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开始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中央情报局电告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才恍然大悟，杜勒斯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骂道：“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的行动中。摩萨德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到阿道夫·艾希曼的踪迹，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
绑架党卫军头子艾希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一些纳粹战犯，可纳粹重要人物阿道夫·艾希曼却没有受到审判，他是个手上沾满鲜血的“犹太问题”专家，按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要求，亲手制定了“彻底解决方案”。即把犹太人赶到一起，然后集中到集中营一起处死。艾希曼不仅是计划的制订者，而且是计划的实施者，他曾在匈牙利下令驱逐65万犹太人，他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因屠杀20万犹太人而臭名远扬。
战争一结束，艾希曼利用时局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的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他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4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改名为克莱门特，混入了阿根廷梅尔塞德斯汽车公司。十几年过去了，在许多当年知情者印象里，艾希曼似乎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二战期间，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双手沾满犹太人的鲜血。
对于艾希曼的逃跑，让犹太人很不甘人。摩萨德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搜索。1960年的一天，一份拍自前西德法兰克福某地的密码电报，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一个以色列梦寐以求的重要情报：纳粹战犯艾希曼在阿根廷。
摩萨德头头伊塞·哈雷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生擒罪犯并将其潜送以色列，接受犹太法庭的判决。然而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000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20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
哈雷尔向总理本·古里安请示如何处理艾希曼一案。总理当即表示：“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于是哈雷尔立即组织特遣队执行这次万里擒魔任务。特遣队出发前，判定了逮捕艾希曼的三个可能方案：一、查明艾希曼确实在家后，破门而入；二、在加里巴尔迪大街某处实施机动拘捕；三、事先仔细判断罪犯回家路线，而后伺机在某个预定地点进行绑架。
一项偶然的外交活动，帮了哈雷尔的忙。碰巧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庆祝活动，阿方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完全可能在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1960年5月11日，劫持时间定于5月10日。
摩萨德特工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个人入住一间。另外还租了7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寻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
由于伪造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踪规律：在每晚7时40分左右，艾希曼总是乘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
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住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不能说他不小心谨慎，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罢了。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对以色列客人的隆重招待。这让哈雷尔感到进退维谷：拖后逮捕艾希曼怕夜长梦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则又不知如何将他稳当藏起。
考虑再三，哈雷尔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为慎重起见，哈雷尔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应急车，这是一辆旧的“别克”牌轿车。行动在即，哈雷尔最后召见了行动人员，要求他们务必确保成功。万一事发，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动未受任何人的指使；事败而能逃脱，立即设法乘火车转移到邻国；若发现艾希曼逃跑或寻求阿根廷警方保护，则将其当场处决。
5月11日19点25分，特遣队绑架小组的汽车驶抵目的地。这时，第一辆汽车出现了“故障”，第二辆汽车则停在距其30米外，公路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和助手们打开汽车罩盖，正满手油污地摆弄发动机。
时间过得很快，班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没来。焦急的行动负责人看看手表，指针指向了20点过5分，他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
刚过两分钟，又开来了一趟班车，只见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就是他——艾希曼！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这时艾希曼于朦胧夜色中，正向他们走来。
突然，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顿时，尾随其后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欣轻轻拍了拍艾希曼的后背说：“劳驾，先生。”艾希曼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马尔欣按倒在地，惊叫起来。马尔欣迅速将一块棉布塞入了艾希曼口中，接着，几个特工拽胳膊抱大腿，一下子就把他塞进了汽车。
汽车离开绑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这时，艾希曼完全明白进攻者来自何方，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知道，如果要反抗的话，以色列人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刻就会把他处决。
以色列特工把艾希曼押进“宫殿”，扒去了他的所有衣裤，刺在他后背紧靠腋下的一处“卍”字标记立刻暴露出来了，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摩萨德特工给艾希曼套上了一件睡衣，然后把他绑在一个铁床上，开始讯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
艾希曼回答：“889895。”
“你的真名叫什么？”
艾希曼犹豫了一下，回答：“阿道夫·艾希曼。”
接下来，摩萨德特工意识到，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进行绑架活动，不管被绑架者是什么人，都是一种犯罪行为，那么如何才能通过阿根廷海关人员的检查呢？
