尽管如此，他们在前去接受采访前，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对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做出积极的表现，因为这对公司是最有益的。
没过多久，拉里金就问到了有关俩人关系的问题。
“那是典型的、有竞争目的的好莱坞闲话。”艾斯纳嘲笑地说。接着，为了替奥维茨说几句话，迪斯尼的这位主席先生又说：“我不知道是谁在弄这些东西。首先，这是一些小事。迈克尔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代理人，如果你是汤姆·克鲁斯的代理，又因为你付给他的钱而对他感到愤怒，你会把气撒在迈克尔身上的。就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是些无事生非的小把戏。如果我们处得不好，他们对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兴趣。因此，我感到，我们为此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到目前为止，这全都是些胡扯的话。事实是，我们俩人都有很多敌人，就像萨达姆·侯赛因也有很多敌人一样。因此，要没有这些闲话倒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然而，艾斯纳没有说的话比他说过的话更为重要。他并没有大力赞扬作为迪斯尼总裁的奥维茨，也没有公开澄清各种各样的媒体文章中所说一些具体的谣言。他并没有宣称，奥维茨工作一直相当不错，因此也肯定会当法定继承人的一些话。可是当拉里金再次问他，如果重来一次，他是否会再次聘请迈克尔·奥维茨时，他还是被迫以肯定的口气回答了该问题。虽然如此，可还是有力地说明了艾斯纳上了相当严肃的一堂课，如果他有机会重新来过，他就不会给奥维茨提供这个工作。
轮到奥维茨讲话时，他被迫站在艾斯纳一边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对媒体业的感觉之中，即这是个与任何具体业务的结果没有或者很少有关系的行业。他们对我们这一行的闲话，对这闲话中的引人之处，好像一直都有极其浓厚的兴趣。”除了成为这些闲话攻击的主要把子之话，真正激怒奥维茨的是，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今年的状况非常不错，这是一项事实。艾斯纳接着说，这些闲话完全是对迪斯尼大好形式的一种嫉妒反应。这只是使事情过于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且还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迈克尔·奥维茨在好莱坞有很多私敌，一旦他们意识到，艾斯纳对选择奥维茨作为总裁并没有流露出极高热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媒体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其发动攻击。
奥维茨在“拉里金现场”节目上的露面加深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有些人开始意识到，他与艾斯纳的关系的确开始动摇了。他们指出，当着别人的面时，他们俩人都流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可是，奥维茨从这次节目中倒是得到了些许安慰，哪怕仅仅因为这个节目暗示了一个稍微光明一点的未来。“你在拉里金那里看到的东西，”他后来经常这样说，“就是真正的合作关系原来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
迈克尔·奥维茨所要面临的，不仅仅是他与迈克尔·艾斯纳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在迪斯尼内外，人们都有一种感觉，即在公司内部，他无法确定自己的角色。有人问迪斯尼的高级经理们有关奥维茨在公司最初一段时间的成就时，他们都着实急了一把，因为发现自己很难列举出什么成就来。雪莉·霍奇伦当时就说：“我觉得，无论是在好莱坞还是在媒体当中，他目前的角色是什么很不清楚，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和看不惯。他觉得有点压力，也受到了一点点攻击。”这话说得多么轻巧！他实际感觉到的是巨大的压力，受到的是致命的攻击。在少数几次公开讲话的场合下，他曾说过，在完全适应自己的工作之前，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他的话听上去很是谦卑。他对拉里金承认说：“坦率地讲，我们最初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讲到过两年的见习过程的。因此，我必须说，现在到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也许，我还只了解到了自己应该知道的1%。”对于批评奥维茨的人来说，这句话实际是在讲，他对于迪斯尼的业务是一窍不通，而且他还没有下功夫认真学习。在他称自己为略通一点业务的路上，他还必须走得很远。
可是在幕后，奥维茨的确是在忙碌地探索一些问题，他想弄清楚迪斯尼的那些经理们在干些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到底是怎样在运行，他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协同效果。可是有些经理担心，奥维茨的协同效果实际上会是以他们的工作独立性为代价的。“因为他对让大家在一起工作非常感兴趣，因此他就得罪了很多人，”苏珊·琳恩说，“这家公司的负责制是以分门别类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直接向迈克尔·艾斯纳报告。当有些新人来到公司，问大家各自在干什么，以及如何干得更好时，那就正好触犯了一些人。”
