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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最后一片藤叶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发了疯一样,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了一道道弯,一条街形成一两个十字路口。一位艺术家有次发现了这条街潜在的宝贵价值。假设一个收款人,带着账单来收颜料、画纸和画布的钱。他在这街路上转来转去,或许会猛然发现自己转回了原处,账款一分都没有收到。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就来到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他们四处寻觅北向的窗户,18世纪的山墙,荷兰式的阁楼,还有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从第6大道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暖炉,这里便成了“集居区”。

在一幢矮墩墩的3层砖结构房子里,顶层是休和约翰西的画室,“约翰西”是乔安娜的昵称。这两个人,一个来自缅因州,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俩是在第8街的“德尔莫尼科饭店”吃定价客餐时相遇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沙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于是她们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位冷酷无情、被医生称之为“肺炎”的不速之客,在集居区周围高视阔步,用冰冷的手指乱戳乱碰。他击倒了约翰西,她几乎一动不动地躺在铁床上,从荷兰式窗子的玻璃望出去,盯着砖屋旁边那木然的墙壁。

一天上午,忙碌的医生扬了扬灰色的浓眉,示意休到门厅里去。“不妨这么说,她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这机会就在于她有没有活下去的毅力。有人铁了心要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样无论用什么药都无能为力。你的这位小姐已经认定她不会好起来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想画那不勒斯海湾。”休说。

“胡扯!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上两遍的什么事。比如说男人?”

“男人?”休说,声音中的鼻音就像从单簧口琴上发出来的。“男人就值得吗,不过,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嗯,这么说来是因为太虚弱的缘故,”医生说,“我将尽我所能去治疗她,不过,一旦我的病人开始清点她送葬队伍里的马车,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一半。如果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我敢向你保证,那她治愈的机会就是五分之一,而不是十分之一了。”

医生走了以后,休走进工作室,哭得一张日本餐巾纸都变成了一团纸浆。不一会儿,她带着画板,口里吹着雷格泰姆曲调,昂着头走进了约翰西的房间。

约翰西躺着,在被子下几乎纹丝不动,脸朝着窗子,休以为她睡着了,停止了吹口哨。

她搭好画报,开始为杂志的小说画钢笔画插图。青年艺术家必须靠替杂志的小说画插图来为自己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这正如青年作家必须靠杂志小说来给自己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一样。

当休正在为小说的主角,一位爱达荷牛仔,画他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漂亮马裤时,她听到一个重复响了几次的微弱声音,她赶紧走向床边。

约翰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在倒计数。

“12”,她说,稍后又说,“11”,然后是“10”、“9”,接着是几乎没有停顿的“8”和“7”。

休关切地望向窗外,外边有什么可数的吗?外边能看见的就只有一个空空的、阴沉沉的院子,还有20英尺外的砖屋那木然的墙壁。一株极老极老的常春藤,它的根节节疤疤的,已经腐朽了,攀爬到了有半墙高。秋天的寒流扯掉了藤上的叶子,到现在,差不多都掉光了,叶的藤枝还紧紧地抓着快要坍塌的砖墙。

“什么事,亲爱的?”休问。

“6,”约翰西几乎是在耳语地说,“它们现在掉得更快了。3天前差不多有100片。数它们数得我头痛,不过现在数起来容易了。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5片。”

“5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休迪。”

“叶子,常春藤上的。当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时,想必我也得去了。3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告诉你吗?”

“哦,我从没听到过这样的胡话,”休一副嘲笑的样子,埋怨地说,“常春藤的老叶子同你好起来有什么关系?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你这个顽皮的姑娘。别犯神经病了。喂!今天上午医生对我说,好起来很快,你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说的原话是——他说,机会是十之八九!来,喝点汤试试,让休回到画上去,这样她才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给病中的孩子买回波尔图葡萄酒,给她自己肌肠碌碌的肚子买些猪排。”

“你不必再买酒了,”约翰西说,两眼死死地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想喝什么汤,只剩下4片叶子了。我想在天变黑之前,看到最后一片叶落下。到那时,我也将离去。”

“约翰西,亲爱的,”休俯身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干完以前,闭上眼睛,别看窗外。明天是最后期限,我必须要交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会拉下窗帘。”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去画吗?”约翰西冷淡地问。

“我宁愿在这儿陪着你,”休说,“再说,我不想你老盯着那些无聊的常春藤上的叶子。”

“你一干完就告诉我一声,”约翰西说完,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地躺着,静静地就像一尊倒伏的雕像,“因为我想看看最后一片藤叶落下。我等得厌倦了。我想得也厌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那些可怜的叶子中的一片,飘落下去。”

“试试睡一觉,”休说,“我得去叫贝尔曼上来,给我当那个遁世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钟。在我回来前,千万别动。”

贝尔曼老人是位画家,住在她们下边的底层。他已年过60,长着跟米开朗琪罗的雕像摩西很相似的络腮胡子,这胡子从萨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人形而有羊的尾尧耳尧角等。性嗜嬉戏,好色)的头上开始,顺着小魔鬼的身子卷曲而下。在艺术上,贝尔曼是个失败的人。他画了40年的画,可到现在,还没触摸到艺术女神长袍的下摆。他一直想画一幅杰作,但始终没有动笔。多年来,他除了偶尔在商贸那一行中或广告上抹抹涂涂之外,什么也没画过。他挣的钱,全靠他给集居区里的青年艺术家当模特儿,因为这些人付不起职业模特儿的价钱。他喝杜松子酒,一过量就老调重弹,提起他那为期不远的杰作。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火气大的小老头儿,他无情地嘲笑任何一个人的软弱,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条特殊的侍奉人的大驯犬,要保护楼上画室里的两位青年艺术家。

