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凄凉的一幕让我震惊了。2008年我和姐姐一起来到昆明湖驾乘小汽船，到了码头我惊愕了：往年这个时候，码头上排队买船票的游客队伍都快排到知春桥了，而且此时湖面上已经有好几十条小船荡着双桨穿梭在湖中，码头里几乎没有什么小木船了，小木船简直是供不应求。而现在，码头比从前高级多了，从岸边向湖中心延伸修建了一座小栈桥，便于游客上下船，栈桥边停泊了各种类型的小游船：从木船到脚踏船，再到小汽船，应有尽有。而眼下不但栈桥上没有一个游客的影子，整个昆明湖面上就看不到一条船，由于阴天，湖水也不绿了，天水一片灰蒙蒙，一片肃然，举目望去，渺无人烟。曾经的门庭若市变成了这般门可罗雀的景象，颐和园这半个世纪的变迁真让我感慨万千。
时光流逝，时过境迁，颐和园往日的兴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鸟巢、森林公园、国家大剧院等现代化娱乐场所，这些对颐和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然同时也说明人们的娱乐水平和品味都在提高，娱乐内容不仅限于划船、逛公园，而是听音乐、看比赛、观演出，即使逛公园也要逛更高级、更现代的公园，而不是老祖宗留下的遗园。
是什么在悄然流逝？真的是优胜劣汰吗？值得思考，还是顺其自然吧。
哦，颐和园，我曾经的伊甸园！吟诗一首以表对往日的怀念之情：
《不要吝惜时光》
放下手中的双桨，
任小船在湖面上轻轻摇荡。
闭上双眼，
仰卧船中，
透过桔黄色的眼皮，
眺望蔚蓝色的天空。
水中鱼儿在轻歌曼舞，
湖面涟漪在眨眼微笑。
在这样的时刻，
尽情品味这般松弛，
不要吝惜时光。
冬日的阳光
曾经有个朋友问我：“春天的花朵，夏天的大海，秋天的月亮，冬天的太阳，你最喜欢哪个？”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冬天的太阳。”
我第一次发现了冬日太阳的神奇，是在一个中午饭前。那年我上小学六年级，和往常一样，中午十二点整放了学，回家第一件事就直奔父亲的房间，拧开写字台上的牡丹牌电子管收音机，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沙发上，开始继续收听头一天的小说连续广播《月亮宝石》。以往的中午听小说，几乎天天都有窗外像鬼叫一样的风声陪伴，我也一直总是在琢磨为什么风声如此犀利，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了两个原因：窗外的电线离窗户太近，再加上周边的建筑太少，像鬼叫一样的风声在稍稍起风的冬天就会光临。而那一天中午，不但没有听到任何风声，除了收音机里传出的故事，四周非常安静。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一束阳光从窗户的方向斜射到地板上，在这束阳光中，我清晰地看到了平日看不见的灰尘颗粒，在阳光的光柱中欢快地轻歌曼舞。这束阳光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整个房间被这束造访的冬日阳光完全占领了，我产生了一种身处幻境的异样感觉，当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故事情节是哪一段已浑然记不清，然而这束可爱的冬日阳光，像一束美丽的鲜花一样带给我的惊喜和愉快，我却深深地记住了，以至于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束让人如醉如痴的冬日阳光，这束阳光不但有我少年时代的好奇心，更有我无忧无虑、心静如水的少年时代生活的美好回忆。没有多久，上了初中，中午不可能回家吃午饭，也就再也没有机会欣赏这梦境般的冬日阳光了。
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冬天，我坐在大哥家的房间里，第二次遇见了久违的冬日阳光，不同的是大哥家的窗户比小时候我家的窗户大些，所以光柱不那么窄也不那么强烈、明显，然而此时这束阳光又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十几年前，所有的失意和不得志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全部身心都静静地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我向窗外望去，大哥家当时的住所窗外也没有很多建筑，两个楼之间的空地也很大，稀疏的树木之间，阳光透过杨树叶子脱落后的秃枝，投在地面上形成隐约而含蓄的朦胧树影，在温柔的阳光中显得那样协调自然。
而今，我已年过花甲，在新搬进的家中，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冬日的阳光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虽然也许是由于空气的污染，以及窗户的宽大，阳光没有曾经看到的那样强烈，但仍然同样地温暖、温柔、温馨，同样能使房间窗明几净。
这三个阶段的三次冬日阳光中的我，在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对阳光的感受大相径庭。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走进了道路崎岖的社会，生活的千锤百炼，让我更深刻了，更坚强了，我会把心中这束犹如醉人的美丽鲜花般明媚的冬日阳光带到九泉，带到永远。
