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向青藏高原的时候，已是1995年初夏时节了。
我在恰卜恰镇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背起行囊步入了三塔拉草原。往南步行了大约十公里，天地变得阔大起来，朝霞映染下的三塔拉草原显示出它特有的苍凉和博大。
草地里有一个放牧的藏族姑娘，我走拢去，渴望与她交谈。可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她戴着口罩，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藏族姑娘，可是我无法看见她的模样，我希望她能摘掉口罩，可她无动于衷。我觉得奇怪，这里空气多么新鲜，戴口罩做什么！然而，很快我就明白了戴口罩的意义。原野上的风迅猛凛冽，像刀子一样的锋利，我感觉自己的脸上已经被打皱，我从来没有领略过如此强劲的野风。
临近中午，太阳竟变得格外地灼人。随身携带的一包饼干已经吃掉，野地里找不到水喝，喉咙里干渴得非常难受。渐渐地，我觉得体力不支，呼吸急促。
我来到公路边，想搭一辆顺风车。公路很宽阔，车辆很少。偶过一辆卡车，也如脱缰的野马，全速前进。我拦车的手往往才挥起来，汽车却早已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
我沿公路走着，“突突突”，身后开过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斗上扎着雨篷，花花绿绿的，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大篷车”从我身边开过去，在前面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八个汉子，有两个在路旁撒尿，其余的都用一种不怀好意的目光望着我。我有点胆怯，低着头，想从他们身旁走过。
“喂，你去哪里？”当我走近“大篷车”时，一个汉子朝我喊了一声。
“去西藏。”我犹豫了一下，停住脚步，轻轻地说。
“你就这样走着去？很远的，你不怕劫匪吗？”一个看上去像他们头的家伙，走过来拍拍我的行囊，说。
我没有说话，心里却有点紧张，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上车，我们捎你一段路，”像“头”的家伙朝我偏偏脑袋，一个箭步跃上了车斗，其他的人也纷纷爬了上去。
“喂，你走不走呀？”见我没动，车上的人又喊了一句。
“走！”我鼓足勇气应了一声。
拖斗里装满了东西。几个大男人挤在里面，腿都没法儿伸直。挤揉了一阵，总算给我挪出了一点儿地盘。
“给，喝口水。”一个矮汉子朝我递来一个大茶杯。
“不会有迷药吧？”我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还是接过茶杯喝了一口。“谢谢。”我将茶杯还给矮汉子。
“你到西藏去要很多钱吧？你带枪吗？”矮汉子接住茶杯，闪着眼睛问道。
“大篷车”颠了一下。我揣摸着矮汉子的话，很谨慎地摇了摇头，但没有说什么。我搬过行囊，故意在他们面前慢慢打开，让他们看清里面的几本书和一些洗换的衣物。然后从行囊里摸出一瓶白酒，爽快地说：“来，为我们相识喝一杯！”
酒瓶轮来轮去，大家都变得很高兴。于是，对我行囊的兴趣和关于我有多少钱的询问逐渐减少了。
“你们这是去哪？”气氛随和以后，我开始询问他们。
从交谈中，我知道他们是一帮前往青藏边界扎多县的淘金人。他们从民和县出发，已经在路上跑了五天，太约还要跑一个礼拜才能到达目的地。那个像“头”的汉子叫李忠，他告诉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村几乎所有壮劳力都来青藏高原淘金，运气好的话，每天挣个三五十元，运气不好的话，连路费也挣不了。
“淘金很辛苦吧？”我关切地问。
“苦算个毬！”李忠挥一挥手，说：“咱们是穷人，靠的就是出卖力气过活。”
“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矮汉子冲我笑笑，朝我伸出一个大拇指。
我一愣，不觉摸了摸满脸的大胡子，笑着说：“原来你们把我当成老外了？我跟你们一样，是喝黄河水长大的呀！”
