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姐姐心灵手巧，用“玻璃丝”不但为母亲编了几个买菜用的网兜，还编了五彩缤纷的孔雀开屏、长颈鹿、金丝猴、小花狗等姿态各异的小动物摆在写字台上，而且还手把手教我编。她不能出门看电影，家里也没有电视机，但是她特别喜欢看《大众电影》，她房间的墙上贴了两张从《大众电影》上剪下来的特写彩色照片，一张是电影《五朵金花》中金花的扮演者杨丽坤，一张是前苏联电影《基辅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她告诉我要把《基辅姑娘》剪下并贴在墙上，是因为和我长得太像了，也只有从这张《基辅姑娘》的剧照，我才体会到一个被病魔禁锢在家里的孤独青年，有我这样一个小伙伴经常来给她解闷，给她带来了怎样的宽慰和喜悦，否则怎么会因为长得像我而要把大剧照贴在墙上。在她仅有的几张胶木唱片中，她最喜欢“文革”前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朱逢博的配唱，她说：“太甜了。”她母亲给她买来这张唱片后，几乎每次见我来，就给我用手摇动留声机和我一起听。在与她交往的四五年中，我能够感受到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在病魔缠身的厄运中，对未来仍然充满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文革”初期，我父母受到冲击时我正住在学校，夏天的一个周六晚饭后我回到家，大门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醒目的造反派“勒令”，命令父亲必须在两小时内搬家。大门紧锁说明已经搬走了，我第一个想到询问情况的邻居就是巢姐姐，她像往常一样给我打开门，喘着急促的深呼吸吃力地告诉我，她只听说我父母搬到平房了，但不知道是哪个平房。根据她说的“平房”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家”，又因刚搬，没有收拾好住的地方，父亲让我披星戴月又回到了学校。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和巢姐姐见的最后一面，没有多久就听说巢姐姐去世了，那年她顶多27岁。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她渴望学习知识，渴望享受美好的生活，她也和别人一样希望建立幸福的家庭，也许就在她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忘记这一切，然而死神在她忍受了近十几年的病魔折磨之后，无情地夺走了她最后的希望，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年轻而美丽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们，也许经历了各种坎坷、不幸和痛苦，但是生活仍然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慷慨地奉献给我们，和从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的甘甜就永远无声无息地长眠九泉的巢姐姐相比，我们仍然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只要有生命，就永远有希望，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放弃？
生命就是幸福的源泉，只要有生命，未来就永远充满了幸福的希望。珍惜生命，紧紧抓住生命的缰绳不松手，人生就一定会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生命火花。
月落乌啼霜满天
阿先家里有了楼里第一台电视机，曾几何时？已浑然不知，也许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几乎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去敲她家的大门，一直到上了初一我家买了电视机。然而正是这三年左右的时光，使我对这家人的感情，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尤其是她的母亲张伯母。
张伯母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以英语相当好，解放后被安排到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当翻译，收入不菲。但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四个孩子都还不大，她家好像也没有请保姆的习惯，家里的事情总不能得到妥善安排，张伯母只得辞去了工作，回到家里相夫教子。
张伯母很有特点：心地善良，心平气和，心直口快，心如水晶般透明。无论是她的家人还是我们这些很熟悉她的老邻居，都得出一个结论：幸亏她早早就不工作了，否则凭她的性格特点，当“右派”可是在劫难逃。
小哥也经常和我一起去她家看电视。记得有一天晚上，正看着电视，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张伯母生气地说：“要放屁出去放！”边说边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西北风猛烈地吹了进来，房间里的气味很快就消失了。别看她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会让人下不来台，但是在她家看电视的这三年里，没有一天对我和小哥有丝毫不欢迎的表示，相反，总是笑容可掬地和我们这两个孩子打招呼，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和我家一样，全家六口人只有三间屋，已经人满为患，天天又有两个半大的孩子来家里添乱，没有相当的爱心和涵养，谁能坚持三年之久。
