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桂重开战
1．逼走白崇禧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虽然从表面上归顺了中央政权，但对蒋介石及其中央政权始终心怀戒意，决不允许蒋介石染指地方利益，为了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蒋介石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先后发起了蒋桂战争，针对冯玉祥的战争以及中原大战，并且通过和平手段，促使东北张学良纳入中央政权，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二期北伐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但真正的中央与地方格局蒋介石心里明白，与他想象中的统治体制相距甚远。因此，完成真正的统一是蒋介石的必然愿望，而北伐之后，所有有实力与中央对抗的地方派都是表面臣服，暗地里和蒋介石较劲，他们拥兵自重，占据一方。实现真正的统一就意味着蒋介石必然发动战争，彻底歼灭地方实力派，才能解决。因而，首先要做的是选择较为合适的攻击对象，不能分兵出击，只能各个击破。
自蒋介石进行二期北伐以来，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合作较为理想，蒋介石曾经依靠桂系的力量在北伐中一路顺利进军，依靠桂系的支持建立了政权。
二期北伐后，桂系中白崇禧的势力又伸展到了河北省和平津一带，大有蔓延全国之势。这样，在短时期内，桂系就膨胀成以两湖为中心，纵贯全国南北的强大军事集团。桂系的强大，是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的一个巨大威胁。因此，蒋在铲除异己时，桂系便成了第一个打击的目标。
1929年2月19日，胡宗铎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由何键任湖南省主席（暂由民政厅长曾继梧代理）。鲁涤平是蒋安插在桂系中的亲信，鲁涤平被免，无疑是对蒋的一种挑衅。与此同时，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部准备向湖南进攻，叶琪的第五十二师马上在长沙采取行动。20日深夜，鲁涤平被罢免后，从长沙逃往南京，鲁涤平的部队则从湖南退往江西，即所谓的“湘变”事件。湘案发生后，还在奉化溪口老家过春节的蒋介石急忙赶回南京，他一直欲除桂系而后快，这个事件对他来说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2月2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177次会议，决定派出监察院长蔡元培和国民政府委员李宗仁调查此事，同时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和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协助调查。
对于湘变的发生蒋介石是有所先知的，但是他并没有加以阻拦。因为蒋知道如果马上用武力解决的话，有可能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首先，离京回豫的冯玉祥控制的地区正位于蒋李双方控制区域的西北方，任何一方与冯结合即会对另一方构成包围的态势。其次驻军华北的白崇禧会挥师南下。再次，广东粤军在李济深的影响下也会声援支持。同时，滇黔两省也有可能帮助桂系反对蒋介石。在这中间，前两种危险性最大。
但是，既然是造反，蒋介石就绝不会手软，就必定要平叛。当时桂系军队摆的是从南到北一字长阵，兵力分散，战线过长，难以互相策应。蒋介石根据桂军的弱点，决定采用各个击破，而首选的对象即是在北方的白崇禧部队。
在华北，白崇禧部进军北平后，蒋介石先是要白与其他集团军的部队扫荡张宗昌旧部。北伐军势如破竹，迅速扫清了华北的直鲁军力量。直鲁联军残部消灭后，张宗昌逃往日本，孙传芳、褚玉璞逃往沈阳。战事结束，白崇禧的部队并没有南返而是接受蒋介石的指令，驻扎在冀热辽交界处，以支持东北张学良，警告日本关东军不要过分嚣张。白崇禧在北平的半年，日子并不好过。
一是第四集团军打到北平有4个军，撤回湖南两个军，留下的部队被改编为廖磊的第五十三师，李品仙的第五十一师，部队内怨气甚大。部队编遣虽然是南京方面所造成，但在内部人事安排问题上对白崇禧意见很大。其中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被改编为五十三师后，刘兴被赶走，换上廖磊，刘兴的部将们对此无法接受。
二是一直图谋占领平津地区的阎锡山，利用“二期北伐”间接实现了晋军控制华北地区的目的。但白崇禧却似乎有久居滦河一带不走之意，这使得阎锡山心中很不舒服，想方设法挤走白崇禧。
三是随白崇禧北上的是湖南部队，在南方生活和作战的湘军不习惯河北北部的环境，部队人心涣散，外有晋军捣乱，作战之余又缺乏充分的补充，生活、装备简陋，军饷也得不到及时发放，军心动摇，内部不稳。
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乘火浇油，从1929年1月起，驻唐山的李品仙和廖磊领不到军费，白崇禧认为是何成浚暗中捣鬼，事实上，何成浚只不过是受蒋介石指使，遵命办事罢了。在武汉，蒋介石通过别人密报，了解到第四集团军内有湖北派与广西派的纠纷，马上派他的高参向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策反，并给李明瑞的表哥俞作柏给予巨款，并委以重任。除此之外，蒋介石又使出关键一招对付白崇禧。
原来，在此前后湘军的资深将领唐生智准备复出，这位曾经率兵讨伐蒋介石的败军之将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打手。
唐生智自从被桂系打败后，逃亡日本。过了几年的流亡生活，他决定卧薪尝胆，寻找机会给桂系以致命一击。唐回到上海不久，蒋介石便利用唐桂的矛盾，扶唐倒桂。当时白崇禧的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唐生智的军队里改编而来，他们觉得被桂系改编很不光彩，也希望唐生智回来领导他们。