“大篷车”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欢笑声。
“大篷车”不紧不慢地走着。我见天色近晚，便问夜间在哪儿睡觉？李忠说，等天黑了，看不见路了，就找个避风的地方支上帐篷住下。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大篷车”在翻越一个近4000米的山口时，手扶拖拉机的一个前轮忽然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只听“咔嚓”一声，轮轴断裂，车身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拖斗里的人都被抛起来，有一个汉子几乎撞破了头。
总算没有人受伤。一个汉子从拖斗里翻出一只水桶，约摸一个小时，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捉回一桶水来。于是，大家又分头去捡牛粪点着，烧了满满一锅水。这时，提水的汉子又从拖斗里找来一麻袋烤馍，大家就拌着开水啃了起来。这烤馍硬得要命，咬一口“格嘣格嘣”地响。大概是存放的时间太久了，有的烤馍已经变质发霉。没有菜肴，连一片咸菜也没有。幸好我的行囊里还有两包牛肉干，我拿出来分给大家。
吃完饭，天已黑。看看“大篷车”修复无望，便决定安营扎寨。我们大家从拖斗里往外搬帐篷，被子，我发现拖斗里还装有锄头，铁镐，面粉，大米等众多的东西。“你们带的东西可真齐呀！”我好奇地对李忠说。
“这点东西算啥！”李忠一边支帐篷，一边对我说：“金头带的东西才多呢，足够一年用的。”
“金头是谁？”我迷惑地问。
于是，李忠就跟我讲起了金矿里的事情。所谓金头就是金矿的主人，他拥有金子的分配权。金头有许多，势力大的是大金头，势力小的是小金头。在矿区，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金头们购买枪支、豢养保镖和打手，谁人多枪多，谁就是王。常常因为抢地盘而发生械斗，几乎每年都有人在械斗中被打死打伤。
“公安局不管吗？”我问。
李忠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公安局管得过来吗？山高皇帝远的！”
确实，在高原牧区，一个县的面积往往有数万平方公里，而一个公安局的干警充其量不过几十人，平均上千平方公里才有一名干警。
“这么说你们都是为金头做工？”我问。
“可不是吗？”李忠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用石头将固定帐篷的木桩狠狠地往地面上砸去，“有机会你到金矿看看，就怕你受不了，整天吃干馍馍，无菜，喝的水也是苦的。这还不算啥，光是那空气稀薄就让人受不了。去年我们村有个小伙子，刚到金场没几天，还啥都没有干，就得病死掉了。唉，有啥办法呢？咱穷呀，只有为金头卖命的份。”
“据我所知，牧区好像不允许挖矿，搞开发的。”我迟疑了一下，说。
“没事，金头给咱办采金证。”李忠停下手里的活计，望了望我说，“当然，牧民对我们这些淘金人总是有意见的。谁让咱把人家的牧场挖得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呢？”李忠说着，又举起石头砸起了木桩，“有啥法子呢？牧民要吃饭咱也要吃饭，你说是这个理吧？”
我没有说话。我似乎看见那遥远的淘金场，一群群淘金者在金头的威慑下，挥镐舞锄，金坑遍布，油桶乱滚，河流被挖断改道，草原被践踏得流血。淘金者内部弱肉强食，为了闪闪发光的金子，不惜一切代价去占有，去拼命，血泪斑斑。
帐篷支在公路边的草地里。大家和衣钻进被子，连鞋也不脱。下半夜，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这种小帐篷根本挡不住狂风的袭击，我们的帐篷被刮倒了。因为风大，不可能再将帐篷支起来。大家只好一人扯住帐篷的一角，免得被狂风吹跑。于是，帐篷变成了帐被子。次日醒来，头发，胡须都感到湿湿的。连鞋底也结上了一层薄冰。
“大篷车”受到严重的创伤之后，修了整整两天，仍瘫痪如故，零配件撒了满满一地。两天来，虽然阳光明媚，但总是狂风怒号。我的嘴唇变得焦裂，并且开始溃烂，脸皮打皱，火辣辣地疼，似乎用手稍稍一搓，就可以把整张脸皮搓下来。用小镜子照照，怪模怪样的令人恶心。那硬得格嘣闷响的烤馍每天只能强迫自己吃一小块，虽然腹中空空，却没有一点食欲。最难挨的是晚上，两件毛衣都穿上了，并且裹紧被子，但寒风仍能浸透背脊。每天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头上像箍了个紧箍咒一样，胀得疼痛不已，胸口总觉得有一块大石头压着，喘气都不顺畅。胸闷头晕，甚至还出鼻血。如此严重的高山反应是我始料不及的，没来之前，我对自身的体格和适应能力是多么的自信呀！