非常往事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父亲正在锦州。院党委的某些领导为了保护自己，就把父亲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揪了出来。父亲在锦州接到“速返京”的电报，连行李都没有带就连夜回到了北京。一进校门，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全都是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父亲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毕竟是“老运动员”了，没有表示得太惊讶。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都被揪了出来：所有的当权派、老右派、反动教授、黑五类分子。人多了，就组织成了劳改队和学习班，这几十个“牛鬼蛇神”不是扫大街就是扫厕所，要不就是写检查、挨批斗。劳改对于父亲来说倒还没什么，当时也就52岁，身体还可以，就是写检查，尤其是挨批斗，对父亲来说是对人格的侮辱，虽然不是他一个人，但他被游斗得最多，因为他不但是“走资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曾对我说：游斗最厉害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一死了之，当时绳子都准备好了，就是想到这四个孩子，他才没有走上黄泉路。我听了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
父母亲平时爱拌嘴，但是在父亲被游斗和劳改期间，母亲坚定地和父亲站在一起，一次都不拌嘴，不仅如此，有人动员我们孩子给父亲贴大字报、划清界线，母亲还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写大字报时不要涉及要害问题，应付一下就行了。父亲也对母亲在最艰难的时候所表现的忠诚所感动。正因为她的忠诚和坚定，母亲也被送进了劳改队。
父亲进了黑帮劳改队和学习班，经常被游斗，多少人和父亲划清了界限，这让父亲很寒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同时也是父亲终生的挚友曹伯伯，从三里河乘车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父母都不允许回家，他说没关系，看看你们孩子就行了。逆境见人心，在那世态炎凉、众叛亲离的年代里，能够有人这样不忘旧情，冒着被牵连的危险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又惊讶又感动，缄默无语地目送曹伯伯离开了我家。
9月的一个周六晚上，我从学校回到家，看到家门口墙上贴着4小时内搬家的“勒令”，房门紧锁着，我就四处打听找父母和家，邻居们还告诉了我父亲被批斗、游街的情况，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一个小平房里找到了父母。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三个装着换身衣服的大抽屉，还有一张饭桌，屋子又潮又暗。父亲见了我，只说了句：“还是暂时回学校吧，这里现在没地方住。”那天晚上我只好又骑车回了学校。和我们一起搬到平房的还有几家“牛鬼蛇神”。寒冬腊月，我们几家共用的水龙头结了冰，几家人就一起想办法把水龙头化开，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差，连上厕所还要走过几排房子再过马路才能上。我们在平房里住了八个月后，政治气氛没有那么紧张了，主要是两派开始搞派性了，我们才又搬回了楼里。
有一个和我同岁的邻居，她母亲也是“黑帮分子”，被“勒令”搬进了校锅炉房煤场旁边的小平房。小平房有窗框但没有窗扇，经常一觉醒来满嘴都是煤渣子。有一天我到她家看朋友聊天，不想被造反派发现了，他们在我出来往家走的路上跟踪了我，一直跟到我家小平房才把我叫住，开始“策反”我，并且禁止我们再搞“反革命串联”，还鼓动我揭发自己的父亲。几天后，我和姐姐还有小哥三个人来到主楼后背阴处，商量给父亲写大字报的事，随后一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就这样问世了。造反派的一个头目看了后，轻蔑地说：“这哪里是在揭发，明明是在包庇。”
麦收季节，我所在的中学组织下乡劳动一周后，回到小平房的家中时觉得浑身难受，放下行李一头倒在床上昏睡了半天。傍晚父亲回到家中给我量了体温，发烧了。为了排解难受的感觉，我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父亲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煮好的红糖姜茶，笑着说：“发着烧还唱歌，还有这样的人！”听了这话，我一方面为自己天生的乐观心态自鸣得意，一方面也很受感动：父亲在单位里挨批斗、写检查、劳改，受尽了凌辱，多不容易，回家来不但不露声色，还一如既往地关爱孩子，这要具备多么强大的承受力！
