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大众艺术并不神秘，诗歌写作目的和功能是多样化的，诗保存生活记忆，抒发表现自已的情感，诗可以是自娱性宣泄性，也可以是交流性，是从少年儿童到老人都可以运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进行交际的语言工具。但诗歌还有一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它的功能是服务性的，诗人是以服务语言的形式服务民众的劳动者，诗人必须表达大众和时代的声音，诗歌作品是让人们享受生活乐趣，陶冶思想情怀，提高人的生命品质，认识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这是诗歌的人文精神。第三条道路的好诗主义，坚持诗歌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特别强调诗歌的生活性和思想性，认为必须纠正在“文学向内转”提法下，那种脱离社会生活的思想苍白的写作风气。第三条道路的好诗主义，是主张诗歌人文思想的先进性和诗歌大众性的结合，诗人要表达时代的声音，大众的声音，诗歌才能受民众的欢迎。中国诗歌历史上走过的弯路，不是思想泛滥，思想太多，而是僵化的思想教条扼杀了独立思考，扼杀了联系社会现实的思考，实际上是思想缺失，诗歌没有了真挚的思想情感，干巴巴的词汇，不论外表多漂亮，用什么技法堆砌都不能感动人，都不能激活人的思想。那种脱离生活思想苍白的写作，由于思想内容贫乏而企图以形式上技术上弥补，而陷入了神秘主义，陷入“经院主义”，那种艰涩难懂的“技术产品”，由于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土壤，像一朵枯萎的花朵一样是丑陋的，是导致诗歌读者大量流失新诗陷入严重危机的原因之一。
作为艺术作品的诗歌，是言语的最高艺术形式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对忽视诗歌艺术的种种非诗主张我们不能苟同，诗歌从内容上讲是一种文学，文学要有文学精神。从形式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从便于传唱背记，便于抒发情感，增加艺术效果，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浓缩性，音乐性，形象性，形式美等文体特征，这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诗歌赖以生存的条件。人的思想情感，用散文表达更自由更便捷，我们用诗歌表达就是因为诗歌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形式，我们运用诗歌语言艺术来增加表达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形式是在历史中形成，随着历史在不断发展，丰富和变革的，而它的存在必定有公认的诗歌元素，诗歌的形式是多样的，但形式的元素是必不可少，忽视诗歌的言语艺术忽视诗歌形式和形式的元素的非诗主张，削弱了诗歌的艺术魅力，阻碍了诗歌的发展，甚至导致了诗歌艺术的下降，我们不能不反对。粗制滥造的诗歌严重损害了现代诗歌的形象。
好诗主义，坚持内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好诗要能感动人，让人生活得更快乐些，更容易些，更有力些，好诗的艺木手法新颖技巧娴熟，经得起时间检验，成为可供赏玩的精品和学习的范本。诗人如不能向社会提供思想性艺术性强的好诗就愧对诗人的称号。“第三条道路”，提倡诗歌的“大众化”又提倡“好诗主义”，认为诗歌的发展必须有群众的艺术氛围，同时诗歌是靠诗歌的杰作好诗来带动诗歌发展的。
好诗并不神秘，好诗反映生活，真实有内容，好诗表现人们善良的希望和对美好的追求，诗歌的艺术性也并不神秘，艺术性的目的就是增加作品的表现力说服力感染力。
一首诗是一个整体，必须从写作背景，写作意图，从灵感来源，表现手法和言语技巧上做全面分析，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将综合地表现在写作效果上，好诗必须能感动读者感染读者，震撼读者激活读者思想，带给读者美的感受和生活的乐趣。好诗主义不是空谈，相反，注重实践，注重实践效果，好诗主义强调诗人的生活实践，艺木实践，强调作者思想功力和艺术功力的修炼，好诗的目标是打动读者，感染读者，受读者欢迎。艺术就是表演，不能打动读者不受读者欢迎就不是成功的作品。
作为社会的文学批评，则是站在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角度上，强调时代的民众的呼声，强调民众文化需求文化趣味的多方面多样性，根据艺术生命力的规律进行评论，而不是根椐某个流派，不论什么“现代派”“后现代派”许许多多的标新立异的理论进行评论。你运用什么流派的理论进行创作是你的自由。但评论只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从艺术效果上进行评论。对那种忽视诗歌人文精神，对于那种脱离民众脱离生活晦涩的写风和那种认为诗歌只是少数人看得懂，供少数人消费的，供“精神贵族”消费的“小众化”提法和那种经院主义的批评理论和写风，我们不赞同，并认为正是这种理论和写风给中国诗歌带来很大危害，我们不能不加以反对。站在流派立场上独断的美学评判把中国诗歌引入了狭窄的死胡同，这风那风，作品雷同，脱离生活的晦涩难懂诗风，把诗歌读者都刮走了。