第三天我起来后，终于决定与淘金汉子们分手。
我搭上了一辆前往玉树的班车。我的座位在车厢前面，与司机并排。
司机问我：“你认识那帮人？”
“是的，我搭过他们的车。”我告诉司机。
“这些淘金人坏透了，抢劫、偷扒甚至强奸妇女，什么坏事都敢干！”司机的眼睛盯着前方，嘴里愤愤地说道。
“可是他们没有抢劫我，也没有偷我的东西。我跟他们住了三天。”我轻声辩解道，我的脑子里想着那几个淘金汉子，不知他们的“大篷车”修好了没有。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司机朝我扭头一笑，咧咧嘴说，“世上总是好人多嘛！”
中午时分，汽车经过一个小镇，司机将车停在一家饭馆的门口。司机扭头朝乘客喊道：“都下车，吃饭半小时。”
司机和饭馆老板显然很熟。饭馆老板很殷勤地将司机和售票员请进了雅座。司机看了我一眼，向我招招手，要我跟他们一起吃。恭敬不如从命，我欣然走进雅座。
“刚上车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鬼子呢！”司机点燃一支烟，又随手给了我一支，笑着说。
“结果让你失望了，对吗？”我玩笑着将烟点着。
“真的，你长得太像鬼子了。胡子、头发、眼睛，还有你这身穿着打扮。”司机意犹未尽地说着，并摇了摇头。
饭馆老板为我们炒了两个小菜，还有一盘牛肚子。那牛肚子的味道简直好极了！
班车继续朝前开，不久就开始翻越巴颜喀拉山口。
举目南望，巴颜喀拉山拔地而起，冰峰林立，直插云天。车到半山腰，气压骤然下降。由于汽车供氧不足，无法充分燃烧的汽油散发出异常难闻的臭味，加之山路崎岖，发动机更是吼声如牛。一些初上高原的乘客，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有的脸色蜡黄，有的呕吐不止。
车到山口，我突然站起来，对司机说：“师傅，请停一下，我想下车走一走。”
我的话音刚落，却遭到了车上乘客的一致反对。没有人愿意在这空气稀薄、狂风呼啸的山口停留。司机望望我，又望望众人，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嘎”地一声将车刹住。他朝大家挥挥手，喊道：“有要撒尿的快下车！”
我感激地望了司机一眼。司机冲我一笑，轻轻说：“下车吧，难得来一回！”
我跳下车去。外面很冷，但并不觉得呼吸困难，相反，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山口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书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巴颜喀拉山口——海拔5082米”。我跑过去，将脸紧紧贴在冰凉的石碑上，仿佛是要倾听大山跳动的脉搏。在我的行旅生涯中，大山对我心灵上的启示是意味深长的。对于山野，我有着一种深切的眷恋。站在这高高的山巅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我甚至听到了大自然那亲切的呼唤声。
“嘀嘀”，司机按了两声喇叭，把我从遐思中唤醒。我返回车厢，非常歉然地向人们点了点头。乘客不满地自我一眼，不再吭声了。
来到玉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背着行囊在大街上走着，玉树是一个小城镇，街道很不规则，有水的地方就是一摊泥，经过一家旅店时，我进去投宿，旅店门口站着一个高鼻子外国人，他看到我，显得很惊奇。他快步走到我跟前，热烈而又焦急地比手画脚、叽里呱啦了一阵。起初我莫名其妙，最后总算听懂了两个字：宾馆。我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表示非常乐意帮助他找到宾馆。
