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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六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

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绍介国医。小百姓随军充伕,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此之谓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声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

六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这《图书评论》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慓”为“战慄”,以“已竟”为“已经”;“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七月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给文学社信

编辑先生:

《文学》第二号,伍实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七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一个人的受难》序

“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中国古来的所谓“长卷”,如《长江无尽图卷》,如《归去来辞图卷》,也就是这一类,不过联成一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