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有幸与美国企业集团里一些最精明的经营管理者一起工作，包括首都／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丹·柏克（Dan Burke），可口可乐公司的罗勃特·葛苏达（Robert Goizueta）和唐纳德·奇奥（Donald Keough），以及威尔斯法哥银行的卡尔·雷查德（Carl Reichardt）。然而事实是，即使是最精明、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也无法挽救企业的困境。巴菲特说：“如果让这批人在一个漏洞百出的公司工作，他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巴菲特所说的是，不管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多么地令人印象深刻，他绝对不会把投资放在一群“人”的身上。他写道：“以一个名声卓着的经营管理体系去拯救一个经济体质欠佳的企业，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评定管理者的能力，是一种排除量化指标的主观判断行为。但是，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数据可以应用。这里指的是那些用以评估经营绩效的标准：股东权益报酬率、现金流量以及营业毛利。
三、财务原则
那些巴菲特用来评估经营效益和经济绩效的财务原则，都是根据典型的巴菲特式原理为基础。举个例子来说，他不怎么重视年度的营运绩效，而把焦点放在每四年或每五年的平均值上。他指出，创造营业收益所需的时间，通常不大可能与行星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吻合。他对于那些用以捏造辉煌业绩的会计手法更是感到不耐。相反地，他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注重权益回报而不是每股收益
计算“股东收益”
寻求高利润率的公司
公司每保留1美元都要确保创立1美元市值
（一）股市权益报酬率
一般来说，分析师藉由观察每股盈余来评定公司全年度的表现。在过去一年中，每股盈余是否增加？这个数据是不是高到足以拿出来吹嘘？巴菲特认为，每股盈余只是一层烟幕。既然大多数的公司都以保留部分上年度盈余，做为一种增加公司股东权益的手段，那么对于平均每股盈余这种表面的数据，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如果一个企业在每股盈余增加10％的同时，它的股东权益也成长了10％，那就投什么了不起了。他解释说，这和把钱存入银行，然后就会生利息根本没什么两样。
巴菲特把股东权益报酬率视为评估投资成败的指标。商誉是企业有能力从再投资的资金获得高报酬时，企业价值对帐面价值的溢价。长期股东权益报酬率为10％的普通企业，在低利率时期可能有溢价，可是利率会在高低之间游走，所以这个溢价可能很快就消失。巴菲特发现，比较保险的作法是寻找股东权益报酬率突出的企业，这样的报酬率可能一再重复而且远超越一般债券或现金报酬率。
这里再提一次股票近似债券的情形。前面曾说过，报酬率10％的股票，或许和利率10％的债券价值相同。股票和债券有两大差异，首先，债券有到期日，也就是偿还本金或议定新利率的日期。而股票的股东权益则永远存在。除非体是有决定权的大股东，否则你只能听任管理阶层决定是否分配股利或把赚到的现金再投资。第二个差异则和再投资风险有关。
“再投资风险””是你无法把证券带来的收益妥善投资的机率，即使投资的期限不变。如果你购买利率10％的债券，而且对债券的信用风险感到满意，在到期之前，你可以确定每年可得到本金10％的收益。你无法确定的是，定期得到的收益有多少购买力。你也无法预知，通膨会把物价推到什么水准，或是目前利率会对股价造成何种影响。这个问题并不深奥。按照合理的推算，这种债券的收益价值，十年后将远超过原本的投资。假设你在拿到第一年的收益之前利率下降，那么利率10％的债券到现在会值钱很多。长期的总报酬率则无法预估。
巴菲特以相反的角度思考。如果你把股票看做可以提供固定报酬率的债券，你会拥有“再投资机会”。股票会有股利，不过这个股利（或者说如何运用股利）仍无法预测。但保留盈余将以能够预知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再投资。假如长期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10％，保留盈余也可以带来10％的获利。一般的债券把“盈余”全数付给投资人作为收益。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把50％或更低的盈余拿来分配股利。成长快速、可能买回股票的高报酬率公司，或许只会拨出一小部分的盈余来发放现金股利。
所以，投资人必须有能力控制那些会影响营业盈余的各种不寻常因素。巴菲特排除了所有的资本利得和损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增加或减少营业盈余的不寻常项目。他正努力设法独立划出企业各种特定的年度绩效。他设法了解在拥有特定的资金可供运用的情况下，管理层能为公司创造营业收益的额度。他认为这是判定经营绩效最好的一个依据。