一天晚上，我早早地吃了饭，迫不及待地想去她家看电视，其实就是在她家玩得上了瘾，很自然地形成了吸引力，在家里呆不住了。轻轻敲门，没有人应声，自己打开了大门，听见一家人都集中在一间屋里正吃晚饭。知道自己来早了，就小心翼翼地探头往屋里看，桌上又是她家的老三样：面包、黄油和果酱。大儿子阿佐正对着门坐，看见一个小脑袋露了出来，大声说：“谁家的小屁孩儿！”说完自己咯咯地乐了。开始把我吓坏了，听到他乐了，才知道是开玩笑。后来渐渐长大了，才发现其实阿佐心肠特别好，最像他母亲。
张伯母很爱孩子，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从来没见她不耐烦，更没有过高声训斥，对谁都是和声细语，语速也不快，而且很爱笑，经常开怀大笑，更多的是和蔼地微笑，她的笑让人感觉到发自内心的愉悦，一双善良而清澈的眼睛笑起来就成了一条缝，甜蜜蜜的。她和张伯伯感情甚笃，经常听她称呼他“英”，而且亲切温柔。他们两个经常在楼后的网球场打网球，在阳台上下围棋，从来没有见他们两人高声讲话，别看张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但对张伯母却柔情似水，几十年如一日，这对夫妇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真可以说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真正幸福的恩爱夫妻。
不光我和小哥快把她家的“门坎儿”踏烂了，我父亲也每周末光顾她家一次。张伯伯和父亲都是桥牌迷，一到周末，父亲就和另外两位老邻居到她家打桥牌到深夜，有时我也在旁边观战，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张绿绒桌面的折叠桥牌桌，还有那两幅档次极高的扑克牌，寒暑假我们孩子们打扑克牌是根本不允许用那两幅进口扑克的，所以父亲和她家的人也很熟。“文革”初期，父亲受到冲击进了“牛鬼蛇神”劳改队，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我们说：“张伯母人真好。”原来，她在家委会的安排下，为来京“大串联”的外地师生摆水摊，当父亲和其他“黑帮”分子排着队，低着头经过她的水摊时，她一如既往，像在她家打桥牌时招待牌友一样，轻声细语对队伍里的父亲说：“朱先生，来喝点儿水。”父亲喝没喝没有结果，但是父亲叙述的这一幕感动了我们全家，这一幕也使张伯母平时甜蜜的微笑有了更深层、更具体的内容，逆境见人心，我们看到了张伯母那颗善良、纯朴、水晶般透明的心。
然而不幸往往总是要光顾善良的人。大约是1968年10月的一个晚上8点多钟，楼下突然动静很大，到阳台一看，昏暗的路灯下有好多人，小哥到楼下打探，才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以“特嫌”的名义把张伯伯逮捕了，张伯母从此就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在张伯伯被囚禁的五年零七个月里，他的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无法逃避的牵连和影响，大儿子离开了学校的宿舍回到了家里，后来分配工作在单位找对象时，他父亲的“问题”吓跑了多少女孩儿，不过也正是这特殊的年代，大儿子终于寻觅到了一颗和他母亲一样善良的心；二儿子连下乡插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是几经周折才到了农村；小女儿也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却在逆境中找到了患难与共的如意郎君。然而最苦的是张伯母，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和她划清了界限，在外边没有一个人和她打招呼，更没有人和她来往，丈夫身陷囹圄，前途未卜，孩子一个都不在身边，银行里的存款被冻结，可能生活来源也只有在外的子女提供。
1969年春节，我和同学们下乡插队刚一个多月就跑回北京过春节。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看望曾经朝夕相处的玲玲。我来到楼上，还没等我敲她家的大门，发现对门张家的大门敞开着，张伯母正巧站在对着大门的过道里，我想和她打招呼，然而她迟滞的目光，若即若离的神态，使我突然明白——张伯伯还在囚禁没有出来，她的神态使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她那时孤立无援的处境。我当时只觉得这种时候她是最需要亲近和温暖的，更何况她是看着自己长大起来的长辈，于是我立刻改变了主意，不去看玲玲，转过身，从那扇敞开的大门走进了她家，坐下来嘘寒问暖。虽然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甜蜜的微笑，但从她平和的心态能够看出，她在来自社会的非议和白眼中虽然忍受着压抑和孤独，但还是能够坚强而平静地生活着。那次回北京探亲不到一个月，我去看了她三次，最后一次和她分手告别时，她把一个精致的笔记本送给了我，上边什么字也没有写，她什么感谢的话也都没有说，然而我接过这个笔记本，真觉得沉甸甸的，里边饱含着多少辛酸和感激，只有她和我能够心领神会。
后来父母随学校迁到了外地，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看她，直到1974年初，我还在师范上学时有寒暑假，所以有机会回北京到大哥家。一天我又来到大院看望张伯母，张伯伯仍然还是没有出来，她家三室的公寓早就被别人占了，她被撵到同一个楼的另一间屋子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公寓，地方小多了，家里原来的老家具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屋里只有床和桌子，好像还有一只大箱子。虽然她还是那样平和，没有任何激动，但是当她伸出了双手，摆在我面前的却是因每个关节都严重突出而完全变形了的瘦骨嶙峋的双手，看着这双手，我的心都在颤，生活多么无情，我面前这个多么善良的女人，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摧残，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可从她这双让人看了辛酸的手，就能懂得她的心在流泪、在淌血。
