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在其《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一书中对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研究，其中很大部分属于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周晓虹认为，由于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种地，“种地的产出极为有限，小农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弱。加之乡土社会中对发财致富者总是怀着极端的敌视和嫉恨，以及乡民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这种种因素都使得乡民们悲观保守，凡事只会按老样子做，跟着大家干，不敢冒尖”。“能够证实农民对变革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多都说明对变革不信任的最终原因在于对自己已经少得可怜的那点利益的担忧。”周晓虹注意研究了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认为农村外部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施加的压力促使农民社会心理发生变迁，他使用的主要是社会学的方法。
李秋洪总结了传统农民的生产心理，认为有如下特点：（1）强调务实的价值观；（2）艰苦创业的生产动机与生产意志；（3）以经验积累为特征的生产认识过程；（4）合作能力强而竞争能力弱；（5）保守的生产目的；（6）封闭的生产活动评价标准；（7）盲目和狭隘的功利动机。李秋洪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对传统有关的农民印象的总结，抽象程度比较高，显得不够具体。
程歗主要从日常生活意识、平均主义、民族意识、信仰意识等方面去探讨农民乡土意识的特性。其中在生活意识上涉及经济意识的内容。程歗认为：农民在生活中通常执著的是目标的现时性和方法的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讲，生活的过程表现为一种恪守经验的过程。农民务实自强的精神被压缩在狭小的传统经验的范围之内，为谋生而挣扎。小农平时不作玄想，轻视冒险。未应验的话不信，无先例的事不做。一步一个脚印，“不见兔子不撒鹰”。特别是当农民家庭暂时处在顺境，有点剩粮余米时，不愿再担风险的求安保本心理往往油然而生，坚韧的自强精神很容易转变为知足感。他还认为，小农寻求稳妥的生活方式，把种植看成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基本形式。小生产者在追求土地、财富等价值目标时，覆盖着某种质朴的整体主义倾向。农民具有“寡欲意识”，对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革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往往会感到困惑。程的研究认为农民的生产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要是一种保守地维持一种共同体内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他缺少对制约农民经济意识的各种外在因素的分析。程的研究主要用的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方法和综合归纳的方法。
一些文章对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主要围绕“小农”这一概念展开，分析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产生的经济意识特征，认为主要是小农意识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般认为小农经济意识有如下特征：（1）自给自足，安于现状，普遍有“小富即安”的思想；（2）重农轻商的从业意识；（3）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宁愿守穷，不敢冒尖的意识；（4）不愿接受新技术，一味固守老的生产传统；（5）只追求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由于没有分析小农意识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其变迁的因素，这些认识只看到了小农生产意识与商品经济需要相冲突的一面，没有看到农民经济意识与其生活生产所处的自然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一面。
中国的另一些研究者从历史或经验资料出发，得出农民具有理性经济意识的结论。秦晖提出，在自然经济成分很大的传统时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反映就非常理性，《管子》中就有“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现代农民的一些非理性表现是农民理性的提升，是农民在市场风浪中心渐趋成熟、盲目性弱化的表现。自然，这里也包含着对市场的不可捉摸性的无奈，但这与其说是农民的非理性，毋宁说是市场本身的非理性，即市场本身固有的，尤其是它在农业领域中特有的局限性。秦晖从历史文献中看到了农民对价格反应灵敏、追逐利润的一面。并将农民的非理性行为归结为市场动荡的影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郑风田认为，在自给自足经济下，农民主要为满足家庭自身需要而生产，各种活动皆围绕家庭自给自足而展开，此时农民的行为类似恰亚诺夫的小农；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农民的生产主要转变为追逐利润的生产，此时的小农类似于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农民既为家庭生计生产，又为市场利润而生产，此时农民的经济理性是复杂的，不好说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这种看法较符合当前的中国农民情况。