我们并肩走上大街。往来的行人看到我们，都会“哈罗”一声，很开心的样子。几个藏族孩子下学回家，尾随我们，指指点点，嘻嘻哈哈，并扮着顽皮的鬼脸。我不高兴了，手一挥，大声喝道：“去去，一边去！”哪知，我的话音刚落，一个小孩竟跑到我面前，很不礼貌地用手指着我，厉声责问：“你怎么这样说话？不友好呀！”
我怔了一下，心里非常生气，但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纠缠，我赶紧堆出一个笑脸，并拉起小孩的手，握了一把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小孩听了，非常高兴地朝我们挥挥手：“哈啰，拜拜！”
“拜拜。”我苦笑一下，也朝他们摇摇手。
藏族人，似乎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自尊心。这也许和他们生存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关。我很希望接近他们，但又有点敬畏他们，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对而引起他们的不满。
我领着高鼻子寻到一家涉外饭店。服务员懂英语，通过她的翻译我才明白，这个高鼻子老外以为我也是老外，便热心地要为我找宾馆。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这个“外巴佬”！
我当然住不起宾馆。我瞪了高鼻子一眼，闷声闷气地又回到了先前的小旅馆。
去不去西藏呢？老实说，此刻我的心里是很犹豫的。西藏，这一片神秘的土地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我走近她，去领略她的壮美和神奇，可现在我却犹豫了。这种犹豫当然不是害怕道路险恶，自己的生命像轻烟一样会随风飘散，而实在是囊中羞涩的缘故。我担心西藏跟内地不一样，吃饭、投宿、与人交流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又不甘心，眼下我离西藏毕竟太近了，这种机会显然是不多的。不去的理由是现实的，口袋里只有不到区区二百元人民币。但想去的愿望更为强烈，失之交臂，恐怕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在经过一番自我折磨之后，我对自己说：定进去，勇敢地去面对一切吧！
也许是我的运气特别好，我的房间里恰巧住了一位卡车司机。他由西宁来，要往青藏边界的囊谦县送水泥。经过一番交谈，他主动表示可以让我搭车去囊谦。
凌晨四点，司机把我从沉睡中唤醒。他说到囊谦虽然只有200公里，但要翻七座大山，不早走是赶不到的。
卡车刚刚开上街头，就被一群吵吵嚷嚷的藏民拦住了，他们要搭车。
“每人30元钱！”司机刹住车，吼了一句。
搭个顺风车也要钱？我感到很惊讶。再看那些藏民，似乎都没有意见，他们掏钱后，将携带的行李和货物甩进车厢，纷纷爬上去，蜷缩在水泥袋上。这时一个藏民吵嚷着要坐驾驶台。可驾驶台只能坐三个人，已有司机、货主和我，满员了。这个藏民知道司机货主是卡车当然的主人，于是，就将矛头对准我。只听他用生硬的汉语对司机说：“这个人付了多少钱？我可以加一倍！”
他这一嚷，不禁让我感到非常地尴尬和愤怒。我努力控制自己，装作没听懂，但心里已等着司机动员我去后面车厢。毕竟我是分文未付呀！
可是，司机只是冷冷地对那个藏民说了一句：“你给多少钱也不行！”他一打火，卡车“嘟”的一声发动起来。
我的泪水差不多夺眶而出，我感动地对司机说：“其实，我坐后面没关系的。”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笑道：“后面太冷，你可受不了。他们有藏袍，暖和着呢！”
山路异常崎岖，虽然我紧紧地抓住扶手，但头仍然不停地撞在车棚上。
霞光初照，山谷中的雾气慢慢地散尽。高山峡谷守望四周，削弱和屏挡了高原野风的凌厉。路边不时隐现出牧民的黑色帐篷，山坡上有修造得非常壮观的寺庙，但山下藏民的村庄却相当简陋。许多藏民为了恪守他们的信仰，往往愿意把钱财奉献给寺庙和神灵，自己却满足于清寒淡泊的生活。
山谷中坐落着一个驿站。它离公路大约有500米距离，司机将卡车拐到驿站门口停下来，一边招呼乘客下车，一边告诉我说，在玉树往囊谦的200公里路上，这是唯一的驿站，必须在这儿吃点东西，否则就要饿到囊谦。我看看手表，已是上午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