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传统，其意涵在上文已经有所涉及，它一般可以视为以往过程一贯具有的普遍内容。社会学理论传统，是由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一贯性和普遍性的内容所构成的，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和各种不同方面的基本内容的概念化、抽象化、一般化。社会学传统的重要构成，包括社会学理论的范域、取向、事实概念、假设、方法、模式、层化、结构、过程、变迁，等等。这些方面之所以成为传统的构成要素和部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中不断地通过沿革过程而传统化。这些传统是任何特定的社会学思维和知识体系都不能回避的，也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再进行创造性发挥的宝贵资源。
由于不同的理论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并因此发生观念上的冲突），导致了各种理论和各种不同方面的基本内容各自的概念化、抽象化、一般化，必然形成相互对立的概念、范畴以及假设、方法等等，从而往往使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各层面或层次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性质。当代社会学各种新兴理论思潮间的激烈论战，与社会学传统本身的二元对立性状有着深刻的关联。关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和回答，都关涉到社会学理论、构建基础和方法中的二元对立传统，这种传统最终仍然要通过现代性所造成的社会生活本身来得到解释。如果由人类自身活动或生活造成的“二元对立”不能弥合，蕴涵于社会学传统自身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消解，社会学理论的论战就将沿着传统的形式发展下去，即使在理论空间上有所拓展，其实质性内涵都不会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科学主义型和人文主义型
社会学传统的分裂，首先表现在社会学理论类型方面的科学主义型社会学理论和人文主义型社会学理论的二元分野。现代理论是在反对神学启示真理的基础上确立起自己的地位的，在这一由社会人文理论开启的解放事业中，自然科学理论以自己的实证性研究首建其功，成为现代知识的楷模。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验实证的科学与形而上的哲学分道扬镳，人文学科也宣称自己是“科学”。19世纪出现的“社会科学”概念，仅仅是个欧洲的人文学科概念。对欧洲以外的殖民地民族生活的研究被称为“人类学”，而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埃及、印度等国的研究则称之为“东方学”。在欧洲，以人文主义学科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因方法及内容的不合时宜而一度遭受冷落，只是由于研究重心转向对社会生活现实的描述和研究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沃勒斯坦，2002：149-200}。但是，所谓知识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幽灵般地纠缠着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对自身理论及方法的性质的看法也由此而分裂，形成了科学主义型社会学理论和人文主义型社会学理论的划分。
科学主义型社会学理论的基本主张是，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或认知模式应当是“科学性”的，即经验实证性的。这种主张坚持，社会现象和与自然现象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社会学研究以客观的经验事实为基础，社会学理论的内容是对客观存在的本质和规律的陈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依赖于归纳逻辑的工具。因而，社会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均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因果规律性的说明，从而具有可证性（包括证实和证伪）。19世纪早期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曾真实地意识到，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的地位是极为缺乏稳固性和台法性的，因而提出了人类知识发展“三阶段法则”以资论证。在孔德、斯宾塞的影响下，实证主义或科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19世纪中后期极为盛行，形成了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正统传统。然而，也如特纳所指出的，孔德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当代“却很少有人认同”（特纳，2001：3）。
人文主义型的社会学理论认为，理论知识的建构或认知模式应当是“非科学主义”型的人文模式。这种主张把现代生活看成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对现代文化现象的深沉思考，认为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描述、认知和理解，是现代社会生活主体对自身创造的社会生活的自我反思和文化解读。非科学主义型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极为复杂的倾向，其中，德国著名理论家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人的有关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论述，对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韦伯包括迪尔凯姆，在这种类型的社会学传统中则居于特殊、经典和原创的地位，为后续的非科学主义型社会学理论的不同流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知识资源。
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如社会历史过程论、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结构论与变迁思想、个人和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辩证法，以及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对象）、主观与客观、理论与行动、自由与强制的对立统一等等，在社会学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的思想极为复杂，他在继承孔德实证主义传统之时，也看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自然事物不同，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系统。如他认为，“社会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群人，而是由现实表现出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它自身的特点。”它“即在实践又在空间中无限超越了个人”，“能够强加给个人依它自己的权威认可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这个由人群自身关系构成的系统，它具有超越个人的时空、独立和外在于任何个人又具有能够把自己认可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强加于个人的权威或普遍性。迪尔凯姆的社会观，首先确认了社会的人群关系、系统性、整体性、外在于个人的实体性行动单位等特征；其次，当他确认了对个人的时空性超越及其权威的普遍有效性时，也确认了个人“行为和思考方式”及其作为行动单位的能力和意志特征。这就是说迪尔凯姆的“社会”的客观性并非只意味着物质化的客观性，而且具有精神意志的以及主观意义性的含义。
马克斯·韦伯把“文化”看成是作为主体的人为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编织的“意义之网”，人类是自我建构的意义之中的囚徒。他主张应当明确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分，认为在关于社会以及人的主体性领域的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并不是绝对有效的。他提出了理解社会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原因和结果做出说明的科学，并强调“社会行动”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主观意义，即“社会行动”是行动者个人把他的主观意义赋予行动过程。他着重论述了这种行动的社会性，因为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赋予是与社会关系、其他人的行为意义和指向联系在一起的（韦伯，1999：35-36）。韦伯将他的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表明了他对于社会学知识的基本主张：社会学知识是非科学主义的、非实证性的。韦伯对社会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作了系统的纲领性阐述。
