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能
一、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的社会基础
自加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不仅我国的经济体系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这一社会变迁最突出地体现在人们的生恬方式的变迁之中，因为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都保留着对过去物资匮乏时代的深刻记忆，因此，生活领域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直观的，也是最真实的证据。1999-2000年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美国未来研究所合作，联合进行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的课题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解剖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该课题的“问卷调查数据库”。在对我们的调查方案进行具体阐述之前，我们首先对影响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形态的种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进行简要的概括。
1.消费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全面扩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的逐步完成--表现为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有秩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政府角色的转变等--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社会消费品也有了极大的丰富，从而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生活方式偏好。
2.从城乡隔离到城多沟通。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城乡二元分隔的格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加速，已经逐渐地崩解，导致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扩散到农村，使得某些农村区域（如东部沿海省份和大城市郊区地带的农村地区）成为转型中的新型农村，那里的人们不但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模仿着城市居民的某些生活方式要素。
3.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和经济理性。另外一个影响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社会力量，就是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实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实行的相关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是改变了原来以工作单位为单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供给体制，转而走向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供给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实际上部分地承担起了社会福利和保障的责任，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在经济和消费决策方面逐步走向了一个更加长期化和理性化的阶段。
4.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媒体在引导生活方式变迁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经济转型相伴随，我们也还看到了社会结构领域的其他种种变迁，包括职业的多元化、技能的专业化、公民社会行动空间的发育，以及大众传播手段的繁荣等等，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向比较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而特别需要指出的，则是大众媒体在塑造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方面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也成为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各种决策。
5.全球化消费社会的诞生和生活方式认同感的多元化。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后果，便是中国正式融入到世界体系，成为全球化消费社会和全球物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消费品和消费文化的出口，我们也看到了各国消费品和消费文化，以及它们背后的生活方式理念的进口。在这样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实际上为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塑造，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认同基础。
二、研究方法
1.调查方案说明。在概述了影响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的重要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之后，我们接下来对《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方案进行简要的说明。我们总共选择了10个调查点，其中7个城市样本点，3个农村样本点。问卷调查的单元是个人，每个调查地点的预定样本量为100人。7个城市样本的选点，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1）地理上的均衡分布；（2）兼顾城市规模；（3）调查进入的难度如何；（4）该城市民众生活方式的创新程度。而对于3个农村样本点，则又分别归为三类：（1）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2）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带；（3）传统的农村地带。最后，我们的7个城市样本点是：北京、上海、重庆、广东东莞、辽宁锦州、江西萍乡和安徽马鞍山；3个农村样本点是：广东东莞的清溪镇（代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以及四川省成都市郊的双流县（代表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带）和河北省磁县（代表传统的农村地带）的各一个乡镇。我们的问卷调查工作于1999年4月开始。到1999年12月，历经大半年时间全部结束。问卷主要采用调查员和被调查对象一对一问答式的填答力式完成，从而调查员对填答过程实施了较严格的控制，确保了信息采集的效度。我们总共发放问卷1078份，回收有效问卷1067份。
2.《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课题问卷调查的抽样策略。
（1）抽样的原则不是为了获取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而是比较侧重于那些可能代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生活方式之变迁趋势的人群，因此，在样本的数量分配上，针对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做了不平衡的加权分配，多抽了年轻人、高教育程度和高收入的人。
（2）各研究小组在出发前或在到达研究地点之初，对当地的情况（如收入水平等）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对于预先确定的样本数量分配，可按三个步骤确定回答者的人选；第一，了解该研究地点人数上最重要的职业群体，比如国营企业就业者、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个体户或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建议三分之一的样本人选可从工作单位或专业协会（如个体劳动者协会）中选定，访谈也在单位内（或有组织条件下）完成，包括找一个高中，访谈符合抽样框要求的中学生和老师。第二，针对该研究地点地理上集群居住的不同模式，如老城区或新村、公寓式居住小区，选定三分之一的人选，访淡在家居环境中进行。第三，另外三分之一的人选原则上要求挑选对未来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群，他们比较年轻，收入也高，过着并非传统的生活，比如从事艺术工作者、商业和服务业以及信息产业从业者、记者、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作家，最后，当然要包括各类企业家等。但这些人可能已经在前两个阶段中就已经入选了，所以需要各研究小组做出随机应变，进行判断性的抽样。
（3）3个农村地区的100份问卷，应该是镇上（或乡镇政府所在地）抽取67份，村里抽取33份。
三、中国各代分析架构的提出