张伯伯1974年下半年被无罪释放，我是1975年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他的，他也是很平和，但长期的监禁生活，使他失去了从前的活跃性格，沉闷多了。不过他总算出来了，我的心，尤其是牵挂张伯母的心总算轻松多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在一个筒子楼里又住了大约六年，一切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我还是她家的常客，张伯伯和夫人有时也到我家来打桥牌。在这段日子里，我开始发现张伯母对音乐的感悟也是很虔诚的。她对我说：“《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那段《晴朗的一天》多清纯哪！”还说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写得怎么那么美！”她对李双江的歌喉特别欣赏，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听的男高音，真美！”正是由于她内心的清纯和美好，才会对美妙的音乐情有独钟。
后来张家搬到城里后，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听说，张伯伯夫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相继去世了，张伯母去世后的第二年，张伯伯因感冒和我父亲住进同一所医院，我父亲去世后没几天，他也去世了。
张伯母的大儿子两口子前不久来家里看望母亲，离开后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讲得是他父母分别去世的整个过程，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张伯母当年甜蜜的微笑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尤其是读到张伯母在临终前让儿子上她的床，想让他和她最后亲近一下，儿子在众人面前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和她亲近，这件小小的事情却成了她儿子一生的愧疚，这一幕使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张伯母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博大的爱心。
在我完整的记忆中，张伯母是我所见到的最善良、最透明的女人，然而我再也见不到她那甜蜜的微笑，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了，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九泉之下再相见，我会依旧用自己的温暖去安抚她心灵的创伤，并细心玩味她美好善良的心与谦和爽朗的性格。
恩师
“文革”后期1973年，全国实验性地恢复高考，以“白卷英雄”张铁生白卷背后的申辩宣告结束。我以知青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排在河北省怀来县总分第一，但在“重在表现”的录取“原则”下，只把我的名字放在“备取”名单里，而被录取的名单里全部都是有门路的县级干部的亲属。为了解决城市户口（知青都是农村户口），又不知道下一年是什么“皇历”，只得接受河北省宣化师范学校招生老师的邀请，放弃第二年继续参加高考，赴师范学校音科去学习音乐。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不得不放弃自己从小的理想，与自然科学从此失之交臂。
音科教研组长王永泰老师那年大约45岁，身高160左右，不胖不瘦，五短身材，皮肤黝黑，五官很匀称端正，眉宇之间透着稳重、刚毅和善良。现在离开学校37年了，每每想起在宣化师范的那两年，最让我心情不能平静的就是王老师，因为他是我从小到大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不仅因为他和蔼可亲，更应为他无条件地、诚心诚意认真培养过我。
一入学，王老师发现我手风琴水平超过了音科里所有老师，就专门发给了我一架120贝司专用大手风琴，并送给了我一本手风琴独奏曲谱，上边全都是外国名曲。我如获至宝，重新建立起心中的希望。每天早饭后就坐在宿舍门口练琴；周日练的最长时间是七个小时，肩膀和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但手风琴独奏水平的确有了很大进步，又希望留校当手风琴专业老师或进入专业文艺团体，至少这两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一个学期以后，因高考总分第一却不被录取而产生的失落和沮丧已经彻底平息了。后来每逢有演出任务，王老师都给我安排独奏曲目。有一次给一个部队演出，我的独奏引起了满堂喝彩与热烈的掌声，从此我更有信心了，这些都离不开王老师对我的呵护和培养。
王老师很注意对我的辅导，在排练节目时，他如果发现我在伴奏时有些和弦或过门处理得好，都要用表扬来鼓励我；碰到手形有问题或指法不够合理时，他都会及时给我纠正。
为了帮助我熟悉键盘的各种调式，王老师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找来几个女生，以练节目为名，让我伴奏各种调式的曲目。一开始我不知道老师的用意，但是练了一个晚上我才明白老师用心良苦。
第二年，张家口市委书记周日升同志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学校领导接受了任务，要在学校举办纪念大会，并且安排音科出节目。王老师点名叫我为周日升谱写颂歌，我接受了任务便披星戴月连夜为颂歌谱曲直到天明。我写的是一首女生领唱的大合唱。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而这也是王老师出于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又一次机会。
最后一个学期，手风琴课老师先是怀孕后又请产假，整整一个学期的手风琴课都是由王老师安排我来教授的。由于教学效果好，辅导课耐心，得到了全班同学一致口碑。期末，全班同学全票通过，将我这个刚入校时“走白专道路”的批判对象评为了“三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