诗歌的发展，需要创作的创新，也需要理论的创新，研究理论，活跃评论，普及教育，加强宣传，都是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诗歌陷入困境，不仅在创作上，诗歌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出现断裂，这是中国诗人不能不感到担忧的。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在多元化和好诗主义的旗帜下，新的诗歌群体不仅集聚了一批诗歌创作的生力军，也集聚了当代诗坛一批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的新锐力量。正因为这新诗歌群体的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热情勇气新视野和务实态度，他们的锐气和一系列新观念吸引了中国诗坛的有生力量，“第三条道路”迅速发展成新世纪中国诗歌第一流派。
第三条道路是开放性的，我们欢迎爱诗者，有志于振兴中国诗歌的朋友们加盟。第三条道路网站，第三条道路诗卷［将以诗歌丛刊形式定期出版］是一个汉语诗歌的公共场域，欢迎朋友们赐稿。我们将努力把第三条道路建设成姹紫嫣红的汉诗花园。
第三条道路，呼唤诗歌的春天
“第三条道路”的存在，是为了发出呼唤。“第三条道路”在“知写”“民写”水火之争时，我们呼唤多元并存，呼唤宽容开放，呼唤和解团结，由于“第三条道路”的真诚呼唤和实干精神得到广大诗人的赞同，“第三条道路”的力量迅速成长，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两大诗群民间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水火之争，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第三条道路”的诞生，存在和发展，决不是对任何有成就的，对中国诗歌发展作出贡献群体的否定，而是相反，是尊敬他们，肯定他们，向他们学习经验。“第三条道路”否定的是任何群体争夺中国诗歌话语霸权的企图。谁代表中国诗歌？任何一派都代表不了中国诗歌，“天下为公”，代表中国诗歌的只能是一切为中国诗歌作出贡献的群体，一切有成就的作者，和一切热爱诗歌的人们。我们继续呼吁中国一切的诗歌力量的和解与团结，共同为振兴中国诗歌，为争取国家和社会力量重视和鼓励诗歌创作，为宣传诗歌，让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诗歌热爱诗歌，创造有利于诗歌发展的艺术氛围而努力。
振兴中国诗歌是我们的共同事业。现在，我们向中国诗坛呼唤，诗歌“向外转”去了解社会，了解民众，了解读者，了解市场，在文化产业化的新环境下，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必须适应市场化，特别是诗歌内容与艺术性要能重燃大众阅读之火，才能争取诗歌的生存和发展。
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几乎见不到当代新诗集，或者诗集在书架角落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现代人对自称诗人的人，都投以怀疑的目光，似乎不是骗子就是怪物。现代社会，诗歌过时了吗？诗歌的时代结束了吗？不，爱诗的朋友们，我们坚信诗歌的凤凰鸟，会从劫难的火堆中重生。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信息爆炸。不是八十年代，对文学作品的饥不择食，而现在是多不择食，太多了不知看什么就不看了。大众阅读方向受媒体宣传左右。在文化产业化年代，文化产品从制作发行宣传，都须需要大资金投入，才能争得人才，争得宣传工具，争得大众注意力，从而争得市场，争得利润。由诗人组成的中国诗歌力量，在文化产业化的大海面前，力量太单薄了，爱诗的朋友们在诗歌存亡的关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条路，呼唤中国诗歌力量的团结与合作，朋友们，团结起来，研究理论，加强交流，努力创作好诗，宣传好诗，重塑诗歌的形象。
第三条道路诗卷的出版，传达了我们的一个信念，事业的天地由人来开辟，不论怎样，中国诗歌寒冷的冬天己经结束，那诗歌的百花盛开的春天终将来临。
第三条道路的呼唤，是中国诗人的呼唤。热爱诗歌追求诗歌艺术的，我们都是朋友，朋友们，第三条道路属于一切爱诗的人。朋友们请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爱诗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呼唤诗歌的春天，去迎接诗歌的春天。花开了，花开多了，春天就到了！迷津反思或第三条道路是否是最后的道路庞华
一个事物一旦出现，就已经形成了其存在着的事实。而如果要讨论这一事物存在着的意义和价值，则势必首先得去理解它。理解既不能屈从式接受，也不能一味拒绝。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应有一种批评的眼光，但又不能因而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作为思考主体，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经验与自我意识都有变化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我们的某种基本的立场与原则，也是我们最终无法完全拥有并采用一种客观视角的根由。
因此，在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中，自然往往就产生了不具有确定性的、因人而异的、多元化的阐释。而这一点，又最终体现为所谓的差异性共存。如果反而言之，同样可以发现正是差异性共存所导致了多元化。然而，多元化或者差异性共存越来越有些可疑，似乎正在形成一种迷津，越来越在变成众多诗人，乃至批评者进行个体写作失效时的辩词，甚至自慰。也因此，本文试图保持着一份对失度可能的警醒。
一、中心消解之后