整体主义型和个体主义型
此外，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和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型和个体主义型的二元对立，也是社会学分裂传统的又一重要表现。与社会学理论类型的二元分野有所小同，这种二元对立更直接地来源于现代性早期的社会生活事实本身。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迅速侵入和资源控制权的激烈争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对自然的诅咒最终都变为了对人和社会自身的诅咒，剧烈的社会冲突和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法国大革命中政权数度从制度化机构的脱手，社会的极度混乱和失范状态，表明了这个时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裂痕。事实上，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的每一次升级。总是由个人与社会问裂痕的深化来支付账单的。古典社会学犹如一面现代性之镜，将个人与社会的裂痕和冲突折射在理论之中，化为了社会学的视野。而且，只要对自然和社会自身的诅咒一日不去，社会学与这种视野就会有难以割断的关联。正是现代性的这种典型的时代特征，导致了整体主义型和个体主义型的社会学视野和方法论。
例如，孔德认为社会学的独特论题是作为整体的和系统的社会，只有通过对整体社会的认识才能产生对其部分和个人的认识。迪尔凯姆认为人的本性是二元分裂的，追求物质私欲的生物性个人与具有道德和宗教感的社会性个人是相互冲突和对立的，肯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对立的根源在于人性之中。因此，他明确地以“现代社会何以可能”作为社会学的重要论题。马克思也是从整体性的社会视野出发，对现代社会结构及系统过程着重进行了分析，阐释了社会不平等模式发生的基础和再生产机制、这一过程中社会冲突和危机的形成及其发展、现代社会变迁的必然性和基本方式等等。这些观点为社会学研究的整体主义视野和方法论取向创建了基础。
也有一些古典社会学家表现出个体主义的视野和方法论倾向，他们强调个人才是实体性的存在，对个人的研究是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前提。例如，斯宾塞主张社会实质上是个人集合体的名称，只有研究其组成成分的个人的本质，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社会学学说。滕尼斯认为社会现象是从人的行动中和作为主体的人的相互联系的意向中产生的，社会现实只有在为个人所察觉、感知、认识井产生愿望时才是存在的。韦伯认为社会学是“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并因此关注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的科学”。正是他的“理解社会学”真正为个人研究取向制定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的。
上述划分也许是典型化和理想类型的，但大体上能够概括现代性早期的社会学视野和研究取向的基本状况。事实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传统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社会，如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社会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基本上继承了前一种传统，现象学社会学、常人社会学、社会交换论、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则倾向于后一种传统。我们也注意到，20世纪后期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上述两种传统的交叉融合以及研究内容的趋同迹象，如保守主义的社群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中的个人”取向、新合作主义（也称法团主义、社团主义、合作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取向等等。但这些讨论的前提仍然没有真正脱离原有的传统框架。在21世纪的当代社会学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依然十分活跃，从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权益与规范、行动与结构、自由与秩序，意义与支配、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惯习与场域、沟通与规则、意图与原因、符号表象与物质属性等研究和讨论，以及贯穿其中的实证或人文、理论或经验、宏观或微观、宏大理论或个人话语、鸿篇叙事或个人述说，都离不开社会学理论的科学主义型和人文主义型的二元分野，以及视野和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型或个体主义型的二元框架。
三、当代社会学重建及其前景
上世纪末，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全速推进，人类设计工程达到了巅峰状态。人们深深地感悟到人类改造社会的一切规划都是以对自然的持续侵入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使社会的经验现实与人类的美好初衷越来越南辕北辙。人们对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提供的进步纲领和正义承诺不再怀有幻想，对改变社会的宏远抱负产生了疑虑，乐观的心态和进取的信念迅速“淡出”。在西方社会，这一时期被视为一个权力分散和社会碎化的时期（福尔克、凯米莱里），或因绝望而纷争不已的“黑暗时期”的开始（沃勒斯坦）。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对旧式现代性的反叛和变革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绿色主义，新社会运动等社会思潮，以及“第三条道路”、“激进政治”等的重新设计，成为精神领域和实践领域正在经历的痛苦和低迷、探索和进取的征兆。当代建构主义社会学思潮的出现和传播正是与这样的时代相联系的。
建构主义社会学思潮
建构主义”的直接先驱是皮亚杰，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杜威的经验学习论、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论、奥苏伯尔的认知同化学习论等。“社会建构主义”的形成主要是与前苏学者维果茨基及其学派的理论相联系的，因而也被称为“维果茨基社会建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维果茨基社会建构主义被介绍到美国。80年代建构主义得到迅速传播。这一思潮不仅首先在教育界引发了“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继之又引发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革命，而且对社会理论的发展以及社会学的“重建”努力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建构主义社会学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界逐渐增强的社会学重建运动与社会建构主义相汇聚的产物。此前，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就与建构主义认知学习理论相互结合，形成了后结构学习理论，这对于建构主义社会学的地缘学术土壤的培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建构主义社会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倾向来看，这一学派对古典社会学采取了挑战姿态，试图从视野、设问方式、研究方法上对社会学进行根本改造或重建。可以划入“建构主义社会学”的主要人物有埃利亚斯、布迪厄、吉登斯、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等著名学者。柯尔库夫认为，建构主义“确切地说它指的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空间”，这些研究者在“概念的来源上”、“知识的路径上”、“运用的方法或经验工作的关系上”确有“差异”，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我们仍可以确定一些趋势的聚合点”（菲利普·柯尔库夫.2000：13-14）。由于建构主义社会学所涉领域十分庞杂，作为一种“学派”的地位目前还不甚明朗。在此，我们主要立足于社会学重建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述。
重建社会学
建构主义社会学的重建努力从总体上可简要地概括为以下方面：寻求超越传统社会学二元对立的理路、恢复社会学的分析批判活力、开拓新的理论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