综上所述，国内外涉及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理性问题”展开的。大部分的研究都以具体的经验资料为基础，也有一些利用了史料进行抽象化归纳。主张农民非理性者看到的是农民经济行为表现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地方，看到农民经济行为受到众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主张农民经济理性者看到的是看到的是农民追求最大利益的一面，看到农民经济行为与资本家经济行为的相似性，认为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外部因素引起的。除了周晓虹的研究外，其余的研究很少涉及农民经济意识的变迁。
三、本文的研究范围、理论观照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求农民经济意识的特点及其变迁规律，对农民的“理性”问题做出解释。首先需要界定的是经济意识的概念。意识在心理学上是一个与心理活动有关的概念，本文不打算去研究心理活动的规律性。因此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意识是物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此推论，经济意识就是经济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经济活动通常被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相应的，经济意识也应包括生产意识、交换（或市场）意识、消费意识等。由于本文计划以稻作发展为切入点，所以论述的经济意识主要与生产有关。
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农民概念。首先可以明确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农民。但中国农民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中国目前将户口在农村的人视为农民，这在二十年前也许没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看到这一农民概念下内涵的分化。在改革开放中，部分具有农民身份的人进了城，工作已经与土地脱离，并且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在城市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脱离了土地的经济活动，除了户口上的农民身份以外，个人的特征已经与传统农民大不一样，这样的人不在本文的农民内涵内。还有一些原来在城市边缘的村落，由于城市的发展，过去的村落已经城市化，“城中村”的农民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农民也不在研究范围内。本文所研究的农民，指的是传统意义上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有部分在农村居住的农民也许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或只用很少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些农民仍居住在农村，他们的家庭基本生计来自农业，他们也还是村民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本文研究的时间限度，从解放前的1940年代开始，追踪到2004年初。提到1940年代情况，是要了解一下所谓地主经济之下的一些情况。解放以后至分产到户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的运动，大部分时间农民是在“集体”中生产和生活，农民的经济意识在生产中得到的反映是有限的。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才可真正按自己的意愿组织生产，这一时期的生产活动表现的经济意识更有意义。农民对于许多数字的表述只是一个大约数，并非确切数字。但这不妨碍事件的重构和对农民经济意识的分析。
在理论上，农民经济理性之争，现在仍没有结果。应该看到，在不同地区的农民，尽管其生产上有相同之处，是以自己的劳动从土地中获取家庭生活所需为特点。但具体的各个地区的农村，由于自然条件差异，以及由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农民的理性表现不一。地方文化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嵌入文化之中的经济表现也千差万别，“理性”或“非理性”都是农民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反应。环境会变化，“理性”也会随之变动，因此不能以是否追求财富的最大化来判断是“理性”与否。据此，笔者假设农民是“理性”的。笔者同意郑风田关于过渡期农民经济二重性的看法，并以此为理论分析着眼点。根据中国传统的农民文化，格尔茨的“分担贫困”和斯科特的“道德经济”说也具有一定意义。福斯特的“认知倾向”也将得到采纳，但不一定是“好东西有限”印象，而是某种别的共同文化。对周晓虹、程歗、李秋洪、秦晖以及其他人关于中国农民意识或理性的分析，笔者采取部分同意的态度，将用调查点情况与之对照，以材料说明理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运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以经验材料为基础，主要关注农民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注意农民的文化传统、影响农民的经济、政治、价值观等因素。采取经济人类学农民研究的同质论方法，即关注农民之间共性特点。由于农民生产生活的环境具有相似性，同一个村居住地相近的成员，彼此之间在生产生活中非常熟悉，无论行为还是意识，都会互相影响，形成共同点。此外，这种方法论也是本选题的要求，一个经济意识的研究，如果只想寻找个体之间的差异，意义是有限的。本文也关注政治经济体系对农民经济意识的影响，但关注的不是体系如何使农民分化，而是如何使农民经济意识发生整体性的变迁。在同质论的基础上，福斯特的“认知倾向”概念（或理论）也是有意义的，本文将会采用。在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之前，笔者不想断言农民是否是理性的，也不能赞同或反对前人对农民经济意识特征的看法。结论应从农民的行为及其解释中得出。