他主张“成功的经济管理绩效，是获得较高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没有不当的融资与会计上欺骗的方式等），而不只是在于每股盈余的持续增加。”巴菲特比较喜欢以股东权益报酬率--营业盈余（分子）与股东权益（分母）之间的比例，做为评估公司年度表现的依据。
我们需要做下面几个调整，才能使用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数据。首先，所有可出售的有价证券应该足以成本计价，而不是以市价来计算。因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可以对特定企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产生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股票市场在一年内飙涨，在此情况下，即使经营表现极为杰出，股东权益报酬率还是会因股东权益的大量增加而减少，因为分母增加降低了其数值。相反地，股价下跌会减少股东权益，如此一来，就算是不怎么样的业绩，看起来也会比实际业绩要好一些。
除此之外，巴菲特相信，在负债少或无负债的情况下，企业能达成良好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我们知道，公司能借增加其负债比率来提高股东权益报酬率。巴菲特当然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为了提高柏克夏哈萨威的股东权益报酬率而增加负债，对巴菲特而言，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样。他说：“好的企业或投资决策不需要其他举债的帮助，就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经济成果。”此外，高负债的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他宁愿在财务品质上犯错，也不愿意以增加债务的方式拿柏克夏股东的福利冒险。
尽管他的态度保守，巴菲特在借钱的时候并不畏惧。事实上，与其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才去借款，他宁愿在事先预知有金钱上的需求时，就开始行动。巴菲特指出，如果在决定收购企业的时候正好有充裕资金，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经验告诉他，情况总是刚好相反。货币供给宽松会促使资产价格上扬。紧缩银根、利率调高则会增加负债的成本，同时压低资产的价格。当低廉的企业收购价格出现的同时，借款的成本（较高的利率费用）很可能抵消此机会的吸引力。正因为如此，巴菲特认为公司应该将它们的资产与负债分开个别管理。
这种先把钱借来，以求将来可以用在绝佳的商业机会上的经营哲学，多半会导致短期盈余的损失。然而，巴菲特只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收购企业之后的盈余可以超过偿还贷款所需花费的利息费用时，才会采取行动。此外，因为吸引人的商业机会实在不多，巴菲特希望波克夏随时都有万全的准备。“如果你想要打中罕见而且移动快速的大象，那么你应该随时带把枪。”
对于怎样的负债比例才是适当的，巴菲特不提供任何建议。可以理解的是，不同的公可依据自己的现金流量，而有承担不同程度的举债能力。巴菲特所说的是，好的企业应该能够不靠举债，就可以赚取不错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我们对于那些必须借相当程度的负债才能达成良好股东权益报酬率的公司，应该抱持怀疑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成长中的企业有机会把盈余的大部分以高报酬率再投资，这样的企业最能创造商誉。巴菲特大部分的投资，都具备此一基本财务特点。美国运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23％，吉列超过35％，可口可乐更高达55％。这些公可的报酬率仍持续上升。（不要忘记安全边际的原则。即使是这么赚钱的公司也可以订出价值，而巴菲特只愿意付低于价值的价格）。
总结来说，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让我们预估企业把盈余再投资的成效。长期股东权益报酬率20％的企业，不但可以提供高于一般股票或债券一倍的收益，也可以经由再投资，让你有机会得到源源不绝的20％报酬。最理想的企业能以这样的增值速度，长期把所有盈余都再投资，使你原本的投资以20％的复利增值。
（二）股东盈余
巴菲特指出，投资人应该了解，会计上的母股盈余只是评估企业经济价值的起点，绝不是终点。他说：“首先要知道的是，不是所有的盈余都代表相同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那些必须依赖高资产以实现获利的企业，倾向于虚报公司盈余。因为资产高的企业必须向通货膨胀付出代价，这些企业的盈余通常只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因此，会计盈余只在分析师用它来估计现金流量时才有用。
