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温州政府的“无为”发展为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政府主动让权，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政、科技、材料行业，一位市经委主任曾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这个经委主任，手头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材料全部让民营企业去做了。”政府的“无为”为“温州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使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在温州，有一句很著名的顺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也就是说，政府几乎全然置身于企业运营、市场活动之外，以“不管就是保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理念。
2003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了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当好“服务员”、“导航员”和“裁判员”的口号。今后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温州政府主要是做好三件事：第一，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包括软、硬环境；第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推广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老百姓想干的，只要不违法，政府就不要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即使是合法，政府也不要强迫。第三，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特别要重视抓信用建设，因为信用是决定经济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都可以引进，惟独信用不能引进。
温州人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与政府的关系非同一般，2004年11月12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称管委会）所属征地办公室与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新川村委会签订了《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管委会征用新川村土地530亩，一次性支付补偿费469.928万元，新川村委会应在一个星期内交出土地。农民刘万瑞认为，这样的协议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2004年12月29日，59名农民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状告政府是一条想都不敢想的畏途，但在温州地界上，农民告政府已经不再是新鲜事。早在1988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全国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由此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的司法先河。温州人在“民告官”的博弈游戏中，寻求着“双赢”的结局。
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上海一家企业生产了一种名叫“美国导弹”的冷饮产品，推向市场后，即出现了“一炮打不响”的惨状，遭到了商店和顾客的“白眼”。一个好产品终因取了一个不合国情的名字而未能打开市场。无独有偶，在巴尔干半岛炮火纷飞的时候，利用全世界人民关注那场战争的时机，河南省新乡地区的冷饮商家制作了大批包装上印有隐形2000、F-117A等战斗机的冷饮产品作为提高销售量、牟取利润的手段，结果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谴责，被工商部门查封。从经商的角度讲，这些商家是很有市场意识的，但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生在中国，面对的是中国消费者。重利轻义，亵渎神圣民族感情，其结果是“美国导弹”再好也是没有市场的。
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说过：“一些小岛似乎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在这些岛上，一些来自大陆的物种进行着自然实验，并逐步进化。”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六：商帮的力量
去当会长，除了种种公众和企业利益外，我个人也在追求一种成就感。我总觉得我不光能带动一个企业，还能带动一个行业。-温州商人陈敏
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很多人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温州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副处长王廷说：“750万温州人口中，175万在外创业，还有50万走出国门，每年能赚数以千亿的财富，商会功不可没。商会是温州人在各地征战商场的利器，背靠这棵‘大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助，降低成本和风险。”
商帮是各种商性的集中表现。随着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乔家大院》的热播，国内掀起了“商帮文化热”。2006年5月20日，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第一次高擎起中国商帮文化的旗帜。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图腾：山西商帮，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徽州商帮，贾而好儒，财自道生；广东商帮，海纳百川，勤劳节俭；浙江商帮，审时度势，稳中求胜。古有晋商、徽商的500年辉煌，今有浙商、苏商、粵商、闽商的风云叱咤，更有京商、鲁商、豫商、冀商等的称雄崛起，中国商帮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生机勃发，其中，温州商会是最为绚烂的亮点。
商会网络
在温州，当被问及温州最大的领导是谁呢？答案绝对不是温州市市长，而是温州商会的总会长。温州很多的企业家是政协代表和人大代表，而这些代表的代表是温州商会会长，由此可见温州商会的总会长在温州地区的威信。另外，在异地成立的温州商会共有129个，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也有商会的踪迹，由此可见温州商会的影响之广。
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副处长王廷说：“750万温州人口中，175万在外创业，还有50万走出国门，每年能赚数以千亿的财富，商会功不可没。商会是温州人在各地征战商场的利器，背靠这颗‘大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助，降低成本和风险。”
最近几年来，在温州市眼镜商会的组织下，温州眼镜出口量每年都在大幅度上升，1995年眼镜出口额为3亿元人民币，2001年已达40多亿元，在2006年的为期四天的米兰展会上，80多个温州展位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过道，一举拿到了4000万美元的订单。温州眼镜商会副秘书长杨须迈介绍：“商会组团参展，不仅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展位，还能占据有利位置。这次，同去参展的江苏眼镜企业很羡慕，希望下次参展能够编入温州展团。”
商会有什么特征？从表面看，温州商会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极其相似。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商会成员结合在一起，并且他们有共同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浙江总商会会长徐冠巨认为，当代温商给人的形象：是敢于吃苦、善于吃苦的群体，是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群体，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群体，是敢于创造、善于创造的群体，是勇于承担责任、乐于承担责任的群体。
不同的商会有着不同的商性。所谓“商性”，是指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商性是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同的地域自然产生不同的“商性”，“商性”无不事出有因。譬如，北京人挟政治而自重，上海人是中国人胸中最早鼓荡着海风的人，广东近代开一代风气之先，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西安历史最为悠久，杭州向为人间天堂，宁波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闽南多山而崎岖，石狮的华侨遍天下，东北多“响马”和“胡子”，正是这些地理、自然、历史与政治的不同因素造就了中国各地的商人们多姿多彩的“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有利于洞察人性，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