从总体来看，中国诗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经历“朦胧诗”的崛起后，一路狂飙而来，基本上均属于实验形态，尽管流派纷呈，主义众多，社团无数，却并没有能够再度为诗歌争来中心地位，反倒随着社会进程，日益凸现了令人焦虑的边缘处境。特别是到了今天，网络媒体的广泛应用正在蚕食固有的传统媒体，至少也显明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而且还将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完全可以这么说，诗歌对网络的发现，一夜之间，“牛气冲天”的诗人及其诗歌到处可见。同时，又由于网络的匿名权的被充分挖掘，恍惚大有回到“朦胧诗”时期的诗歌热潮中去，四面八方都晃动着诗人可爱的身影，这也就难怪被部分冷静的清醒者视为喧嚣和纷扰了。
一部分诗人曾经离开了，又回来了；一部分诗人曾经离开了，不再回头了；一部分诗人一直挺着挺着，就挺成了一具僵尸；一部分诗人左右逢源，“成仙得道”了；一部分诗人还在沉潜之中，写着；一部分诗人加入进来，或脱颖而出，或闹烘烘。在景观上比较类同于股市现象：股市的“泡沫”在诗歌领域里得到了大量移植，成批复制。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诗歌几乎无法给一个诗人带来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一个人只要打算写诗并努力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他就得对注定了大亏特亏的结果有充分准备。
放眼综观中国历代的文人骚客，他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被“招安”，一方面谋得了一官半职，可以改善自身地位以及生活贫困的窘状，另一方面，又能够得以“载道”而兑现当初寒窗之下的“言志”；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成为现实，最低程度上，也不是个俗人、庸人，还是可以以高普通人一等的身份来有所欣慰和等待时机的——弄不好，哪天一不小心，嘿，苍天不负有心人，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就平步青云了。果然这个例外轮到了自己，代价的付出就是非常值得了，光宗耀祖自不必说，千古不朽也就具有了极大可能性——那可就是庇荫子孙的大事了。
长期以来，人类的文化，给了诗歌种种误解，非得把诗歌弄成天下头等大事不可，更由于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便“万般皆下品”了。就近而言，在“朦胧诗”时期，诗歌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担当了时代职责的重任，以具有运动性质的革命热情举起了弘扬人的个性自由的旗帜。但就是因为这样热衷于造势的运动，自然就无暇深入到诗歌的内部去，也自然就为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演一部诗歌领域里的新“春秋战国”史报了幕：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撒娇派、日常主义、超感觉主义、太极诗派、呼吸派、阐释主义等等，纷纷扯起大旗，主张各异地沉浸在语言实验和诗歌探索之中，不仅是反叛“朦胧诗”，还可以说是在对中国传统诗歌理念、写作方式进行了一次大清算，完全是一副要重头再来的气势。直到今日网络诗歌，正如林童所指出的，诗歌论坛的众多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一样，同时也在“无中心”的自我发展中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多元面孔的无元特性，似乎是在兑现叶芝说的“一切都四散了”。碎片只有集中在一个筒里才能是万花筒。
在一个中心涣散的大众文化时代，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深入导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传媒资讯的全球化及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模式彻底被改变了。大众需要的不是诗歌。在大众的心中，也许出于“言志”、“载道”的阴影笼罩，还不能完全接受对诗歌的消费——诗歌是要消费的吗？即使你希望大众来消费，大众极可能觉得非常可笑，因为除了诗歌，什么消费都比消费诗歌更有快感和刺激——诗歌的边缘化是势所必然的。如果诗人还算得上是精英，就该知道所谓的精英文化的领域正在越来越小，精英也非常不好当了。一切在提速。一切在追求最快最大的经济效益。一切都在短时间里不断产生和消亡。耐不住寂寞的精英大可以重新为自己在社会里找到一个全新的定位，必须瞅准大众的需要，大众要什么就制造什么，别管诗不诗歌的，这才叫相互尊重，这才叫为大众服务。大众给了你市场，你就大胆地往他们的口袋里掏出他们的钱。大众在消费中满足、体验了快感，精英则用大众的钱构筑起尊严，大众支配着精英的命运。荷尔德林说：“在一个贫瘠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我们是在重复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变形宣告，是在重复福柯“人死了”的畸形宣告，是在重复利奥塔“知识分子死了”的狂欢宣告。我们太迷恋迷津了。在迷津里面，我们有以下几种基本选择：阿Q，唐·吉诃德，包法利及其夫人，甲虫，好兵帅克，夸西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