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借助于想象，它一方面将灵魂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同时又向灵魂显示现实的意义，每一部诗作都包含了超出语言符号之外的东西。诗源于生命，它必然在对一个特殊事件的表现中表达诗人的生命观。真正的诗人总将关于生命的诸观念联系起来，形成对生命的首尾一贯的和普遍的解释。诗不是根据超自然的力量，即不是从与不可见世界的交往中理解生命，诗人从生命的本质直接获得自己的生命观。诗是“从生命本身理解生命”的，所以“诗是理解生命的喉舌，诗人是了解生命意义的先知”。狄尔泰精辟而简洁地概括出诗性世界观的特质：它既不像宗教世界观那样，渴望与超生命的对象交往，也不像哲学世界观那样，将生命概念化，而是以直观的方式去理解生命，这是最贴近生命本质的理解方式，因此，诗是理解生命的喉舌，诗人是理解生命的先知。
之所以这么说，那是我们对诗的理解，进而对诗学建设的世界观的确立。这里面有我许多年来的诗歌创作的经验，更有我学习先辈和大师们所获得的营养。诗学世界观的确立与诗学流派建立有着密切关系，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一种使命，为什么有的时代风平浪静，有出色的大师和伟大的诗人，而没有建立相应的诗学流派。而有的时代却在不安定的背景下，产生出确有建树的诗学流派，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所要考察的情况，考察诗学流派的成因和过程，这对我们建设完善第三条道路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欧美现代诗学流派情况是有着它自身相适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的，一般是从上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算起的，欧美现代诗学流派在启蒙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和人们的心理。纷繁而复杂的流派形成是社会的结果，但它的过程确给我许多启示和借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过了顶峰，向自然主义文学转化。继起的象征派诗人一方面反对自然主义对外界现实的机械模仿，另一方面却又接受了他们侧重描写病态事物和细节的影响，这样，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就溶合成为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部分因素。当年有一个并不知名的诗人让·莫雷阿斯提出“象征主义”这个名称，要求诗人们努力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赋予抽象概念以具体形式，象征主义就作为一个自觉的文艺运动而发展起来。在这个通称为前期象征主义的文学运动中，法国波德莱尔、兰波和玛拉美，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和梅特林克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中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主要却是抒写直觉和幻想；他们既重视艺术想象和艺术形式，也有唯美的形式主义，神秘主义倾向。
现代诗学流派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要这种条件没有本质的改变，它是不会突然从地平线上消失的，它还将有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2、回到中国诗歌这块土地上，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也正是以反抗不满的诗歌环境为先导，进而对新诗歌的追求，对好诗主义的肯定，对自由、开放的写作实践的鼓励，以这创建一个中国诗坛举足轻重的诗学流派，这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比较一下欧美的象征主义诗学流派和第三条道路诗学流派的异同，不难发现这其中的许多奥秘。
一是相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象征主义以反抗为开端，对古典文学的美学思想进行彻底的否定，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是第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题材上，它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定，揭示了现代城市里巴黎这座“地狱”中的种种罪恶现象，突破古典的浪漫主义作品的风花雪月的框框，在艺术方法上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的“对应论”，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诗人可以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强调有物质感的形象，通过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来表现的方法，后来就成为象征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倾向和艺术手法。