休在楼下贝尔曼那间光线黯淡的小屋里找到他时,他身上正散发着浓浓的杜松子酒气。屋里一角的画架上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已经等了25年,等着杰作的第一笔落下去。她告诉他约翰西的怪念头,还有自己多么害怕她轻轻抓着这个世界的手会越来越乏力,她害怕她会真的像一片轻轻的、纤弱的叶子那样飘飘而去。

老贝尔曼两只通红的眼睛显然是在迎风流泪,他用叫声来表达他对这种愚蠢想法的蔑视和嘲笑。

“世上竟然还有这样愚蠢的人,”他叫道。“就因为叶子从该死的藤上掉了,就想到要死?我还没听到过这等事。不,我可不愿摆姿势,给你那个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你为什么让那样糊涂的念头钻进她的脑袋?唉,那可怜可爱的约翰西小姐。”

“她病得很重,”休说,“发烧已经使她的脑子不正常了,现在她满脑子都是些怪念头。贝尔曼先生,要是你不介意给我做模特儿,那就太好了,你不必介意。可话又说回来,我认为你是个极不友好的老——老饶舌鬼。”

“你真像个女人!”贝尔曼叫着说。“谁说我不愿当模特儿?走吧!我就去。半个小时了,我一直在说我准备好了去当模特儿。天哪!这儿根本不是像约翰西小姐那么好的人病倒的地方。总有一天,我将画一幅杰作,这样我们都将离开。天啊!等着吧。”

当他们上楼时,约翰西睡着了。休放下窗帘,一直遮到窗台,然后示意贝尔曼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凝视着窗外的常春藤,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那么一会儿谁也没说一句话。雨夹着雪花,冷冰冰地下个不停。穿着蓝色旧衬衫的贝尔曼,像位遁世的矿工,坐在用来代替岩石的倒扣过来的锅上。

第二天早晨,当休从一小时的睡眠中醒来的时候,她发现约翰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垂下的绿色窗帘。

“把它拉开,我想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休满面愁容地依从了。

不过,瞧!在持续了整整一夜的凄风苦雨的狂吹猛打之后,一片常春藤的叶子仍引人注目地靠在砖墙上,它是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地方依旧深绿,不过,那锯齿形的叶缘带着枯败的黄色,它挑战似地挂在一根枝条上,离地面大约20英尺高。

“那是最后一片叶子,”约翰西说,“我以为夜里它肯定会掉,我听到了风声。今天它将掉下,同时我也将死。”

“亲爱的,亲爱的!”休说着,俯下憔悴的脸靠在枕头上,“如果你不愿想想自己,就想想我吧。你死了我将怎么办?”

然而,约翰西没有回答。当一个灵魂准备踏上神秘、。远的旅途时,她便是世界上最孤单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这一天总算过去了,即使在黄昏时分,她们仍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常春藤叶坚守在叶柄上,靠着墙。后来,随着夜色的来临,北风又起,相伴的雨点仍旧打在窗子上,从低矮的荷兰式屋檐口嗒嗒地下滴。

当天色大亮时,约翰西硬起心肠,吩咐把窗帘拉起来。那枚常春藤叶仍在那儿。

约翰西躺着,盯着它看了好久好久。然后她向正在煤气炉上搅动鸡汤的休喊道:

“我是个坏姑娘,休迪,”约翰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住在那儿,这一切启示我,我是多么的可恶。想死即罪过。现在你可以给我拿点汤来,再来些掺波尔图葡萄酒的牛奶,还有——不,先给我面小镜子,然后给我垫些枕头,我要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过了一小时,她说:“休迪,我希望有一天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这天下午,医生来了,他离开时,休找个借口走进门厅。

“机会对半开,”医生握住休颤抖的小手说,“好好护理,你将获胜。现在,我必须到楼下去看我的另一位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曼,一位顶呱呱的艺术家,这一点我是决不怀疑的,也得了肺炎。他又老又弱,病情危重,已没有希望,不过,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样会使他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对休说:“她已脱离危险,你胜利了。现在,只需要注意营养和照顾就足够了。”

当天下午,休来到约翰西躺着的床边。约翰西正心满意足地织着一条非常绿、非常无用的披巾。休伸出手臂把约翰西连枕头一把搂住。

“我有事告诉你,小白鼠,”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死于肺炎。他只病了两天,头天上午,楼下照管房屋的工友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忍受不下去。他的鞋子和衣服全湿透了,冷得像冰。人们想象不出,在如此恶劣的夜晚他上哪儿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一盏仍亮着的提灯,还有一架从原地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乱扔着的画笔,一块调色板,调色板上还有调过的绿色和黄色颜料,还有——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那片最后的常春藤叶。为什么它从不随风飘动,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绝无仅有的作品——在那最后的一片藤叶掉下之夜,他把它画在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