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绮芳
一、前言：“比较”与研究者的异/己关系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笔者的一个初步尝试，企图比较两个属于不同自然与文化生态的族群--临海而居的冲绳八重山区域之竹富岛民，以及居住于山区的台湾赛夏族，藉由分析其最重要的年中祭仪之过程--前者的种取祭（tanadui）以及后者之矮灵祭（pasta ai），探讨仪式中展演活动的内涵如何显明这两个群体之内部与对外之异/己关系。
以这两个族群为比较的对象并非出自偶然，而是和笔者个人的知识建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赛夏族矮灵祭是笔者在接受人类学训练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祭仪，犹记得是1986年的十年大祭，笔者与同是大一新鲜人的另外两位同学，由南庄公车站跋足，在阴雨湿冷的天气中花了一小时半到达向天湖祭场，在送灵祭的前夜，踩在泥泞的祭场上，拉扯着、也被左右不识的伙伴拉扯，竟夜歌舞，并在祭典结束后，困顿下山。这次的经验可说是笔者一次非正式的成年礼。随后当回到教室中，短暂而不能不说是破碎的向天湖祭舞记忆，是我试图理解有关赛夏族之学术论述的想象凭借，与观看舞台上被复原的乐舞展演之经验对照。
冲绳竹富岛是笔者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田野地，而种取祭则是研究的重心，因而可以说是据以建立描述与分析目标的他者（the other，参Fabian 1983）。这个知识上必要的他者，在该地居民的心目中“六百年来不变”，但在笔者的理论演化过程中，其形象与意涵呈现不同的面貌：从功能式的象征分析（赵绮芳1994）到强调展演之社会实践意义（chao 20O1）。然而除了上述个人的因素之外，笔者亦发现，在明显的生态与文化差异之外，这两个仪式有着相当的相似性：分别是两个族群最重要的文化展示核心，又各自蕴含着丰富的象征目标与意涵，甚至有着相似的仪式过程，因此笔者欲藉由比较其仪式来进一步了解这两个族群的重要世界观。
不过在此之前，笔者必须解释这篇文章中“比较”之作为与目的。早在人类学这门学问萌发之时，“比较”便在这门学问的研究方法中占有一席之地。直至今日。翻开文化人类学教科书，仍可见到以下的叙述：“人类学的方法论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比较成为一种方法论，在人类学知识建构上有其先天的矛盾和实际操作上的技术困难，前者归因于文化相对论与比较之间的不能兼容（Huang2002），后者包含比较单位的定义与人性普同相对于历史关系的解释冲突等（参郭佩宜2002）。因此比较的方法论在人类学一度沉寂。晚近，学界再度重新审视比较，并自认识论而非单由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比较在民族志研究的与生俱来性（inheritance），并对内在与外显比较进行更细微的讨论，强调一个从问题出发、脉络化的比较，对于理解（异）文化过程的不可或缺（郭佩宜2002）。
笔者在本篇文章中之所以采用比较，日的不在解释人性普同或文化传播之历史，而是采取上述由单一问题出发的脉络式分析，试图对被比较者共同面临的情境--后/殖民状况的群我关系之展现，提供可供对照的脉络化分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概念上，这两个仪式虽是对等的，但是就资料的本质与厚度而言，却无法等量齐观，简单地说，竹富岛的资料来自第一手的实地田野调查，而赛夏族的矮灵祭则多是参考第二手资料，特别是学者的研究报告，在此情况之下，笔者在目前的初步分析阶段，将以竹富岛的资料为主、以赛夏族的例子为辅进行讨论。
展开地图，位于日本与台湾之间的一连串岛屿，习惯被称为琉球群岛，由北而南又可再分为四个岛群：奄美（Amami）、冲绳（Oki-nawa）、宫古（Miyako）与八重山（yaeyama）。群岛共包含了一百四十余座岛屿，除了少数例外，大多面积狭小。而其地形多属珊瑚礁浅礁所形成的石灰岩地形，土壤不甚肥沃。