第二天，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按照哈雷尔的要求，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的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5月20日，“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文件便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的手里，两个小时之后，“病人”已经变成了艾希曼。他的照片赫然贴在了原“病人”头像的位置上，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这一切全都干得天衣无缝。
摩萨德通过精心策划，采取果敢行动，终于将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押回以色列。
晚上20时，特遣队的医生给艾希曼打了支药力极大的麻醉剂，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人盘查，也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车队来到机场，一名阿根廷哨兵见是专机机组人员专用车，又看他们兴高采烈说笑着，认定这是对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车内瞟了一眼，连证件也不看，就挥手让车子驶入机场了。23时50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但专机却没得到准飞许可，把机上的以色列特工吓坏了，以为阿根廷警方发现了什么问题。到了21日0点05分，控制塔传来准飞令，专机立即呼啸着腾空而起。顿时，机舱内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24小时后，专机安全抵达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一下飞机便直奔总理办公室，他对着本·古里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本·古里安惊喜不已，眼前这些勇敢的特工还真把艾希曼给带回来了！几个小时后，本·古里安走上议会大厦讲台，他用颤抖的声调，对着议员们说：“我应当通告诸位议员先生，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前已经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目前已经处于以色列的监禁之下，不日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话音一落，议会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始，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作了报道，艾希曼的辩护只有一句话：它只是在执行命令。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艾希曼临刑前对摩萨德采取的行动作了一番评价：“这件事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勒监狱，由于他的子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骨灰，1962年6月1日，以色列海军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里，以免犹太国领土受玷污。
残酷的报复行动
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时被阿拉伯恐怖分子杀害。摩萨德领导人兹维·扎米尔将军得到消息后非常愤怒。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分子的战斗。不管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无情地杀死他们。”随后，她对周围的将军们背诵了《圣经》上的一条严厉的戒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战争、恐怖和反恐怖，暗杀和反暗杀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它不久蔓延到整个欧洲和中东，而且今天仍在继续蔓延。
梅厄夫人机场讲话后，摩萨德接到组成一支“死神突击队”的命令。这些突击队员将在以色列境外行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慕尼黑大屠杀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并将这些人干掉。这支作风神秘、行事迅速凶狠的组织从此开始了一场世界上最大也最残酷的地下追捕。接着在报纸上就出现了爆炸性的标题，如一名阿拉伯人在罗马或尼科西亚被神秘地杀死，当时都曾轰动过报界。又如：一个名叫阿布·达乌德的恐怖分子在巴黎被捕了，而一名以色列特工人员却在大白天被人杀死在马德里街头。
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摩萨德复仇的决心，因为扎米尔和他的助手们一直主张以暴力对暴力，既是暴力活动则必然有所伤亡。最后杀人犯一个接一个地被干掉了。有的死于爆炸，有的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摩萨德的每一个小组，都是由一名老练的特工人员加上一名从军队借来的神枪手组成。他们的信条是：“一个优秀的恐怖分子就是一个该死的恐怖分子。”梅厄夫人担心她的“孩子们”——她是这样称呼摩萨德特工——可能会在这种复仇行动中出现无谓的牺牲。她直率地说：“仅仅为杀几个阿拉伯人，我看不必要去牺牲我们的高级间谍。”因此，为了保证以最小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每次行动的组织工作都花了最大的心血。
摩萨德制订了一份暗杀“黑名单”。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布迪亚和他的副手哈姆沙里排在黑名单前列。他们以巴黎为中心，领导着整个国际恐怖组织网，把慕尼黑的杀人犯从法国运到德国工作，就是由他们主使的。布迪亚和哈姆沙里知道，他们是受监视的人。所以，他们身边日夜都有保镖，甚至同情妇鬼混时也是如此。
爆炸现场
慕尼黑奥运会结束两个月后，摩萨德的一名特工人员化装成电话局的一个技师，在哈姆沙里的电话里装了一颗新式炸弹。当哈姆沙里和情妇躺在床上时，炸弹爆炸了，哈姆沙里当场身死，没等多久，布迪亚也碰上了厄运。自从哈姆沙里被炸后，布迪亚对电话特别不放心。然而，他却没有留神他的汽车。一天，当他驾车飞驰时，汽车在光天化日下爆炸了，他的一条腿血淋淋地吊在车门外。第三个遭到报复的恐怖分子是阿巴德·谢尔。他是“黑九月”领导人之一，当时正顶着假名在活动。
有一天，以色列电子专家来到了塞浦路斯，并找到了他下榻的奥林匹克旅馆，乘阿巴德·谢尔不在的时候，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间。不多久，电子专家从外面给旅馆打了个电话，要求和阿巴德·谢尔通话。接线员很快把电话接通了。当阿巴德·谢尔取下电话机的时候，听到了法国电话局的女职员所说过的“某种奇怪的声音”。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因为这是阿巴德·谢尔最后一个有意识的动作了。爆炸毁坏了整个房间。他的身子被炸成碎片从窗口飞出去。
接下来要干掉的是住在罗马的阿拉伯诗人兹米特。他被邻居们称为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但摩萨德的特工却对兹米特持另一种看法：他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头子、把日本的赤军分子从德国边界送到罗马杀死100多名以色列朝圣者的就是他。
奥运会刚刚结束三个星期，一队游客到罗马机场。他们中有一位以色列籍的美丽快乐的姑娘。在检查护照时，她对机场工作人员说，她很高兴第一次到这个“不朽之城”访问。几天之后，她坐到一辆汽车里，她的头温柔地靠在她的同伴的肩上。诗人兹米特这天晚上并不知道外面有对情人正在一辆菲亚特车里调情。
当时，他正和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郎呆在家里，并给她朗读他的诗作。后来。女郎要回去了，兹米特一直把她送上了她的汽车。当他向自己的住宅走去时，有两个人从阴暗中跳了出来，紧紧地跟上了他。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向他开了火。兹米特只哼了一声便倒在地上。事情干完后，暗杀者跳上那辆菲亚特车，车里两位情人突然松开了手。几秒钟之后，汽车就无影无踪了。不久，人们找到了这辆被弃的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一点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