以后的玛拉美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象征主义诗学见解。之后逐步确定了这一诗学流派的地位。直到二十世纪初，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向英、美、德、俄、意、西班牙等国传播，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的现代派文艺运动。第三条道路也是以反抗为开端的。兰马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一个接近自然数一的诗歌写作分数》一文中说：“20世纪中国新诗仿佛像一条流着相同水的河，岸上看见的永远是常新的河水，但我们每次踏进这条河，遇见的永远是我们每一次接触的旧水，至少在某个时段都是这样的。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隐现的‘旧水’继续冲涮着中国新诗这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否则这些‘旧水’走过了保质期后就会危害无辜的分行性汉语，那样将是华夏民族最大的悲哀。我们的河流绝对拥有活水的源头，只不过还在地下，努力向地上的河流靠近，缺少的是诗人对暗河的定位、发现、疏通。只要暗河存在，预言就一定成为现实。‘盘峰诗会’可谓是她的预兆。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派之间的纷争，非诗歌本身的事件，而是更多的关于‘位置’的争夺……，恬不知耻地上演一场只与‘人’有关而与‘诗’无关的闹剧。”中国诗不能因为这种闹剧的现实而走入死胡同，因此，第三条道路写作应运而生，以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等优秀分子为中坚的优秀诗人勇敢地举起了这面划时代的旗帜，叩响了新世纪之门。这种以反抗为开端的行为，使第三条道路与风靡欧美的象征主义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并风姿卓然地面对海浪和山风的洗礼。
二是不同之处比较多，主要的是文化背景的差别决定了两个诗学流派的价值观取向。象征主义，从根本上看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危机和矛盾，其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四个方面的畸形脱节，以现代的象征手法和艺术技巧，充分而自由地将人类社会的文明和矛盾得以展示，绝对是一种独立的姿态，也绝对是西方式的思想和价值观。第三条道路出现的初衷是打破中国诗歌话语霸权的封锁，然而，当第三条道路的诗人们浮出水面后，才发现中国诗坛的诗学建设是非常羸弱和非常零乱的，这样就又肩负起诗学建设和拓展视野的重任。正如胡亮阐述的：“其一，再次让诗歌发出了声音；其二，让一大批被遮蔽的诗人合理地现身；其三，尊重其他诗人阵营之姿态（纯学理式批判亦为尊重之一）；其四，于理论接力中显露之真功夫与真性情。”第三条道路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诗坛，这本身就是一次超越理想的行动，其使命感、责任感都是前所未有的，更是与其它诗学流派不同和更具个性化的。
三、第三条道路的优秀文本决定着诗学流派的审美取向
我曾在《一架蔷薇满院香》一文中说过：“在第三条道路诗歌群体中，写作是第一位的，他们以文本说话，以创造性思维确立诗歌的审美取向，而不是那些靠炒作和骂人横行于诗坛的。他们在互动着，以文本交流为方式，他们在促进着，仍以文本的思考与实践为方式，这样几年下来，这群诗人中写出不少堪称好的或者优秀的诗歌和文章。”因此，文本的优势是第三条道路诗人的最终的优势。
我非常同意李霞在《第三条道路写作思想》一文中对第三条道路写作文本的分类.他将不同的个性化写作分成了七种,即:禅意写作、唯物写作、唯美写作、灵魂写作、存在写作、体验写作、寓言写作。不过无论哪一种写作都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文本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最基本的前提。
1、禅意写作。“诗与禅的结合绝对是一种革命性的东方智慧。诗禅的美学特征是淡中有韵，韵中有淡。这也是天人合一的诗境。”（李霞语）。这一写作的代表者有莫非、树才、汉江、一度、伊有喜、孙启泉等。代表作有莫非的《突然的光》，等等。
2、唯物写作。“其先锋性现代性最凸出，主要特点是在诗歌对物的词化过程中，冷静得感情几乎成了零，或称为主观的客观呈示，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李霞语)。代表诗人有孙慧峰、见水水、凸凹、严家威、陆华军、唐仁平、杨勇、卢卫平、杨拓、张建新、侯平章、沈河、吴情水、金辉、十分钟、亚军、蔡宁、天夫、查连金、胡姜、冬箫等。代表作有凸凹的《蚂蚁走在大风中》，等等。
3、唯美写作。“主要特点是在清丽而忧郁的语言中抒写对自然、人生、社会、心灵的感悟，往往有古典意境的魅力。”（李霞语）。诗人有庞清明、温皓然、王征珂、朱枫、林西、仲彦、黔中客、李明月、姚园、楚楚、郑小琼、南方狼、席君秋、侠子、李满强、郭杰、游鱼、方舟、阳阳、泉溪、选子。代表作有庞清明的《九里香》，等等。
4、灵魂写作。“作品充溢着深沉、悲悯的灵魂之光，象征表现手法明显。”（李霞语）。诗人有十品、林童、杨然、李岱松、胡亮、康城、谷禾、三米深、郁葱、梁山剑客、李祖德、简宁、刘文旋、汪文勤、老德、苍耳、毛梦溪、洪溟、杨通、罗唐生、辛泊平、张选虹、玄鱼、喻子涵、高文、阿拜、仓苍、徐晓宏。代表作有林童《画上的鹰》，等等。
5、存在写作。“作品关注现实或日常生活，质朴而省人。”（李霞语）。诗人有梁平、柏铭久、路也、李维、邵风华、谢荣胜、野歌、杨晓茅、钱兆亿、姜宇清、聆听。代表作有聆听的《时间之伤》，等等。