巴菲特警告说，即使是现金流量也不是度量价值的完美工具；相反地，它常常会误导投资人。现金流量是一种适合于用来衡量初期需大量投资资金，随后只有小幅支出的企业，像是房地产、油田以及有线电视公司等。相反地，制造业需要不断地资金支出，若使用现金流量就无法得到准确的评估结果。
一般而言，现金流量的习惯定义是：税后的挣所得加上折旧费用、耗损费用、分期摊还的费用和其他的非现金支出项目。根据巴菲特的解释，此定义的问题出在它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资本支出。公司必须将多少的年度盈余花费在购置新的设备、工厂更新及其他为维持公司经济地位，和单位产品价格所需的改善费用上，根据巴菲特的说法，大约有95％的美国企业所需的资本开销，大约等于该公司的折旧率。他说，你可以将资本支出延迟一年左右，但是若长期下来仍然没有做出必要的支出，交易必然会减少。这项资本支出与公司在劳工与设备上的支出一样，都是企业营运所需的费用。
在强力收购的80年代时期，现金流量因为可以为高得离谱的收购价格背书，所以受重视的程度也达到了最高点。巴菲特认为，现金流量“常被企业中介的掮客和证券市场的营业员用来掩饰经营上的事实，以促成一些原本不可能成立的交易。当盈余无法偿还垃圾债券的债务，或为不合理的股价提出辩解的时候，设法将买主的注意力转移到现金流量还真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巴菲特警告说，除非你愿意抽出那些必要的资本支出，不然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现金流量上绝对是死路一条。
巴菲特比较喜欢采用的是他所谓的“股东盈余”（owner eamings）--公司的净所得加上折旧、耗损、分期偿还的费用，减去资本支出以及其他额外所需的营运资本，来代替现金流量。巴菲特承认，股东盈余并没有提供许多分析师所要求的精确计算结果。若要计算未来的资本支出，最常使用的是粗估法。尽管如此，他用凯恩斯的话说：“我宁愿对得迷迷糊糊，也不要错得清清楚楚。”
（三）找寻高利率的公司
在WPC公开上市六个月后，凯瑟琳·葛兰姆与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们会面并告诉他们，企业的第一要件就是在公司现有的营运活动下，赚取最多的利润。电视台和《新闻周刊》的利润继续在增加，但是报纸的利润却正逐渐趋于平稳。葛兰姆女士表示，主要的原因是高生产成本，也就是薪资太高。买下《时代前锋报》之后，公司的利润开始激增。每当工会对报纸进行罢工时（1949、1958、1966、1968、1969），经营者都选择实现罢工者的要求，面不愿冒停工的危险。此时，华盛顿特区仍然H有三家报纸。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逐渐增加的薪资费用使利润减缩。葛兰姆女士告诉那些分析师，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当工会合同在70年代开始期满之时，葛兰姆女士邀集那些带着上会势不两立传统的劳工谈判者。1974年，借着报纸同业工会的协助及冗长的谈判之后，公司平息了一次罢工，那些印刷工人接受了新的合约。
在1975年印刷工人罢工期间，葛兰姆女士在劳资合同上坚定的立场开始成型。这次的罢工非常暴力且激烈，因为他们在罢工之前任意破坏新闻室，对他们诉求的同情因而消失。管理者自己操作印刷机，报业工会和印刷工会跨越彼此的界限，互相帮忙。四个月之后，葛兰姆女士宣布公司正在雇用不属于工会的印刷工人，公司赢得这次的胜利。
在70年代早期，财经报刊写道：“对华盛顿邮报公司表现的最好说法是：它在利润评等里，应是绅士型的c等级。1973年，邮报的税前毛利率是10．8％，远较在60年代，公司历年来15％的毛率为低。在成功地对劳工合同重新谈判之后。邮报的财富增加了。到1978年，毛利率曾经跃升到19．3％，五年内增加了80％，巴菲特的赌注有了斩获。到了1988年，邮报的税前毛利率最高达到31．8％，远高于报界平均的16．9％和史坦普工业指数平均值的8．6％。虽然在90年代早期，公司的毛利率已经有些下跌，但仍比同业的平均值高。
和菲利普·费雪一样，巴菲特也很清楚，如果管理当局无法将销售额转换成利润，任何再好的投资也是枉然，在他的经验里，需要靠高成本营运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常会不断增加经常性支出，相反地，只需低成本营运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则会设法节省开销。
巴菲特很讨厌那些不断增加开销的经营管理者。常常，他们必须提出改善计划以反映成本到销售上。每当公司宣布要大肆进行削减开支的计划时，他就知道这间公司并不了解开销对于股东们的意义。巴菲特说：“真正优秀的经营管理者不会是早上醒来才说：‘好，今天我要削减开销。’就像他不会是早上醒来才决定呼吸一样。”
巴菲特特别指名威尔斯法哥银行的卡尔·雷查德和保罗。海山，以及首都／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墨菲和丹·柏克，因为他们毫不留情地删减非必要支出。他说，这些管理者“极度憎恨过多的冗员”，而此两对管理体系“即使是在利润创纪录的情况下，也会和承受压力的时候一样拼命地删减支出。”巴菲特在处理成本费用与非必要支出的时候，态度也极为强硬。他对于柏克夏的毛利率非常敏感。他了解任何企业经营所需的适当员工人数，同时也明了既然有销售，就该有相对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