问卷的数据录入和检验工作于2000年年初完成。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大致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目前还处在尚未完全分化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还正处在试验阶段，尚未完全定型，或者还未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些原型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这充分说明，虽然我们前面所描述的以经济领域的转型为主导的种种社会变迁，已经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还刚刚开始，而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定型在时间上还要滞后于这些重大的社会变迁趋势。我们的一个主要支持证据，便是依据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等级以及出生地等自变量，对生活方式各维度的因变量表现所做的相关和回归分析，部没有发现十分明显的差异。而在理论上来看，这些自变量都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生活方式形态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惟一重要发现，就是年龄以及与年龄密切相关的某些人口学变量（如婚姻状况、是否生育等），在解释调查对象的生活方式差异上，具有相对较强的解释力。
在明确了年龄作为解释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差异的重要变量之后，我们主要根据我国各代人的社会经历和我国当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提出了关于中国各代的一个分析架构，把当代中国人分成以下五代，分别是：
1.战争和共和国的一代。包括所有在1945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中的年长者，大多数都经历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和灾乱，经历了军阀统治和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内战；他们在盛年之时目睹了共和国的成立。而他们中的年轻者，则多数出生于抗战和内战时期，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好时光，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对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战乱后国家的统一和重建，以及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同时，他们现在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富强之路感触颇深。
2.“文革”的一代。他们是出生于1946-1955年之间的整整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则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出生于新中国的旗帜之下，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了热情，对领袖的号召充满了狂热。但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的浩劫，加上他们的个人遭遇（被下放到农村，理想破灭；有许多人在政治斗争和迫害的大背景中，经历了家庭的悲欢离合），最终促使他们对“文革”进行了反思。“文革”对他们一生中虽大的影响，是浪费了他们最宝贵的受教育的十年光阴。因此，这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的下一代寄托了自己年轻时候没能实现的梦想和期望。
3.恢复的一代。这代人的出生区间是1956-1967年。他们出生伊始，就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接踵冲击，他们的童年没有什么幸福时光可言，也无缘享受现代的消费品，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他们不同于“文革”的一代，没有理想主义的狂热，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幻灭者和反思者；二来，他们的童年记忆也太多过去的印记，不像后面的两代人那样，从小就享受较高的物质文明。恢复的一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投身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大潮的生力军。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是中国下一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
4.三明治的一代。他们的出生区间为1968-1979年。其中出生越晚的人，童年记忆里“文革”年代的动荡印象越稀薄，而所享受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则越来越好。和其他各代相比，他们的特点可能就在于他们是当代中国第一代比较完整地接受现代正式教育的一代人，因此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而之所以把他们叫做“三明治的一代”，也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一方面，他们这代人的知识系统要远远超过前面几代人意识形态主导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不但与后面“我字当头一代”共享了目前的全球化知识体系，同时又比“我字当头一代”更了解和熟悉传统的中国文化。
5.我字当头的一代。这代人包括所有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整个人生历程，中国社会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中国逐渐成长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代人和前面所有各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成长所处的得天独厚的物质环境。另外，这一代人的另一个重要结构性特点，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因此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前面各代，他们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心目中的偶像和社会责任感等等，也和前面几代人有很大的不同。
四、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各个维度的具体解剖
生活方式所涉及的面相当广泛，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将对调查数据所展示的重要信息进行概要的介绍，以便大家能够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而我们所提供的相关数据，也希望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时间序列上的比较数据。
1.家庭、婚姻和孩子观。我们的调查数据证实了中国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的趋势。在被调查的1067人中，其家庭为2口、3口和4口之家的合计占73.7%，户均3.33人。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设计了一些态度题，用于了解当代中国人的家庭观、婚姻观和孩子观。总体来看，各代人在家庭和婚姻观念上还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
首先来看家庭观和婚姻观。我们发现，大部分调查对象都比较一致地同意以下的态度选项，如“忠诚和信任是婚后生活中最重要的”、“婚后应该赡养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人结了婚就显得更有责任感了”，以及“双方不合，离婚是可以的”。但是，各代人在婚姻观的个别方面也开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结婚和离婚的动机方面。比如说，在是否为了父母也应该结婚、是否为了孩子着想就不考虑离婚了，以及人们到底应该在多大岁数结婚等问题上，各代人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差异。此外，也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认可“人们可以为了经济利益而结婚”，表现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的整体上的宽容度在提高。
其次，在如何看待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各代人也同时表现出了相同和相异之处。在孩子前途问题上，各代人都表示愿意为孩子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如“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会尽力而为”），这表明中国家庭文化中重视孩子的传统依然在延续之中。在孩子是否需要学会独立生活，以及是否应该像成年人那样平等对待孩子这个问题上，各代人的意见也大致相同，这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认识到竞争力和独立性对孩子的将来发展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合上述两个态度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中国家庭文化逐渐发生转型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全球文明的融合，强调个人独立或自立的观念将逐渐进入中国社会的视域当中。这种全球文明融合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这个主题中，即对孩子的期望上。中国文化向来有一种望子成龙的观念，上面所说的“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会尽力而为”正是这种家庭文化的具体表现。但是，随着西方家庭文化的渗透和媒体的引导，中国人在对待孩子的期望上面也出现了转向（至少是观念上的转向）：有不少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过普通人生活的事实，尤其是年长各代（参见表6“我并不指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只要正常生活就可以了”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