而对于迪斯尼的规模和官僚制度，艾斯纳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其对奥维茨产生更少的触目惊心的印象。有位经理说：“迈克尔不善于将一些人引进来，我们的手都被束缚住了，迪斯尼的各部门都是些确定不变的单位。我认为，迈克会实施一些自己的想法的，但这种估计却是一个错误。”迪斯尼的巨大规模使奥维茨的工作很是艰苦。“管理一家大型公司，需要多得多的手段和头脑，”唐纳德·威尔逊说，他是西北航空公司的共同主席和迪斯尼董事会的董事，“你处理的是各个部门，处理的事情不是企业性质的，而迈克尔在CAA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在CAA，你不需要很多人来处理人才。”
奥维茨想办法来解决他自己所处的窘境。他与迪斯尼的公共关系经理们见面，让他们起草一份声明，以向报界显示公司在去年进行的大量工作和获取的成就。事实是，迪斯尼从来就没有得到比去年更好的操作和管理，奥维茨觉得，这个信息必须明确无误地传达给报界。负责公司传播事务的迪斯尼副总裁约翰·德莱耶起草了这个“文书，”并将其送给专门为迪斯尼写文章，或者以后可能以此为生的一些记者。可现在回忆起来，奥维茨说，就连那封信也没有改善他在公司的地位。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1996年10月12日晚，奥维茨从芝加哥飞抵百慕大，将在那里的美国杂志出版人大会上讲话。虽然沃尔特迪斯尼公司通常并不会被人们视为一家杂志出版人，可该公司的确拥有近一百种杂志，包括《迪斯尼冒险》杂志，该杂志拥有一百万名读者。奥维茨的私人专机是一架海湾激流—3型喷气机，该机本应于晚上11点离开奥哈机场的。一位名叫大卫的年轻人既当飞行机械师，又是航空服务员，他欢迎这位客人进入这架有13个座位的飞机。两位飞行员坐在前面的机舱里，门都关得紧紧的。这不是一架挤得满满的往来旅行机，十三个座位都装有豪华的棕皮，四部座椅围着一个做工极其精美的书桌，上面还有一个盒子样的装置放在那里，那是一部电话。
因为这架飞机上坐的是迪斯尼公司的总裁，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就在飞机上寻找米老鼠和其他知名迪斯尼人物的图案，可在飞机的外表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有可能是美国其他任何经理人员的飞机。可是在里面，迪斯尼的风味却非常明显。米老鼠印在鸡尾酒餐布上，上面摆着咖啡，唐老鸭加菲猫印在咖啡杯上。在后面靠近厕所的地方，米老鼠印在毛巾架挂着的毛巾上。飞机上配有电视和录相机。大卫很自豪地向客人介绍飞机上的录相机里可以播放的电影：《萨布琳娜》、《廊桥遗梦》、《晚班》和朱莉娅·罗伯茨新演的电影《玛丽·蕾丽》。
奥维茨于晚上11点50分上了飞机。他身着燕尾服，结着蝴蝶结，刚刚参加完一个慈善活动和一次婚礼。他解下蝴蝶结，并对一位客人说，起飞会很突然的。接着他给家里打电话，先与妻子通了话，然后对儿子克里斯讲话。奥维茨对他的客人说话，眼里闪着一丝火花，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就要在他身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了，他没有讲那是一件什么大事。“我知道我就要走了，”他后来说，“因此也尽快了解我目前正在处理的事情。我想我会（在迪斯尼）宣布一件事。”他计划宣布，他要在两周内离开迪斯尼，然后进入一门新的业务。
在去百慕大的途中所进行的九十分钟的谈话中，奥维茨谈了很多有关国际形势的话，讲到了中东，还有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可只轻描淡写地偶尔提及有关他自己的不利文章。然后，有食物端了上来。客人用香肠，奥维茨吃寿司，他用筷子吃寿司吃得很麻利。
接着，奥维茨给客人播放录相带，他在考虑是否在他星期一的百慕大讲话中，向听他演讲的那些杂志编辑们播放该节目。这盘带子解释了电子杂志的概念，这是奥维茨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奥维茨特别强调说，他希望经理们会问一些问题，“我不想当的人就是那种极无趣的人。”
在过去的一年中，奥维茨去过中国好几次，都是为迪斯尼业务上的事情。现在，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中国人和他们的经济情况。他曾对他的儿子克里斯说过，他应该学习一点中文。接着，奥维茨说到另一件奇怪的事，他希望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并到中国去。他最近遇到过几个人，他们都建议他到中国的上海去生活，他确信，那是一个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会造就许多百万富翁的地方。谈话结束后，奥维茨走到前排去，在一张小床上躺了下来，睡了一个小时。飞机于早晨5点到达百慕大，当天是星期天。奥维茨把那一天其他的时间用于休息，并与早些从洛杉矶赶来的几位迪斯尼助手们一起准备演讲的事。助手中还包括一名化妆师，因为奥维茨担心，他在讲话的时候有可能看上去太苍白，太灰，因为那里的灯光太强烈了。
星期一早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真的成了一个极其有趣的人。他讲了35分钟，那是分配给他的准确时间。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拿出一本未来的电子杂志的原型，说等他讲完以后，他将很高兴地显示给大家看。他刚把电子杂志放回袋里开始讲话时，那只袋子突然爆炸了！奥维茨不动声色，说看起来，还得在原型上做点什么工作才行。听众爆出大笑，既笑他的烟火制造术，也笑他聪明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