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嫂四人把我送上了火车，我把行装在行李架上安置好后就坐到了窗口。站台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突然发现四个人里少了一个，找了半天，才发现大哥正躲在一个水泥柱子后边抹眼泪，从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中学生，内心顿时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然而就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与故土离别和失去亲人的呵护而引发的恐惧感深深刺痛了我，我撇开了嘴角开始要哭了，小哥在车下发现后，一开始是跟着火车走，边走边喊：“不许哭！不许哭！”火车加速了，他就跟着火车跑了起来，还在喊：“不许哭！不许哭！”在他的强制中，我听出了“要坚强”三个字带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真的就不哭了，他才停止了追赶，渐渐消失在火车的尽头。
小哥追赶火车，使我想起了妈妈讲的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我在上幼儿园全托时，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忙，大哥、姐姐也都忙功课，七岁的小哥担起了接送小妹妹的重任，当时我只有两岁，但每次把我送到幼儿园要离开时，我都要哭喊着：“我要小哥哥，我要小哥哥。”他每次周末接我回家都是跑着去幼儿园，生怕我因着急而哭，但是有一次刚下过雨，地上很滑，他摔倒了，两个膝盖都在流血，他还是坚强地爬起来，继续跑。在回家的路上，由于地滑，他怕我也摔跤，就忍着疼痛，小心翼翼地把我背回了家。小哥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后来一起成长的岁月里，我也是很佩服的。想到这些，我心里还是阵阵的酸楚。
火车开动不久，我发现有个女学生刚才还和站台上的亲人车上车下、难舍难分地哭成一团，现在眼角上还挂着泪珠，却开始津津有味地啃起了苹果，离别亲人对她来说也只是一时的伤感，很快就像小孩子一样恢复了常态。到底是涉世太浅，根本就没有想到前方是怎样的荆棘在等着她。
初到农村，一切对这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来说都是陌生的。跌宕起伏的山峦、层层整齐的梯田、幽静的小山村，从喧嚣的大城市来到这里，就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第一天就是过挑水这一关，四个最先到村里的女生首先开始学的就是挑水。泉眼在沟下，下去的时候还问题不大，但是挑着水上来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由于坡比较陡，个子最高的女生负责挑担子，我和另一个女生一人拉着前边的水桶、一人推着后边的水桶，第四个女生在最后提着沉重的铁制大马瓢，四个人艰难地一边摇摇晃晃地上坡，一边叽叽喳喳，生怕桶里的水洒了，坡上的社员们看着这四个北京来的笨手笨脚的姑娘，笑得前仰后合。到了坡上，觉得终于到达终点了，可算松了口气，当看到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水桶里只剩下半桶水了，四个姑娘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一天起，我挑了两年半的水和粪，还有化肥，练就了一副铁肩膀，后来转插到河北小哥家，有一次小哥一星期没有回家，家里的水缸见底了，我就一口气从街上的自来水龙头挑回了三担水，尤其是担水时矫健的步伐，令路旁的行人瞠目结舌。
村里有句俗话“庄稼活不用学（xiao），人家咋着（zhao）咱咋着”。在村里的两年半中，干的最多的农活就是春天担粪、耪地，夏天割麦子、打场，秋天摘棉花，除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春天播种这一关键性的活儿很少干，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也许是人生来就是要强的，所以村里几乎所有的知青干活都很卖力气，和社员们一样，不管干什么活，都怕落在别人后边。干这些活儿几乎都要长时间地弯腰，麦子金灿灿的，但割起来总是觉得没有尽头；像雪白花朵一样绽放的棉花，一朵一朵地摘起来挺开心，可是摘的时间长了，就像得了腰肌劳损；长时间蹲在地里间苗，一蹲不是一晌就是一天，站起来的时候腿都不听使唤了。这些对于我们在家里有的不要说做饭，就是洗衣服都不太会干的知青来说，真是意志上最好的历练。正是那段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经历，练就了我的吃苦耐劳，影响了我几乎一生对生活的感受。