蒋介石开始有板有眼地实施阴谋，派出曾任第八军党代表、第三届国民党中央候补中执委、与唐生智关系密切的刘文岛，前往上海秘密会见唐生智，送上活动经费30万元，劝说唐生智马上北上夺白崇禧的军权。唐山智也派人赶到唐山联络第五十一师师长李品仙，劝李寻机脱离白崇禧，重归湘军行列。李品仙也派出参谋长周武彝借参加国民党三大为名到达南京，经过邵力子介绍见到蒋介石，明确表示拥唐出山。周武彝又赶到上海，会合唐生智借海路北上。
就在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实施其计划，五十三师和五十一师内部已经人心浮动，早就传遍唐生智归队的消息，白崇禧已经不敢与部队来往，只得借住在同为广西籍的廖磊家中。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对自己的危险处境很清楚，他在这个鬼地方苦撑已有时日，面对抗命的湘军和阎锡山的干扰，还能维持下来，但是面对唐生智的影响力，他却无法应付，只得知难而退。为防不测，在廖磊的帮助下，化装后从塘沽南下，而且所乘的是刚送唐生智北上的同一条日本轮船。桂系的二号人物白崇禧，率军打到平津地区，没有得到好处不说，并且被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所打败，还靠化装和廖磊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白崇禧途经上海时，准备上岸，经友人通知迅速离开，否则要成为蒋介石的俘虏，就这样，白崇禧一路心惊胆战地潜回广西，与李宗仁会合。
2、计赚李济深
蒋介石要彻底打败桂系，还必须消除广东李济深的势力。李济深也是桂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李在广东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会主席。李济深在广东势力坐大，无疑为桂系提供了良好的根据地。但是蒋介石也知道，李济深没有任何把柄，所以只能制造捕捉李济深的机会。
为此，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将领，一面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几次电邀李济深北上入京。
2月25日，蒋介石用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并要求他参与湘变一事的调停。
李济深一开始不愿前往，但蒋介石随后派出吴稚晖赶到广州，迎接李济深北上调停事件和参加国民党三大。吴稚晖为李济深好友，李济深对吴稚晖的劝说也难以推却。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也要陈济棠劝说李济深北上。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在吴稚晖的陪同下，于3月11日到达上海。李济深一到上海，立即去见李宗仁，兴师问罪。李宗仁明确地指出，蒋介石并非仅是考虑治罪于他和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而是借用此次事件，要将第四集团军彻底消灭。
李宗仁竭力劝说李济深千万不要去南京，要他不要卷入此次冲突，否则将会被蒋介石扣留。李宗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蒋介石要干什么，意欲何在，他一清二楚。李宗仁对李济深说，你如果进京，必然会被蒋介石扣留。这样一来，不但李济深会失掉广东的军政大权，而且还会使广西失去援助，第四集团军被缴械。
李宗仁的分析，不得不让李济深深思，因此决定暂留上海。蒋介石一看计划搁浅，再次搬出吴稚晖、李煜瀛、蔡元培、张静江四位国民党元老，到上海劝说李济深赴宁。
在四元老的劝说下，李济深果然跟着他们去了南京。他们五人临行前，李宗仁明白，这一仗显然是无法避免了。
3月10日，李济深一到南京，感觉到气氛不对，身为总参谋长、军事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连自己的行动自由也没有，已经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下。他此时才明白，蒋介石请他来南京，并非是为了调停，而是为了控制他，以免蒋介石在对付李宗仁时，他在广州助桂系一臂之力。
1929年3月26日，蒋介石下令把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国民党三大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不久，李宗仁的住处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查抄，李宗仁则提前离开上海回到广西。
扣压李济深之后，蒋介石立即收复广州。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粤军将领陈济棠、陈铭枢于3月30日赶回广州，煽动粤军军官公开反对李济深。两人还和粤军将领蒋光鼐、陈策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与李济深脱离干系，陈济棠出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则担任广东省主席。
3．蒋桂大战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蒋介石准备武力讨桂。武力镇压的计划，从湘案一开始就布置，在鲁涤平被撤职的第6天，蒋就密令驻安徽、江苏、江西的部队进入作战准备。3月2日蒋介石正式颁布了作战序列，自任总司令，参谋长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第一军军长刘峙，编有刘峙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蒋鼎文的第九师；第二军军长朱绍良，编有朱绍良的第八师等部；第三军军长鲁涤平，编有金汉鼎的第三师，鲁涤平的第十八师等；预备队有熊式辉的第五师，方策的第六师。
