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像这样有多久了？”
“这个吗？”她从我的手中收回自己的手，并举起来。“这是从1985年开始的，但是……”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在心中权衡着什么。她先是盯着自己的手，然后又凝视着面前似乎虚构出来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开始的要早得多，1959年……”
H太太的故事并没有向我预想的那样展开，我原以为她会从开始即她的出生讲起。她的故事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展开。刚开始，1959年在荷兰，她刚刚生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不久，她的整个身体受到病痛的侵袭。医生告诉她，这是由喉咙发炎所引致的并发症。她接受了六个礼拜的治疗后出院了，但她从来没有感觉完全康复。从这里，她一下子跳到了1985年，在南加利福尼亚，她的拇指的手术、怀孕的女儿、脾气暴躁的丈夫，成为那段时间的标志，就是这些引发了关节炎的最初的征兆。
H太太说；“我害怕极了，但我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吃那些作用迟缓的药物。”
然后，想了一会之后，她又将我引向了战后的印尼。她和丈夫、她的婆婆、还有两岁的女儿与一个印尼家庭共同生活。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当时房子很难找，政府控制了房屋管理部门的一切事务，
H太太说话的时候，双肩紧绷着，她说：“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印度尼西亚去，那里到处都是奇怪的东西，伏都教（voodoo）、魔法石和夜里飞来飞去的金匕首。”
我像一个孩子一样身子前倾着，急于想听到她的故事。
H太太说：“有一天，我的婆婆病了，她有多种腹腔疾病。我们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去，但医生也帮不了她。于是我丈夫就找来了一个巫师（dunkun）。这个人把我吓坏了，他的眼睛又大又圆，飞快地痉挛似地将我们的屋子来回扫视了个遍。他的动作就像巴厘岛上寻找凶灵的跳舞者一样。他迈着缓慢的夸张的步子在我们的木地板上无声地走来走去，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一边看，一边嗅，似乎在等待着某种我所不知道的事物。”
“他告诉我们说有人试图用伏都教加害于我们。他把我婆婆平故在地板上。他在一枚新鲜鸡蛋上面画上一些奇怪的字迹，这枚鸡蛋是我丈夫早上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写完之后，他将这枚鸡蛋放在我婆婆的胃上。他只放在那里几分钟，但似乎是永远那么久。当他把鸡蛋打开的时候，那里面充满了黑色的粉末和生锈的钉子，我被吓坏了。”
我被吸引住了，当H太太继续谈到墓地和幽灵时，我就疯狂地记录了下来。
“因为我丈夫不希望再有人用伏都教加害于我们，他就决定学习做一名巫师。为了证明自己，他必须带着食物作为贡品，并将贡品装在一个棉布的袋子里，到古代印尼国王的墓地去。他必须在夜晚的黑暗之中把这些贡品放在坟墓之上。他必须不借助任何亮光找到坟墓，任何多余的亮光甚至连香烟的火光都不能有。如果他受到攻击的话，他不能还手。他要在神灵面前表现自己的卑微和对这个地点的尊敬；他不能在这片范围之内杀任何爬行的虫子、青蛙或者蛇；不能吸烟、吐痰或者小便。”
“我求他不要去，他不听，于是我劝他不要单独去。最后他带了一位朋友一起去，是一个荷兰人，不相信这些巫术。”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
“等我丈夫回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故事并不能减轻我的恐惧。那天晚上很黑，而且一直在下雨。墓地里的声音鬼气阴森，好像有一千只眼睛在看着。我丈夫的朋友没有遵守规矩，他吸了一支烟，这支烟在他的面前被吹灭了。他躲到了大树后面。早上的时候，他的袋子里是空的。而我丈夫的袋子里有一个金的短剑，和一些石头，绿的、蓝的、黄的、紫的，我们的巫师朋友告诉我们，这是魔法石。”
“我不想要那些石头或者短剑，它们使我害怕。我想远离这些渎神的事情，但我丈夫决定要继续他的训练，他认定自己受到了挑战，他根本不顾我的恳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H太太的故事不断向前向后跳跃。从她在加利福尼亚医疗的噩梦，到她童年时代在印尼的噩梦。我很惊奇，当她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她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从不改变，而且，尽管她在诉说悲伤，却很少流泪。
她告诉我她是孤儿，并讲到她如何与一一位婶婶共同生活，这位婶婶对待她的方式在我们西方文化中是难以想象的。
“我睡在车库里一个发霉的帆布小床上，但我并不在乎。最难的是上学之前还要去市场上买东西。7点上学，所以我必须早上最迟5点就离开家。我的婶婶让我骑一辆自行车去市场，那辆自行车破得可怜，它的轮子没有气而且不圆，但还是能让我在路上快一些。”
“去市场买东西是件很脏的事，那里通常又拥挤又泥泞。而且我的婶婶又要买那么多的吃的，蔬菜、土豆、鸡肉、青蛙。自行车可以帮我搬这些沉重的、气味难闻的东西，但并不能减少它们的肮脏。被宰杀的鸡的血渗出来滴到我的脚上。我学会了不穿鞋，任由那种讨厌的液体滴到我的脚上并在我的脚趾间凝固。在去学校之前，我会洗掉脚上凝固了的泥和血，然后飞快地穿上我那双惟一的鞋。”
“放学之后，我还有其他家务活要干：打扫房子、洗地板、跑腿。我都是半夜在油灯下写自己的家庭作业。我能怎么样呢？我别无选择。”
在讲她的病史的间隙，H太太穿插着她在印尼的故事。她诉说了日甚一日的痛苦的治疗过程、昂贵的注射、身体的衰弱，还有逼向她的无助的感觉。
“曾有一度我非常迷茫，充满挫败感，我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晚上失眠折磨着我，我开始变得消瘦、消沉，我的牙龈出血。我去看口腔科医生，他建议我停止服用甲氨蝶呤，但我的风湿病医生说：‘绝对不行。’我很害怕，害怕服用甲氨蝶呤，又害怕不服用会很痛苦。”
然后，H太太用同样没有感情色彩的语调和表情继续讲述其他的印尼故事。她快速地转场景，就好像是关于不同的人一样。她讲到了集中营，日本人的集中营。在集中营中她和她的姐妹兄弟都是孤单的，直到有一个妇女可怜她，才把她从这样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然而其他的人都变得病弱。
H太太说：“你根本不能想象集中营是什么样的。人们为了吃饭时排队的先后而打架，为了洗澡的地方和时间而打架。幸好厕所在营地的另一边，但那就意味着要走很远的路，远得难以想象，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都病了。我记得我必须在黑暗中赤脚经过苍蝇纷飞、气味难闻的地方。我当时只有7岁。我想要爸爸，想要妈妈。”
当H太太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涌了出来，但她还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样子。虽然如此，我还是发现她的嘴和眼睛周围柔和了一些，那种沉重的气氛似乎好多了，而且笼罩着她的黑暗也似乎消失了。
我们就这样一周接一周地谈着，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H太太期待着我的来访，她很信任我。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感觉很好。有一天她给我讲到她的父亲是怎样被日本人抓走的。
“当日本人1942年早期侵略我们的城市时，他们组织了经常的巡逻来找出那些哪怕是稍微和当地人长得不一样的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印尼混血儿都被抓到集中营去。我们家极其小心地避免被日本人看到，但有一天他们出人意料地抓到了我们。一群几本兵踢开了我家的前门。我父亲试图保护我们，但他们的人太多了。”H太太小声的说着，“日本兵打他，用枪托砸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后踢他。他们叫嚷着把他抓走了。我紧紧地依附着我的姐姐。我们静静地站着，不敢出气，不敢动，害怕极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