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山西插队时，这床小绿花棉被和我一起来到农舍的土炕上。到那时已经盖了十年，本来就是浅绿色的小花，已经变得很淡了，尤其是被面的中央部位颜色最浅，几乎发白了，很像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道具窗帘，色彩的变化让人产生了沧桑感。没有多久，被面中央发白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窟窿。我学着外婆那样，将被面拆下，再把被面从中间剪开，然后将外边两头重新缝合，效果的确很好，棉被缝好后，两个半边窟窿都缝了进去，发白的部分几乎看不见了，一条崭新的新被面就这样诞生了，小绿花还是那样鲜艳可爱。这一壮举在插队女生中反响不小，一个女生在回京探亲来我家找我时，一个劲儿向母亲夸我“会过日子”，母亲当然很高兴，这是我家的光荣传统嘛！
后来这床棉被跟随我来到河北一所中学上高中，又到了河北一所师范上学。河北的集体宿舍一概都是大通铺，我那床小绿花棉被永远都是最惹眼的床位，因为别人都好像是受过军事训练，床铺整齐得像军营，而我的床铺上从来就没有开过光，不是有一件没有收起来的衣服，就是书本什么的。老师同学都很体谅地说：“她一心奔学习，哪顾得了那么多！”我一向不拘小节不但出了名，还得到了普遍的谅解，人们的通情达理可见一斑。
小绿花被陪伴着我在外地十年零一个月，不是辗转东西就是浪迹天涯。除了这床小绿花被，没有任何自己的物品从小到大跟随我这么久，它见证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最重要的人生阶段，是我最难忘却的幸福时光。后来之所以赈灾时给捐了，是因为北京冬天气温不但升高了，供暖也大大改善，棉被显得太厚，被套也因时间太长有点发硬了，不如化纤薄被盖着舒服。然而那陪伴了我21年的淡绿色的小花，始终跳跃着绽放在我眼前，渐渐退色了，淡忘了，但永远不会消失，冥冥之中已悄然在我心灵深处扎下了根。
半生琴缘
音乐像甘甜的雨露，从儿童时代就浸透了我的心灵。无论是儿童歌曲还是电影插曲，只要听过两遍，就能完整地、一个音符都不错的唱下来，电影插曲或者电影音乐，刚听完，就能哼出主旋律。后来，在周围老前辈的影响和熏陶下，开始听懂了交响音乐，就更是爱不释手，到处收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又开始能够不排斥流行音乐，这样，不管是古今中外，还是古典现代，只要是音乐，我都去认真理解和欣赏其精华部分，然而，最能使我陶醉其间的就是手风琴，尤其是它清脆悦耳的音色，总能唤起我美好的情感和温馨的回忆，因为手风琴已经伴随我走过了四十八个春秋，是伴随我时间最长、最忠实的伴侣。
小学四年级那年，在阿先家的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了神奇的迷你手风琴，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一生就和这样一件乐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上初一时，班主任老师就让在小学时打过队鼓的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到学校的鼓号队借小鼓，为的是班里开队会时用，就这样我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学校的鼓号队。有一天，鼓号队的负责老师把我们24个小鼓手留下，让每人任意打了一段，然后对我一个人说：“你留下来。”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老师当时是看中了我强烈的节奏感。伙伴们散尽，老师对我说：“我想在初一年级培养一个手风琴手，初中毕业后仍上本校高中，这样学校就可以六年有手风琴手了，你想学吗？”我当时那个年龄正是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能够开始进入一个陌生的未知领域，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更何况从小音乐就是我的强项而对音乐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当然就欣然同意了。一开始学琴时，我都是把学校的手风琴背到家里练习，后来老师说还是自己买个琴在家里练更方便。听说我要学乐器，还要买一架手风琴，家里人没有一个支持我，因为我家祖辈从上到下，除了父亲会拉京胡以外，就没有一个人学过乐器，我伤心地躺在地上哭了起来，父亲不忍心看我这样伤心，周末就带着我，到前门大栅栏的“劝业场”，用60元买了一架80贝司的旧手风琴，我的手风琴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学校鼓号队兼管乐队负责老师那里学了几次，可是我又同时参加了校乒乓球队，每天下午下学后都要练球，大约有一周没有到老师那里回琴，最后一次老师生气了，本想用赌气不教来要挟我回琴，我却当真了，我心想，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把琴买了，哪能不学呢？我只好改换门庭来找音乐课老师，音乐老师很痛快地答应教我，但是好像就上了两次课，我学会了双手同时齐奏之后，由于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而且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更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兴趣，尤其从我思想上就觉得学习功课比打球、练琴都更重要，所以初二几乎大半年就没有再练琴，直到“文革”开始。