在我心灵中留下最不堪回首的一件往事，多少年来总是出现在我眼前，甚至在梦里，像悬在心头上的一根针，时时刺痛我。父亲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后，好几个星期没有回家，我也不知道他吃在哪儿，住在哪儿。一天中午，我正在职工食堂曹司机的小吃部前买西餐沙拉，回头一看，一队“黑帮”正排着队进了食堂，然后在一个特殊的窗口打饭，每个人端出来的饭都是一样的：一盘萝卜条，两个窝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看到他排在一队身着旧“劳改服”的人们中间，整天就是过着这样被管制的生活，吃着这样的饭，在这样的场景下见到父亲，心中油然升起的刺激和怜悯远远超过尴尬。记得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那样艰苦的情况下，父亲也从来没有吃过窝头，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是很讲究吃的，而且身体从来就不很好，所以妈妈也从来都是把营养价值高的、好吃的都留给他吃，并且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都有特殊照顾：发烟票、蛋票、肉票、鱼票。周总理还专门设宴把北京高等院校的教授们请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打牙祭”。我看到父亲现在吃这样的饭，受这样的管制，心里虽然很难受，但我没有任何办法，只得低头吃自己的饭，然而这一幕就像一幅催人泪下、阴郁凄凉的画面一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至今一想到当时那幅景象，我还要泪流满面。
10月中旬，我跟随姐姐、姐夫以及姐夫单位的同事共十来个人，启程南下赴广州，卷入了“革命师生大串联”的浪潮。由于乘的是慢车，从北京到广州本来只有两天的路程，因中途需要经常停下来让行快车，结果走了四天半才到广州。
“大串联”时期的火车车厢里简直就是个奇迹：三人座位四个人挤在一起，座位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睡着人，过道地上坐满了人；上厕所时，每迈一步都要先研究下脚的缝隙在哪里，真是要“跋山涉水”才能上厕所；吃喝都自备，火车上没有。虽然车内人满为患，窗外的风景却令人目不暇接，尤其对于我这个第一次乘火车的人来说，白天始终两眼兴奋地盯着窗外。印象最深的是北方的庄稼地和地垄沟壑，南方的霏霏细雨中漫山浓密的茶树，还有清晨远处缓缓升起的旭日，以及日落时刻的壮观。当时我记得最深的印象是：窗外的树木风驰电掣般从窗外闪过，然而日出和日落时的太阳却一动不动地停在地平线上，我当时心里就想：由此可见太阳离火车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啊！
当时的广州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耳目一新：和北方灰砖红瓦的建筑不同的是，所有的房屋和楼房几乎都是白色的；我们住在中山大学的教室里，校园里好几棵古树根深叶茂，路旁整齐的冬青郁郁葱葱，房前屋后都整洁有序，相比之下，“文革”时期北京的大学校园可是逊色多了。中山大学的食堂里几乎所有的饭菜都放糖，尤其是包子、饺子和肉末稀饭都是甜的，一开始很不习惯，慢慢就适应了，也许后来我爱吃甜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我们游览了景色惬意的“五羊公园”，这是以广州“羊城”来历的五只山羊命名的，公园正中央有个高五米左右的石座，上面竖立着五只姿态各异、羊角挺拔的山羊雕塑。
在广州植物园里，第一次见到各种热带植物时感到特别新奇，尤其是酷似香蕉、果实饱满的芭蕉串最让我匪夷所思：长成这样能好吃吗？不好吃干嘛要种植这么多？当时香蕉在北京不是很容易买到，来到广州发现不但有很多还很便宜，一口气吃了快一斤，结果足足拉了三天肚子，真是大煞风景。
当我们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山岗上慢慢向高处延伸的宽阔的大阶梯令人肃然起敬，阶梯两旁精心修整的植物和花草，以及山岗上烈士群像，都在向人们提示着辛亥年间壮烈牺牲的英烈们的风采。
最后来到毛泽东同志当年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院子很宽敞，房屋都是木制结构，窗户是长方条小木格子，没有窗纸。讲堂里摆着一排排条凳，最前边有个讲台。一进讲堂，眼前就好像出现了毛主席当年讲课时的画面：铿锵有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势充满了大讲堂。
在广州时只学会了几句广东话，至今都还能说出来，而一首“大串联”时期在全国流行传唱的《沙枣花》，总能引起我对那个非常年代某种激情的清晰回忆：
不敬你青稞酒，
不敬你哈密瓜，
敬你一杯雪山的水，
充满了知心话。
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送你一束沙枣花。
蹉跎岁月也峥嵘
——记上山下乡二三事
1968年12月17日，是我和成千上万在“文革”中经历了狂乱的北京中学生们一起离京赴山西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这是一个改变了几乎所有正值花季的知青们人生轨迹的一天，也是他们不同程度坎坷历程的开始，几乎每个知青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天的准确日期和令人难忘的离别情景。
初冬的寒气刚刚向人们袭来，阴霾的天空中隐藏着离别的无奈。三个儿时伙伴，帮我提着手提包，挎着背包，四个人有说有笑地聚集在北京站前的人群中，似乎不是在送别，而是在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四个人并肩前行谈笑风生，因为单纯的姑娘们前途未卜，没有人想到今后的路有多艰难。不久，大哥和小哥以及两个未来的嫂子也陆续到了北京站。我和他们分别留影之后，在进车站之前，三个小伙伴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