温州商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形成了强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而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温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这种系统使温商成为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生命机体。
专职“娘舅”
现在社会需要法制商帮，温州商会就是应社会需求而生的产物，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组织，它能够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温州私企协会副秘书长尤江这样概括：2005年全世界每30件衣服就有一件是温州的产品，制鞋业的营业额甚至超过250亿元人民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占温州总产值的95%左右，假如没一个强大的商会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展开协调，配合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显然会让行政方面成为一只“跛脚鸭”。
温州商会甚至客串了“外交部长”。2001年10月，温州打火机商会在意大利的“眼线”得知欧盟标准化委员会正在拟定一个技术壁垒文件，即规定出厂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必须设计有防儿童开启的装置，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CR法案，一旦这个法案通过，占欧盟市场70%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失去市场和价格优势。
商会在紧急召开会长会议后，当天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随后，外经贸部和温州商会方面组成7人的交涉游说团出访欧盟。2002年6月，为了配合CR法规的顺利进行，欧盟有关方面对温州打火机进行了反倾销起诉，引起了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强烈反响，此时的商会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2003年7月，欧盟撤销对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这场官司大约花费200元人民币，全部由温州商会筹集，周大虎说：“我们能赢，与商会牵头有直接关系。因为关系到全行业的事情，企业单打独斗的积极性不高，但商会把我们这些小企业拧成一股绳，给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做了一个示范。”
“最终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慈善家！”温州商会会长陈敏说，他现在自命为温州企业专职的“娘舅”。陈敏当会长的商会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己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很多事情就不能包办了，这些政府管不了的，企业自己办不了的，就交给商会做了。”陈敏这样说明了商会的定位。诸如行业交流、行业规划、行业展会、行业人才的培训。陈敏甚至考虑到了中小服装企业：“他们没有研发能力或市场销售能力，那么我们建立一个有偿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对行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
“娘舅”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带领企业和政府协调。让陈敏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温州的外贸服装企业被有关税务部门查了账，由于销售发票方面不规范。本来定性为偷税漏税，要立案检查。但是这些企业认为并不是故意偷税，而是由于国外配额和退税问题造成的。“我们给相关部门打了报告。”陈敏说，经过相关部门多次研究，最后决定这些企业只需在如实申报的条件下，可以在开具发票的时候给予三个月的期限。
温州经济对商会的需求是内在的、本能的、自发的，其本质是需要形成一个“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这种内在需要首先表现为行业自律的需要。其次是合作的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势单力薄，又没有“娘家”的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同行之间不仅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要形成团体并以团体的名义去保护同行业的利益、促进行业的发展。其三是沟通的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民营企业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必然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就需要沟通，以商会为中介，能使这种沟通趋于和谐、有序。
金名片
南昌温州商会会长吴振汉的名片很有意思，正面印着一个头衔：南昌温州商会会长，背后才是他的企业职务，南昌某企业董事长。在温商心目中，会长比董事长要值钱，“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温州鞋革协会的纪权云自豪地说：“过去我们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现在变了，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会长名衔的得来，比董事长还要难。首先，做董事长可以赚钱，做会长还得花钱，温州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如新疆温州商会，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另外，商会会长的职责范围大到商业纠纷，小到夫妻吵架。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1/3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的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处理各种纠纷。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说：“一个好的会长是把所有会员的无形资产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会长职位看似吃力不讨好，实则不然。
精明的温商对会长的选举表现出十二分的“趋之若鹜”，因为会长职位有足够的诱惑力，会长除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外，还可以方便的联络当地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轻松得到银行贷款，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持。商会会长已经成为公认的“金名片”。2005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需要上百万的会议经费，何必奖在办公室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轻松地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在由1万多名成功企业家组成的商会里，他的发言是无人置疑的。
温州商会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政府的影子内阁、民企的聚合效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等等。温州商会也成了一个经济现象，商会和市场结合下的温州模式，即今天的“后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温州家庭手工+工业”的模式、“工厂+专业市场”的模式都在一一被克隆，惟独“温州商会”现象难以模仿。
背靠大树好乘凉，温州商会头顶着一片天、脚踏着一方土、风雨中仍高昂着头、冰雪也压不服，并且以枝繁叶茂、蓬勃生长之势，荫蔽着温州军团，书写着温州人的创富传奇。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七：有商业化的价值观，才有商业化的操作手法
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彼得·德鲁克
温州是“经济的森林，文化的沙漠”？答案是否定的，温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商”字，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其文化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价值观和务实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在世人的眼里，有这样的认识：温州是“经济的森林，文化的沙漠”，温州人只会赚钱，不懂文化。仔细分析，可嗔到吃不到葡萄的酸味，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基因决定了温州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温州经济森林的形成是与文化的肥沃土壤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