“琉球”一词最早见于中国《隋书》（公元636年）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之《东夷传》，书中记载“流求国…，在海岛之中土多山洞国有王其下有帅四五人各洞有小王各村有乌了帅”。这一区域的历史约可分为先史时期（旧石器与贝冢时期）、古琉球（公元12世纪初至公元1609年）与近世琉球（公元1609年至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颁布“废藩置县”令）。其中，古琉球又可分为山寨割据时代、三山时代、第一尚氏王朝和第二尚氏王朝前期。在这五百年间，古琉球由按司（部落首领）的出现到三山鼎立抗争，再由尚巴志统一王朝的诞生至琉球王国的建立，是琉球发展的鼎盛时期，故称为“万国之津粱”。12世纪初，随着谷物农耕文化的发展，被称作按司或世主的各地首领形成了一个个政治小集团。筑城扎寨相互对立，战争不断。到了14世纪，以冲绳本岛为中心，形成了三大势力范围（何慈毅 2002：4）。
这三大势力为“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因此历史上称其为“三山时代”。此三王先后向中国明朝皇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认可，三强鼎立的态势一直维持到公元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统一琉球开创第一尚氏工朝。公元1469年，权臣金丸趁国王去世政变，成功另立政权，开创第二尚氏王朝。第二尚氏王朝初期，特别是尚真王在位时（公元1477-1525年），是琉球王国全盛时代，政治上完成集权中央，与中、日、东南亚的贸易往来频繁支持了王国的经济（Sakihara 1988）。受中国影响的典章制度与本土政教合一之体系日趋完备。
近世琉球指的是公元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入侵琉球，到1879年日本片面直布“废（琉球）藩置（冲绳）县”之间的270年间。19世纪末，日本政府用近lO年的时间，并利用琉、中偶发的民间冲突，强行将琉球王国划入日本版图，日本称此过程为“琉球处分”。此举使琉球由高良仓吉所称的“幕藩体制中的异国”（何慈毅，2002：8），摇身一变成为国境最偏远的行政区--冲绳县（Okinawa）。
冲绳之读音Okinawa乃转变自冲绳人的自称uchina，最早见于日本史书《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其753年十一月条之记载，书中写成“阿儿奈波”之形式。如上所述冲绳县包括三个岛群，而冲绳一词另一意涵亦可指目前首都所在地的冲绳本岛。虽然同属一县，然而不论就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而言，冲绳县南北有别的事实在台湾一直在对琉球的中日领属历史争辩中模糊掉，直到近年来才有少数民族志研究者对冲绳南部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黄智能1997；赵绮芳1994，2000，2001）。
南部八重山区域由于与王国相距遥远，地方势力一直十分活跃，琉球王国直到J6世纪初才真正能够在此一区域建立稳定的势力。著名的赤蜂（Oyake Akahachi）事件，指的就是琉球王国借助宫古与八重山当地的地方势力并派遣大军征讨地方枭雄赤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琉球王眼中的叛军，在八重山地方却有不同的解读，今目八重山首府石垣市（Ishigaki）内仍存有一纪念碑，视赤蜂为英雄。更甚者，琉球王国在八重山地区所实施的一连串苛政（如人头税），使八重山产生如牧野清所言“被压迫者的历史”。冲绳与八重山迥异的历史遭遇/歧译，最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队在首里（位于冲绳首都那霸的古城区）密集轰炸的同时，带来奎宁治好八重山人的疟疾”（牧野清1972）。
即便如此，八重山岛民和北部冲绳同样承受了自然与地理条件赋予它们的历史宿命--一种被异者统治的循环，在笔者研究的竹富岛（Taketomi）上，标榜日本境内最南端的文物搜集馆中，展示琉球王国时代人头税计量的器具、中国清朝的铜钱、日本的纸币、美国托管时期特殊的通货，成为历史（透过再现支配的异者）的共时限展示。对竹富岛民而言，这些异者（the others）攸关其集体生存，这样的异/己关系心态，也透过岛上每年最重要的年中祭仪--种取祭之信仰概念、空间观甚至展演中显现出来。