当地的卫生条件是很差的，不仅绝大多数知青都因水土不服浑身长了荨麻疹，个别人还相当严重，吃药吃得整天睡不醒；我和另外几个女生还长了黄水疮，从膝盖以下，见不到巴掌大的一块完整的皮肤，后来还是吃了很多中药才治好的；最严重的是好几个男生传染上了肝炎，其中有几个人还是乙肝，这可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然而农村的生活也不仅仅都是艰苦，时不时也经常有诗情画意的奇迹出现。第一年夏天收麦子时，当时村里的知青还没有分灶，大队就把全体知青调到最后一个小队五队收麦子，因为那个小队地多人少。白天一起干活，无语地闷头割麦子，晚上收了工，男生都分住到社员家中，女生全都住在离麦田不远的没有窗户的空房子里，打开行李，铺在麦秆上，就是我们的“宿舍”了。当时国家的命运都不知道是什么，自然个人的未来对每个人来说也都是未知数，尤其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混了几年之后，什么求知、进取、追求，都从脑子里统统消失了，觉得自己就像个只剩下良知和怀旧的驱壳。一个女生唱起了苏联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朋友上战场。
我当时听了一愣，明明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怎么改成“朋友”了？顿时想起在那个年代里，“爱情”是禁区，谁提谁就是资产阶级，可是又想唱，只好改词。
听着《小路》，我无聊地向门外望去，皎洁的月光使我情不自禁地把大家叫出了只有一盏煤油灯的空房子。这哪里是山区的夜晚，简直就像北京“十一”国庆节夜晚、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一样清澈、亮堂。不要说远处的山峦轮廓清晰，就是同学之间的脸庞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夏日里这么美丽的月夜，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我想起了一首歌：“山当书桌，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找出了纸和笔，准备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借着明亮的月光写信告诉父母亲，然而月亮再亮毕竟不是灯，更不是太阳，还是看不清字，写信的冲动也只好作罢，坐在石头上，静静地欣赏着洒在山坳中银色的月光。这样美妙的夜晚，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也许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欣赏月夜了，也许是因为山区空气好，才会有这样清澈美丽的夜色。
第二年夏天，遇上了多年不遇的好雨季，连续十多天，几乎天天白天晴天夜里下雨，这对庄稼来说果然是个丰收年，而这几天里有时白天一下雨，同学们就不能出工。我拉起手风琴，另外一个女生找来一个脸盆和铁勺当打击乐，几个女生聚在屋里，又是唱、又是说、又是笑，全然忘记了下顿饭连菜都没有，更不要说肉类和鸡蛋。这种“穷欢乐”的日子使我们在整天过着吃“米奇”（小米稀粥里放几根面条和几根萝卜条，当地人几乎天天这么吃）的艰苦日子增添了几分快乐，而我每当端起一碗“米奇”时，眼前总能出现小时候父亲周末带着全家，乘公交车到南河沿1号政协俱乐部吃西餐的情景，尤其想起诱人的奶油鸡茸汤就垂涎欲滴。
村里的老乡都很朴实、善良，房东大娘经常把自家的发面大饼、晒好的柿饼给知青们送来吃；如果要下雨了，我们在地里干活赶不回来，房东大叔就帮我们把衣服收起来；大娘大婶见女知青们干活拿出所有的力气，就劝女孩子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能跟男孩子一样玩命干活，劳累过度将来会落下病的。然而农村的重男轻女的严重程度也是耸人听闻的。不但有一个妇女把刚出生的女婴扔进了粪坑，居然一个在部队里当连队文书的军人，回家探亲把自己的亲生女婴用剪刀剪断了喉咙，他的老婆还是大队妇女主任，在极度悲伤之中，她把丈夫告到了县公安局。
知青们只有一次是全体进深山打柴，大队借给知青两辆平板人力车，天一亮大家就带上水、干粮、柴刀和绳索进山了。进山之后，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渺无人烟的大山沟里，居然有一户小院子，正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看得出来，日子过得井井有条，院子旁边流淌着潺潺溪水，附近是天然的绿地，真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思，就好像书中描写的仙境。那是一个多么适于隐士居住的环境，尤其静得让人产生美的激情，只有溪水在叮咚地独奏。大家在小院里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前进了。深山里的植物种类繁多，看得眼花缭乱，大家就好像进了北京的植物园，都抢着讲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突然有一个男生喊了一声：“这就是山楂树”。我听见之后马上跑过去看，当我看到了山楂树时，不是这种植物的体型外貌吸引着我，而是它的名字使我想起了苏联歌曲《山楂树》，这首歌使我又回到了温馨的童年，顿时浮想联翩，再加上周围这样多郁郁葱葱的植物，我全然忘记了所有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愉快的歌声不由自主地从嗓子里轻轻哼了出来：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里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一次和一个同学翻山，到了山顶，一望无际的群山展现在眼前，尽管命运的安排让我融进了穷乡僻壤，自己的渺小和深感无助使我没有对所身处的自然界有任何眷恋，总有一种企盼摆脱这种处境的强烈欲望，但令人赞叹和心旷神怡的壮丽景象仍然可以使我赏心悦目，不由地哼起了苏联音乐《在满洲里的山岗上》，艰苦的生活和与土地融为一体的无奈从来也不会让我忘记了抒情，也许这样的乐观的心态是与生俱来的吧。