中国农民之间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地方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意识又是“虚”的存在，不能空洞地分析农民的经济意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要求以经验资料为分析基础，从事实出发去分析问题，归纳理论，理论不能完全建立在逻辑演绎的基础上。根据这一要求，本研究以一个田野调查点的材料为例，从中研究总结农民的经济意识规律。一个调查点的材料并不能反映所有类型的全部农民的真实情况，但它可以反映在相似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的农民群体的情况。另外，它还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农民经济意识中共有的规律性特征。
稻米是华南各民族的主食，华南农民的传统生计主要就是种稻。对壮族而言，水稻更是最主要的生计作物。在解放前，一些壮族地区以能否吃干饭来衡量贫富，解放以后至包产到户之前，水稻一直是最重要的农作物，现在水田里种的作物绝大部分还是水稻。稻作的发展，涉及水稻种植面积、亩产量、品种、种植技术、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经济效益、水稻在农民心中的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从这些变化及其原因中，可以反映农民经济意识的变迁。
本文调查点选择的是广西武鸣县一个壮族村落的一个村民小组。与通常所认为的自然屯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紧密内聚性共同体不同，笔者调查所在的村屯最基本的单位是村民小组，或按村民的说法是生产队。因为屯与屯的距离，并不比同一个屯内组与组的距离更远。A屯1组的村民，可能更熟悉B屯4组的村民，而不是A屯2组的村民。从村民的生产生活来看，选择一个组作为最小的调查分析单位是最为合适的。
笔者调查地点选在广西武鸣县陆斡镇二塘村第八村民小组。选择这个调查点有几个理由。首先，这是一个壮族村落，村民都是壮族，以壮族农民为研究对象，可以看出民族文化对经济意识的影响。其次，整个二塘村在地形上是一片小平原，有一条河从中流过，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好，是武鸣县主要水稻产区之一，是良好的稻作研究对象。第三，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武鸣县居于中等水平，从各方面来看，是一个普通的壮族农村社区。更为重要的是，包产到户以来，除一些指导外，政府对当地农民的生产很少进行特别的直接干预，没有“强迫农民种什么”之类的行为。总的来说，包产到户以来，农民的经济行为是比较自主自由的。比起一些在政府特别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地区，或因自然条件限制了生产的地区，以这样的地区为研究对象得到结果，显然更具有普遍意义。
意识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怎样去研究农民的经济意识，这是一个问题。农民对自身经济意识的理解是模糊的，平时从事经济活动，不一定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农民也难以用语言直接表达自身的经济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意识指导实践。笔者认为，行动是意识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农民的经济行为去研究农民的经济意识，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以农民自己的解释为主。方法上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为特点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并结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同时采用社会学问卷调查法，设计一个有关农民经济行为与态度的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将农民的经济行为、农民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问卷的研究三者相结合，就可以理解经济意识。在本研究中，针对调查点的情况，笔者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请二塘村八队的农民填写，每户发放一份，请家庭主要务农劳动力尤其是户主填写，八队共有56户人，收回有效问卷43份。这43份问卷基本可以反映这个村民小组的情况，本文有关村民生产态度的量化数据即以此为基础得到。
笔者从2003年8月31日起到达武鸣县，在民族局、农业局、粮食局了解情况后、由县民族局的同志联系好陆斡镇方面，并送到二塘村。对二塘村的正式调查从2003年9月3日开始，到12月5日结束。其间因事返回南宁两次，在村时间为80天。2004年春节笔者是在二塘村八队渡过的，前后共有10天时间，进行了一些补充调查。2004年3月，笔者再次进行了为期10天的补充调查。
（第二部）分村落概况
一、自然环境
武鸣县位于广西省中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07°49＇~108°37＇，北纬22°59＇~23°33＇。北回归线经过县境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温暖小雨，春秋季易旱，冬季偶有霜雪。陆斡镇二塘村一带年平均气温22°C左右，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达362天。日照强、温度高、雨量多，适宜种植双季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