种取祭（tanadu-）在冲绳是一种普遍的农耕祭仪，然而惟独在竹富岛发展成一项结台村落历史与微政治生态，并成为当代文化展示的仪式丛结（ritual complex）。竹富岛的种取祭仪式持续9天，不过在仪式真正进行之前的49天，会先举行一名为yunkai的行前仪式。Yunkai意指“迎接丰收”，其仪式内容则是以迎接来访神ni-lan为主。Nilan在冲绳亦称为nilan，在冲绳的信仰体系中，nilaikannai（根之国）是信仰与宇宙观重要的基底，他们相信海的彼端是祖神的原乡；而祖神自远方带来种子、建造村落。
笔者以为，竹富岛民对nilan的信仰不仅是反映了一蕞尔小岛四面环海的生态现实，也说明了岛上移民的历史。相传今日的岛民之祖先乃由分属六个不同的移民团体，于距今约六百年前由北部冲绳移住，之后六名首领在岛上据地建村，划分神圣空间（“御岳”，八重山地区称为on）祭祀祖神，并依惯例由首领的姊妹继承祭司之职，延续冲绳本土政（男）教（女）合一的体制。由于土地狭小、资源有限，六个村落逐渐被其中较具势力者吸纳、整并，最后形成两个对立的群体：玻座间（Hazama）与仲筋（Naji）。约在20年前，玻座间部落又因人数较多而再分裂为东西两个次群，使得岛上成为三族鼎立之势。然而旧有的“六山”体系，亦即六个氏族与其祖神祭拜集团，延续至今，成为竹富岛民自出生后彼此分殊的一个准则，而岛民会在特定仪式，如丰年祭（pui）时，依照氏族原则举行祭仪。然而种取祭的进行表面上虽涵括全岛层次，但实际却是依照村落的分殊为原则展开，各项仪式过程以岛内三群体的互相对立、重复与错位为原则进行，包含展演活动。
竹富岛民在传说中祖神最先登陆的地点（位于西岸海滨）竖立石头以纪念，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岛上的女性祭司（称为“神司”kantsukasa）与男性村长们yunkai仪式便在此举行。众人面对大海跪坐，神司们焚香、献酒与祭物（盐巴、白米等）。她们吟诵祷词之后，众人便开始吟唱古谣dunchiama，歌曲大意在于颂赞搭着神舟远道而来的神带来丰收富贵。在此同时，席地而跪的众人双掌朝上、弯曲上臂举起放下，反复做出召唤的动作。因传统冲绳信仰中神明并未具像，nilan亦是如此，岛民以自己的身体面向与动作具体化了一个概念上的异者--祖神。
在八重山，除了冲绳本土的nilmt之外，来访神尚包含了两类：akamata/kuromata以及弥勒佛，这两类神明虽都具有来访神的特性，但具有强烈的异国元素与形象特色。前者由两人扮演父子，披着茅草制成的蓑衣，脸上以芒草的头饰覆盖，于仪式的特定时节中巡访村中各家，击鼓吟歌跳舞，和家主即兴问答（通常是以戏谴的方式进行），最后视各家的需要赐予祝福或安慰。有学者以“从根之国来的人”（nilupito）来解释这类来访神（本田1988：102）。然而不论如何，akamata和kuromata的异者形象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透过装扮与动作表现出来：从头到脚都与一般人大不相同。
竹富岛并没有akamata/kurmata的传统，却有弥勒佛信仰。八重山地区对于弥勒佛的来源说法不一，但是大抵指向以下版本：一名琉球王国官员搭船赴任途中遇到飓风，船漂流到安南地区，此官员一上岸后便目睹当地人的弥勒佛仪式，有鉴于其神力灵验，便向当地人求取一面具以平安返同。官员返回琉球之后，为了感谢神明护送他安返家园，便作词吟诵并命其子孙祭拜（龟井1988）。
在竹富岛，弥勒佛的面具被认为具有高度神力与禁忌性，后者又和岛上过去的权力历史有所关联。在琉球王国时代，面具只曾在岛上的政治首领与经济强权家系之间转移，日人“废藩置县”之后，过去的有力家系威权松动，弥勒佛的占有开始引起质疑，于是村民最后决定另建一处，称为弥勒佛奉安殿。以安放面具与衣饰等再现弥勒佛的重要物品。直至今日，种取祭中有关弥勒佛的仪式仍属高度禁忌与规范化：弥勒佛的仪式只有岛上的男性长老参加，开启弥勒佛奉安殿的门这项工作，循例只能由当初政治与经济有力者后代的男性当家负责。
弥勒佛仪式的神秘性格在今日种取祭仪式中的核心活动--“奉纳艺能”中摇身变成为具有强烈情感召唤性的音乐仪式剧。当弥勒佛节的谣曲声响起，穿黄色长袍、戴着微笑面具的弥勒佛，由随身护卫与一群幼童伴侍下现身，岛民立即一阵骚动，年纪较长者甚至敬虔而忘情地拍掌唱和。然而深究起来，弥勒佛仪式剧的情感凝聚功能背后有一更为复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