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大家拿出了头天晚上烝好的馒头，遗憾的是由于馒头数量太多，下碱的同学心里没了数，碱多了，结果馒头都成了浅咖啡色的，饥不择食，人饿了就什么也不顾了，硬着头皮都吃了，后来有的同学直闹胃酸。男生比女生打柴的次数多一些，所以女生只有看男生砍什么样的荆棘和柴禾，她们就模仿着干，不但砍得不如男生多，有的个别女生还要男生帮着用绳索捆柴禾。知青毕竟不是当地人，当地农民一个人一天就能打一车柴禾，到家正可以赶上吃晚饭，而他们十几个人打满了两车柴禾，走出大山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一条宽宽的山道上隐隐约约有好几个山口，不知哪个山口该拐弯，幸亏大队民兵连长带我外调时曾走过两次这条路，我果断地在黑暗中把大家带回了住所。
在临插队的前一年，我在一本小说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人活着，就是要让周围的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人生才有价值，否则人就是一架造粪机器。”带着给周围的人创造幸福的朴素而美好愿望，我在村里用自己带来的药品，利用休息时间给同学和社员们治病、打针、针灸、上药，遇到疑问就查阅《农村医疗手册》，多年以后，偶尔看到箱子里一本几乎被翻烂了的《农村医疗手册》，还真以为是谁给调换了，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那本离开北京前买的崭新的《农村医疗手册》。由于见的病人多了，虽说医疗条件很差，但毕竟增长了很多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多年以后，很多人发现我当医生最合适。除了要当业余的“赤脚医生”，每天还要正常出工，下地干活，大队还让我当了第一小队的会计兼粮仓保管员，一有空，我还经常给家里老弱病残的社员挑水。由于身兼数职，有一个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到村里两年以后，县“贫宣队”进驻村里，赵队长广泛征求了全大队五个小队全体社员的意见，发展我加入了共青团，还把我的事迹带到了县里，在县知青劳模大会上作了宣传。
艰苦乐观重担挑，蹉跎岁月也峥嵘。这段经历尽管平凡，却是留在我心中最深情的青年时代，而青春的苦乐回忆却是一首永远拨动人们心弦的歌。
迁徙
下乡插队的第二年，1969年10月中旬，我回京探家的第十天，校领导根据全民备战的“一号通令”，做出了全院师生及家属在一周内“连锅端”迁到山东新校址的决定。母亲由领导安排，作为“先行队”和几个同事先去了山东，大哥和姐姐都在上班，父亲刚得到平反，临时在“机关”上班，只有小哥还没有毕业分配，我是回京探亲的知青，所以搬家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小哥和我两个人的肩上。
搬家时最艰难的工作有三项：一是将所有的炊具和碗碟装箱；二是处理掉大批的书和废报纸，尤其在那个年月，书是最没有用的东西；三是将家具贴上父亲的名字后，连同装好的箱子，全部由我们自己用三轮车运到集中地。我只会把书和报纸打成捆，再把要卖掉的旧物和书报搬上借来的三轮车上，除此之外，几乎其它所有的工作都是小哥一个人来做，两个人整整忙活了四天。第五天，住了整整十四年的家，已被清理得家徒四壁，只留下父亲一个人的被褥铺在地板上。晚上我到姐姐家住了一夜，还用插队时练就的针灸技术把姐姐的腰疼治好了。第六天一早我回到家，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想到全家最后一次在家里聚会时，父亲流着眼泪和大家告别时凄楚的情景，看着眼下父亲瘦弱的身影和发白的鬓发，我潸然泪下。第七天一早，就白开水吃面包就是我俩的早餐。我把父亲的铺盖装进了一个大行李袋，像麻袋包一样扛在肩上，陪着正在发低烧的父亲，加入了浩浩荡荡迁校的教职工及家属队伍。
在开往火车站的卡车上，有几个中年妇女泫然泪下，这是与故土告别的伤感，是对未来不可知的外地陌生环境及生活的迷惘，而我却庆幸，如果不是我碰巧这个时候回京探亲碰上搬迁的话，刚刚受运动冲击后体弱多病的父亲，几天之内因发低烧，显得那样虚弱，该如何一个人独自度过这艰难的迁徙？
火车到达山东的车站已是午夜时分，在站台微弱的灯光下，我扛着那个大行李口袋，跟着大队人马扶老携幼，带着随身行李，向一个方向缓缓移动。如果不是有人在指挥这队男女老少，看上去真像是一群难民。
几辆大巴把大家拉到了荒凉的新校址时已经是下半夜了。秋风瑟瑟，月明星稀，地上不是月光的银白色，而是雪白色，看上去像是一层霜。我用脚尖在地上蹭了一下，果然正像人们所说的，是一层不薄不厚的盐碱。借着苍凉的月光，一眼望去，寸草不生，更不要说树木了。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大队人马，什么人来到这样一个不毛之地都会不寒而栗的。
下了大巴，在一片没有路灯的深夜里，我和父亲总算摸到了母亲已安排好的家。有了炊具和家具就有了家的感觉，但是我们三个人谁也打不起精神：“干打垒”里的设施极其简陋，除了有天然气以外，没有厕所和厨房，吃喝拉撒全在一间屋里，这只是开始，还会有改善吗？不知道。
几天后父亲告诉我：小哥在来信中说，这场好似一阵急风暴雨般的迁徙之后，他病了。
柿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