我第一次登台是在“文革”初期，那年我十五岁。音乐老师有一天找到我，说学校有个文艺演出，让她上台独唱，请我为她伴奏。那时全校都已经“停课闹革命”，除了看大字报就无事可做，自然就接受下了这个任务。老师交给我如何拉前奏，我们两个排练了一次就上台了。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没有丝毫紧张或害怕，很奇怪，我后来长大了以后，有一些场合我反倒紧张过。我从容地上台坐在椅子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有板有眼地拉起了前奏，可老师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对我的前奏不适应，该她唱了她没有接上，老师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再来一遍。”然而这一声“对不起”使老师尊重学生的高度涵养在我的心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老师对学生说对不起，这在一个从小就只知道聆听老师教诲、满脑子师道尊严的学生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久学校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当时是学校里唯一会拉手风琴的学生，自然就被编入了宣传队。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不但要练习伴奏曲，还要在宣传队员们排练舞蹈时，用手风琴配合他们舞蹈排练的全过程，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幸亏所有他们的舞蹈音乐我都听过，没有谱子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开始我不但对键盘不是特别熟练，更不会变调，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硬着头皮，每次都帮助他们排练舞蹈，在排练之前我还经常预先练习曲目，让我拉哪段就练哪段，结果整一年下来，不但对键盘熟练之极，而且也学会了变调式。这一年宣传队的伴奏经历，使我的手风琴的即兴伴奏水平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第一次巨大飞跃。
下乡插队后不久，由于那个旧琴毕竟用了很长时间，就向父母要了钱，买了第二架手风琴，这次父母亲没有反对，因为他们亲眼看到我的确练出来了，不是胡闹着玩的，二话没说就把260元钱给了我，让我自己买了一架60贝司北京出产的新手风琴。我回山西时带了去。虽然没有任何演出了，但农村生活实在单调，有个手风琴可以使生活丰富起来，这架手风琴也的确在那个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寂静小山村里，给同学们营造了活跃的气氛。多少次，同学们围坐在住所的台阶上，凝神地听我演奏美妙的《多瑙河之波》，一曲终结，同学们脸上露出的会心微笑是那样让我终身难忘；多少次，雨天不能出工，同学们在我的琴声伴奏下，用铁饭勺敲击脸盆或饭盒做打击乐，在乡村陋室里欢快地唱着歌，这歌声唱出了知青们对美好生活的怀念和向往，唱出了青春的渴望。
我被县里抽调到县文化馆不久，平生第二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间不太长，前后大约共四个多月，这次我的收获主要是进一步掌握了手风琴音量力度与音色不同的表现力，还参加了地区文艺汇演，我的任务仍然是伴奏。
离开山西后到河北转插，上了高中。念书、学知识才是我的最高理想，一心渴望着上大学的我，全力以赴上课学习，不要说拉琴，就连手风琴都没有带到高中的学校，放在小哥家了，所以学校里很久没有人知道我会拉手风琴。在高中的这两年中，我的手风琴被我打入冷宫整整两年。
“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大搞全面整顿的那年，举行了非正式的全国高考，我虽然有幸参加了，而且成绩斐然，却不得不到师范学校学音乐，那个年月的事情不是靠成绩的高低来决定命运的，而是靠对社会的了解程度和适应程度决定的。大学没有上成，只好在手风琴荒废了两年之后，我被迫重操旧业，在师范学校开始学起了音乐，虽说谈不到什么前途和未来，但是音乐毕竟是我的第一业余爱好，那就将就着学吧。在宣化师范的这两年里，我不但积极参加演出伴奏，更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决心把手风琴练到炉火纯青的水平，不管是否能留校教手风琴课，只要水平到了，将来会有机会进入专业团体的。我每天早饭后都要练琴半个小时，坚持了整整两年；周日同学们都休息或逛街，我一个人找一间没有人的教室，一拉就是几个钟头，最多是一天拉了七个小时的手风琴，一天下来肩膀酸疼、抬不起胳膊，而我自己却因没有虚度，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提高，自己的手风琴演奏水平又进入了量变到质变的第二个飞跃阶段，心里觉得美滋滋的。因为我从二十来岁就坚信“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只要有过硬的一技之长，就一定能在社会上有立锥之地。快毕业前，我的手风琴独奏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水平，而原来60贝司的琴已经不够用，拉不了高难度的曲目了，又请父母资助，我亲自赴天津托人买了一架96贝司的鹦鹉牌手风琴，这是我的第三架手风琴，也是最好和最后的一架。
然而，不管是在高中苦读数理化，还是在师范苦练手风琴，我的辛勤劳动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而是被分配到了农村当乡村女教师。回到北京后，在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决定自学英语。就在我即将开始全力以赴学习英语之前，我用家里的第一台“砖头”录音机，把自己多年练习的手风琴独奏曲全录制进录音带保存了起来，而且总是说这是我的“骨灰盒”，因为我多年苦练手风琴的结果，只有用这个小盒子作纪念了，不是骨灰盒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