6、体验写作。“对所见所历所感，进行诗意发现或发掘，直觉痕迹显然，在看是轻易平淡中诗意已溶入了我们。”（李霞语）。诗人有安琪、刘川、子梵梅、梅依然、鲜娅、司童、西北龙、张耳、禄琴、歌兰、讴阳北方、斯如、秦风、浪行天下、九月。代表作有西北龙的《亲爱的，就这么活着》，等等。
7、寓言写作。“作品布下了神秘甚至圈套，有魔幻或荒诞色彩，令人玩味不已。”（李霞语）。诗人有车前子、谯达摩、娜夜、马莉、丁燕、庞华、冰儿、冯欣然、赵思运、张作梗、兰马、刘汉通、海杰、李滨、飞沙、张玉明、冯磊、徐慢、墓草。代表作有谯达摩的《琥珀》，等等。
四、第三条道路的集体诗学行动是诗歌黄金时代的开端
记得1999年冬天，我在与诗人庞余亮的一次交谈中，谈到中国诗歌前途的问题时，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低迷现象将要过去，21世纪初将会迎来诗歌的新的高潮。现实就这么映证了我们的预言，21世纪初果然在网络的支持下中国诗歌被激活了。新的高潮，有如1986年的“新诗潮现代诗大展”一般那么轰轰烈烈，那么让人欢欣鼓舞吗？然而新世纪的诗歌高潮已与那时的方式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网络的参与和深化，当下的诗坛呈现出更加丰富、更加便捷，更加灵活、更加自由，更加放肆和更加无所顾忌的现状。“网络为21世纪诗歌开辟的是一个新的平台，可以这这么说，一个更广阔的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更富挑战性的起点。”（林韵然语）
21世纪的到来，对于诗歌来说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狂欢之夜”。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第一是诗人。诗人的数量和质量非常重要，许多老诗人青春焕发，北岛、多多在中国大陆复活，而郑敏、章德益、牛汉、曲有源等老诗人像坚守阵地一样坚守自己的诗歌净土。中国诗坛最具活力的仍是一大批青年诗人，名单列了就可能不下五百人，在这众多的诗人名单中最显眼的正是坚持第三条道路诗学写作的那一部分，如莫非、谯达摩、树才、林童、十品、庞清明、安琪、凸凹、刘川、刘文旋、马永波、娜夜、徐慢、吕历、卢卫平、唐诗、路也、简宁、殷龙龙、张耳、李南、陆苏、谷禾、杨拓、墓草、讴阳北方、阳阳、钱兆亿、胡亮、杨通、刘歌、老德、韩高琦、兰马、刘汉通、张作梗、丁成、张选虹、玄鱼、赵思运、林林、金辉等一大批这样众多的人在写诗，这就不能简单地看成仅仅对诗歌的爱好了，这就要用诗歌高潮到来的眼光来考虑了。
第二是诗歌理论建设。理论建设虽不是诗歌创作的主体部分，但没有理论的写作我们视它为病态的。在这一点上许多诗人是很清醒的。而理论对于创作来说又往往是最后的，多少年来这种现象一直在困扰着中国诗歌，新世纪以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诗歌流派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考虑就比较超前，在创作文本的同时，逐步将理论渗透在很多的过程中，这是很必要的。这时我想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红的，也比较有个性的诗学流派——非非诗群，他们的理论在周伦佑的领衔下搞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们的诗歌文本却滞后了，这样无法使“非非”更加完美地成为中国诗歌经典流派。
第三，传媒的进步。诗歌的最早传播是呐喊，后发展为书写在竹简和帛上，再后来就写在纸上了。纸的发明使中国较早地享有了人类文明得以广泛流传的机会，这一流传就是两千多年直到现在。纸张通过印成书得以流传，进入现代又印成报纸和杂志等其它方式传播诗歌文本。纸之后出现现代的音像和网络，这也是诗歌在新世纪以来传媒的主要工具（当然纸仍没有失去它的重要作用），它使得诗歌传播得更快捷更广泛。但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诗歌对于传媒来说只是达到传播的量，而与质没有关系。再一点是包装的先进和诗人的明星感都有所提高，写诗的人在他的文章没有获得荣誉之前，名字就开始有热度了，这样的利敝是很明显的。
第四，办民刊和办活动。民刊的大量出现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些新创立的民刊都印刷精美，内容厚重，显得比较丰厚。还有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民刊，在现有的条件下也纷纷复刊，如《北回归线》、《大陆》、《撒娇》等，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和参与进入诗歌高潮年代。组织诗会的活动，让诗歌和诗人都享受一下给予爱诗的待遇。几年来的各种诗会活动频频举行，还有“诗歌万里行”、“诗歌朗诵会”、“诗歌研讨会”等等，这也成了诗歌高潮到来特有的标识。
我们所说的诗歌高潮，就是诗歌的黄金时代。第三条道路作为诗学流派的出现，已经让诗坛兴奋不已了，再加上这群诗人具有很强创造欲望和出色的想象力，以整体的、众多的、团结的、个性的姿态为21世纪初的中国诗歌呈现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形象，最终我希望在第三条道路诗学流派的诗人和作品中，能出现大师级和代表性的诗人，作品能出现经典的作品，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2004年10月15日晨洪泽湖畔“第三条道路”诗歌——无道之路罗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