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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这种画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绩,“死书”所画冥中的情形,已就是连环图画。别的民族,古今都有,无须细述了。这于观者很有益,因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当时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辞,非熟习的不能领会。到十九世纪末,西欧的画家,有许多很喜欢作这一类画,立一个题,制成画帖,但并不一定连贯的。用图画来叙事,又比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麦绥莱勒。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事,同时也是用连续来代活动的电影。

麦绥莱勒(FransMasereel)是反对欧战的一人;据他自己说,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兰兑伦的勃兰勘培克(BlankenbergheinFlandern),幼小时候是很幸福的,因为玩的多,学的少。求学时代是在干德(Gent),在那里的艺术学院里学了小半年;后来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国去了,而最爱的是巴黎,称之为“人生的学校”。在瑞士时,常投画稿于日报上,摘发社会的隐病,罗曼罗兰比之于陀密埃(Daumier)和戈耶(Goya)。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书籍上的插图,和全用图画来表现的故事。他是酷爱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独有这《一个人的受难》(DiePassioneinesMenschen)乃是写实之作,和别的图画故事都不同。

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无一字的说明。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子怀着孕了(一),生产之后,即被别人所斥逐,不过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还是她的父亲(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终于跟了别人;先前的孩子,便进了野孩子之群,在街头捣乱(四)。稍大,去学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条野狗一样(六)。他为饥饿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维持秩序的巡警所捕获(八),关进监牢里去了(九)。罚满释出(十),这回却轮到他在热闹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过,终日挥着鹤嘴锄,是会觉得疲劳的(十三),这时乘机而入的却是恶友(十四),他受了诱惑,去会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归途中又悔恨起来(十七),决计进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书自习(十八);在这环境里,这才遇到了真的相爱的同人(十九)。但劳资两方冲突了,他登高呼号,联合下工人,和资本家战斗(二十),于是奸细窥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弹压于后(二十二),奸细又从中离间,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二十五)!

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

这就是《一个人的受难》中所叙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记。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个人的受难》。)

祝《涛声》

《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

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呀。

然而《涛声》尚存,这就是我所谓“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账。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这可以使《涛声》的销路不见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涛声》长寿。文人学士是清高的,他们现在也更加聪明,不再恭维自己的主子,来着痕迹了。他们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然而看近来,不谈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

那么,“祝”也还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张,算一张了。昔人诗曰,“丧乱死多门”,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我们准备休息一些时了。”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补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八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上海的儿童

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八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况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动手者寥寥无几,乃是中国的古礼。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论语》了。

然而,《萧的专号》是好的。

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憎恶之久,憎恶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证据。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这怎么办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厕里的,他却从大茅厕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绍介者胡涂,称赞的可恶。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

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进化,被达尔文揭发了,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远祖和猴子是亲戚。然而那时的绅士们的方法,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大家倒叫达尔文为猴子的子孙。罗广廷博士在广东中山大学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尚未成功,我们姑且承认人类是猴子的亲戚罢,虽然并不十分体面。但这同是猴子的亲戚中,达尔文又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了。那理由很简单而且平常,就因为他以猴子亲戚的家世,却并不忌讳,指出了人们是猴子的亲戚来。

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达尔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骂人,所以被绅士们嘲笑了小半世。给他来斗争的是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现在是指人为狗,变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恶骂。但是,便是狗罢,也不能一例而论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为军队探敌,有的帮警署捉人,有的在张园赛跑,有的跟化子要饭。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别。“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语堂语)。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