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外来社会学方法进行本士化改造。他们或分析社会调查在中国所遭遇的特殊困难，其中，以李景汉的分析和概括最为系统，也比较深入。或讨论社会调查方法如人口调查方法、社区调查研究法等在中国的应用问题，其中，言心哲、朱祖晦、赵承信、吴文藻的工作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如何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去应用人口调查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或形成一些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中间，陶孟和的账簿法（又称为“记账法”）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不少的调查研究活动，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典型调查”和“调查会”方法等。如果说陶孟和的账簿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发展阶段学院派社会学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那么，毛泽东所提出并运用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方法则主要代表着同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和方法中国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三，对本土社会的调查的拓展和深化。据赵承信在一篇论文中的介绍，仅在1927年至1935年九年问，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报告总计达9027篇，其中全国性调查为1700多篇，地方性调查达7200多篇；在7200多篇地方性调查报告中，城市调查占33%，乡村调查占27%，全省调查占40%，而且从1933年开始乡村调查报告便超过了城市调查报告。［12］在农村调查方面，著名的有李景汉1927年进行的对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的调查，陈翰笙主持的1929年至1934年间对三江地区（江南、河北、岭南）的调查，李景汉主持的有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言心哲1934年进行的江苏江宁县农村家庭调查，费孝通1936年进行的江村调查和1939年前后进行的禄村调查等；在城市调查方面，著名的有李景汉等人于1924-1925年对北京人力车夫进行的调查，陈达1926年指导进行的北京零售物价的调查，陶盂和1926-1927年以账簿法进行的北京生活费调查，杨开道、许仕廉1928-1929年主持进行的北京清河镇社会调查，史国衡1940年的昆厂调查；其他方面的调查，著名的有潘光旦的家庭婚姻问题调查，严景耀的犯罪现象调查，陈达的人口调查和人口普查；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众多的调查中，吴泽霖对贵州炉山黑苗的调查，徐益棠对雷波小凉山彝族的调查，以及林耀华对凉山彝族的调查是比较有影响的。
第四，一些中国社会学者对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如陈达的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理论、吴景超的都市发展理论和孙本文的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等。
第五，还表现为中国社会学者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去实证地研究中国社会和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活动。这些活动最著名的是晏阳初1930年开办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粱漱溟1930年开办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等。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同期拉美地区的社会学本土化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和拉美地区大体上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运动型本土化，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从规模上讲，强于拉美地区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
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者们一方面反对那种脱离本国或本地区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而简单地移植、套用国外社会学尤其欧美社会学的做法；另一方面，始终将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或内容，与本国或本地区社会问题之解决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由于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过27年中断的不幸曲折，但1979年恢复与重建后，在费老和雷老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学者又开始了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再倡导、再探索。例如费老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一定要本国化”。［13］（p135-136）。中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如王康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社会学，等等。
总之，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百年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我们不能忘记。
（三）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
1.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
铭记前辈社会学家的功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学习他们。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社会学中国化；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学本土化能否顺利地进行，与本上社会学者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对本土化的阻力的认识以及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社会学成果和本土社会已有的有关资料资源等基础性的因素，关系密切。
所谓“主体意识”，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反省-批判意识、责任意识、竞争-发展意识等，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
第一，强化社会学研究的反省-批判意识（反思意识），就是要通过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性质的反省，批评那种对外来社会学的错误认识，认清机械地搬用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危害性，坚信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化社会学研究的责任意识，就是要增强社会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关联性。
第三，强化竞争-发展意识，就是在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中以国际社会学界公认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参与社会学的国际交流，与外国社会学者竞争，使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起来。在社会活动中，竞争意识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而产生的对先进和优胜的强烈追求，它是主体能动性由潜能向现实转化的直接驱动力。
2.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有效机制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几个学派的形成，不论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无一不是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如果不要社会学本土化，而只是对两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至多也只是在中国的西方学派，而不可能是采中外古今之长而加以创新的真正中国学派。
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学通过本土化，代替欧洲成为世界社会学中心的历程，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尝试阶段。这一阶段发生于介绍并批判地吸收欧洲社会学知识的过程中，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沃德、萨姆纳、斯莫尔、吉丁斯等在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日后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作为准备。第二，新概念、新理论的初步出现阶段。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社会学在美国的地位初步确立起来，开设社会学课程和开办社会学系的大学日益增多。随着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人们进一步发现了欧洲社会学的缺陷和空白点，在此情况下，库利、米德等美国社会学家结合美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镜中自我”、“初级群体”、“角色扮演”、“概念化他人”、“自我互动”、“主我”、“客我”等社会学新概念，在社会角色、社会群体、社会互动、社会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与欧洲社会学所不同的新理论和新观点，推进了社会学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第三，经验研究取向的确立阶段。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形成，标志着美国社会学发展到了具有自己的特色--实用特征和经验研究特征--的新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斯托福、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努力下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获得了新的成分--定量化方法。第四，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的贡献主要在学科价值取向和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这两方面为当时美国社会学赋予了不同于欧洲社会学的特色，那么，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则主要从分析框架的角度为美国社会学独特性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沃德对应用社会学的倡导到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再到帕森斯构建结构功能主义，美国社会学实现了从介绍、仿效欧洲社会学到构建具有美国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巨大跨越，社会学本土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美国社会学的本土特色也基本上得以形成。正是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在美国成长壮大起来；正是在社会学本土化获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逐步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广泛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雄踞社会学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并成为强势社会学。
社会学本土化所以能在美国取得巨大的成就，客观上说是美国本土社会的需要，而主观上则与美国社会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务实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美国政府和一些经济机构、社会机构在经费上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社会学处在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处在激烈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之中，这并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改变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中国社会学获得了自己发展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建立起自己有影响的、相互友好学术竞争的中国学派。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更好认识中国社会，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才能真正具备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
最后，应当说明，我和我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具有“二重性”：它是探索的、创新的，因而具有某种学术价值；它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只是初步的，有待完善和充实。［7］（p6）我相信，随着新世纪的展开，中国社会学在进一步崛起，通过丰富内涵、“创造特色”、提升品位等一系列积极的建构，中国社会学可以赢得未来。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J］社会学研究，1997，（2）.
［2］莱斯利·斯克莱尔.球化社会学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1994，（2）.
［3］M. Albrow and E.King（ed）， Clobalization，knowledge and society：readings from Intemational Sociology［C］.1990.
［4］萧新煌，旅美中国社会学家谈社会学中国化［A］社会学中国化［C］巨流图书公司.1986.
［5］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7］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M］北京：党建设物出版，2000.
［8］郑杭生.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J］.社会学研究，1997，（2）.
［9］郑杭生.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10］黄绍伦.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M］.1979.
［11］莫·弗里德曼.中国的以及关于中国的社会学［J］英国社会学杂志（第13卷），1962.
［12］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J］.社会学界，1936第九卷.
［13］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万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邮编：100872；电子信箱：zhanghsh@95777.com。
［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