蒋介石为避免自己孤立，很注意争取其他各路军阀，为此，他派人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以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而冯玉祥尤为重中之重。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都施以小恩小惠，张学良、刘文辉、阎锡山等相继表示服从中央，支持蒋介石对桂系的讨伐，只有冯玉祥态度暧昧，甚至还有一些阻止蒋西征的言行举动，令蒋介石十分为难。
蒋介石自然懂得如何对冯玉祥又打又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3月17日，蒋介石得知刘镇华部奉冯玉祥之令开往徐州设防，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浚设法阻止，为防止冯玉祥自平汉路南进，还密令何成浚集重兵于石家庄，以备意外。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之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于29日正式通知蒋介石：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
1929年3月24日，蒋介石下令将夏威、叶琪查办，夏威部交李明瑞，叶琪部交何键，何键担任湖南编遣委员。蒋介石在要打击桂系的同时，还拉拢湖南实力派何键。
蒋介石开始军事讨伐，然而桂系方面军却是仓促应战，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有权威的头目均不在场，胡宗铎、陶钧难以服众，在大军压境面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根本没有打赢的希望，更让他们手忙脚乱的是何键的倒戈。
何键见到蒋介石已经任命自己为湖南省编遣委员，负责省内军务以外还负责收编叶琪部，湘变非旦没有为自己带来麻烦，反而因祸得福，心中自然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所以派代表赶到武汉东面70余公里的黄州，向蒋介石交上自己的亲笔信，表示愿意归顺。蒋介石当即写下：“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并拨发该部给养七十万元。”不讲信誉、出卖朋友的何键分外风光，马上通电宣布讨伐桂军，就任湖南省主席，这样一来，驻扎在湖南的第五十二师长叶琪被迫交出两旅部队，逃回广西老家了。
3月31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讨桂军向武汉发动猛攻，各路讨逆军向武汉三镇包抄过来。4月1日攻克黄冈、麻城，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州、黄州、黄陂一带。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任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信守对蒋介石的承诺，阵前倒戈，有力地配合了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军事进攻与李明瑞等的阵前倒戈的影响下，桂军很快陷入被动，顷刻土崩瓦解。5日，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汉。
蒋介石在追剿的同时，派出孔庚到鄂西活动，劝说夏威等让出兵权。夏威、胡宗铎、陶钧战无实力，凭三师兵力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要逃回广西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且必经之路都有蒋介石的追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宣布下野。经蒋介石同意夏威乘英国军舰去香港，胡宗铎、陶钧经武汉出国。
沉浸在胜利中的蒋介石并不愉快，因为他想抓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李宗仁、白崇禧早已逃回广西了。
蒋介石明白，李宗仁、白崇禧只要回到广西，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再说，广西还有黄绍竑的第十五军，也是让蒋介石忌惮的。
蒋介石要把李宗仁、白崇禧逼到外国去考察。这是他惯用的伎俩，李、白两个自然不肯轻易就范，蒋介石想到李济深，此时只有因为桂系湘变而被关押的李济深才能说动李宗仁，于是要广东籍元老、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出面，请李济深出面劝说。
李济深痛快地答应古应芬的要求，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劝李宗仁、白崇禧以大局为重，为保全广西利益，最好是出国考察避风头。蒋介石一边要李、白出洋，一边于4月下旬开始调兵遣将，向广西压过来。湖南方面的有何键的第四路军，准备在5月20日左右占领桂林。广东方面有陈济棠的第八路军，集结肇庆，准备在5月20日左右占领梧州。云南方面由龙云的第十路军进攻，准备在5月25日占领柳州。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于5月初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二期“讨逆”作战。但是，战争一开始并没有按照蒋介石预想的方向发展。首先，龙云部滇军迟迟不能进入桂境。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西发动了政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桂系因此“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京。”原因是李宗仁这时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