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 1930年7月28日，设在法租界内的临时法院改组，由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机构在上海行使职权。次年7月28日，中国法院正式成立。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英美两国分别举行谈判，直到4月，双方谈判仍在继续，列强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改逐渐放弃为重点地区保留的办法，提出沪、穗、津、汉、哈、沈6处仍须保留。南京国民政府明白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如这些地区领事裁判权不废，法权谈不上收回。于是，南京政府提出只留上海一处，期限三年，谈判又告停顿。
1931年5月4日，南京政府公布《管理在华外人实施条例》12条，规定“外人应受中国各级司法法院之管辖，”并宣布自1932年元旦施行。同时南京政府仍未关闭谈判大门，不久又与英、美、日重开交涉。6月6日中英妥协，上海保留10年，天津5年，并拟定了一份草约。7月，中美谈判也获初步协议。但是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打破了这一局面，英美将谈判无限期拖延，南京政府也希望得到英美支持，因此，南京政府于1931年12月29日下令展缓施行5月4日的《条例》。这样，废除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长期停顿下来，中国仍然未能完全摆脱领事裁判权的束缚。
历时近两年的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临时法院。除此之外，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谈判也在进行。镇江、厦门英租界，天津比租界以及威海卫英租借地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收回。
综上所述，应该指出，蒋介石政府对于修订新约还是很努力的，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外交上虽屡遭挫折，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应予肯定并予以客观历史评价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于不平等条约，无论是晚清政府或北洋军阀的历届政府，都不敢与列强交涉，收回主权。南京政府成立后，正式发表宣言，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京政府采取和平手段和谈判方式，对列强在华特权逐项交涉，并取得一定成果。尤其是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使南京政府获得了自订税率的权利，这对保护国内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与苏联交恶
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维持和保持西方在华利益问题上，不单是消除帝国主义的疑虑，还需要在对外政策上，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予以配合，这主要是参加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围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阵营。苏俄此前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蒋介石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以及配合国际上的反苏潮流，蒋介石仍然决定对俄采取行动。
沙俄是近代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对中国人民屠杀，沙俄都走在各国列强的前列。所以，沙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积极帮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但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蒋介石出于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开始走向了反共清党，反苏亲帝的道路。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
1927年12月4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蒋介石提出并使会议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蒋介石认为，“在革命未成功之前，一定要对俄绝交，等待我们革命成功以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现在急需将俄国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关闭。”此后，蒋介石又多次公开讲话，主张对苏断交。苏联方面反应也相当强烈，并且声明苏联政府从未承认过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按照既定的反苏政策，很快制定了限苏联领事离境，苏联国营商业停业，苏联侨民出境等方针，并强行搜查和逮捕苏联在华人员。
1927年底，中苏外交处于决裂状态，此外，蒋介石为了打击苏俄在东北的势力，决定对苏挑起事端。外蒙古当时刚刚独立，内蒙又是晋绥军的地盘。新疆又远离中原，不易控制。东北最合适，东北军自成体系，有着较强的战斗力。这样，蒋介石便指示张学良制造了与苏摩擦，从而导致了“中东路事件”。
1929年5月27日，国民党获得情报，称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有人正在召开远东共产党会议。大批警察和宪兵迅速包围了苏联驻华领使馆，违反国际法则，查抄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当场逮捕30多人。7月10日，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下令中东路督办与苏方进行交涉，要求中方在中东路上获取更多的正当权益，中方的正当要求被苏方当场拒绝。作为张学良全权代表的中方督办吕荣寰当场下令免去苏方铁路局局长、副局长和苏方各处长的职务，任命范其生为代理局长，随后将被免职的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同时宣布，由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电信机构，解散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各种商业机构，派兵接管中东路。
中东路是1897年至1903年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东北修的一条铁路，铁路分为两部分，一条是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另外一条可以从哈尔滨南下到大连、旅顺。这条铁路对东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先是沙俄后是苏联利用这一条铁路也攫取了巨额利益，因此铁路主权成为长期以来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悬案。根据1924年间双方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业务由中苏共管。张学良对于苏联对中东路的控制以及中东路地区的变相租界耿耿于怀，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便借机从苏方手中夺回铁路主权。
1929年7月13日，对于蒋介石、张学良的挑衅行为，苏联总领事表示强烈抗议。3天后又发布最后通牒，苏联方面竟然抓了1000余名华侨作为人质。7月17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宣布“绝交”。同时，还派兵到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沿岸挑衅，并且策动中东路管理局中的俄籍职工也举行罢工。蒋介石的前军事顾问加伦也奉命率兵10万为远东特别军团军团长，在赤塔设立指挥部。10万苏联红军开始向黑河、伯力、海参崴、伊科茨克等地集结，大有一举吞并东北的架势。
1929年7月19日，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同日，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为国防司令，万福麟为副司令，熙洽为参谋长，王树常驻满洲里，东北军组织了三道防线。9月11日，中苏军队开始在满洲里一线展开激战。11月17日，苏联红军打到满洲里、扎兰诺尔城，守将第十旅旅长韩光第战死。在军事失利和美苏等国的干涉下，经南京政府授权东北当局与苏联当局在伯力会谈。12月22日，双方签署《伯力会谈草约》，规定立即停战，恢复中东路为战前状态，英军撤出满洲里，双方释放战俘，这一协议并未被南京政府完全批准。并从1930年10月起，中苏双方进行了25次会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中苏谈判停止。
苏联从沙俄手中继承的既得利益绝不肯轻易放弃，中东路本身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沙俄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作为侵略、掠夺成性的俄国沙皇，绝无可能无偿资助中国一条铁路，苏联尽管曾三次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但随后却不了了之。此次中东路事件中，实属蒋介石通过张学良点火，既反苏，又要维护国家权益，而苏联政府趁机扩大事态，仍然希望通过武力迫使中国当局满足其要求，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以便在南京政府同西方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继续维护苏联在中国东三省的特权。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蒋介石却借机进一步抓牢了张学良可谓一举两得。
4．“苦撑待变”的外交政策
蒋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外交政策可以用“苦撑待变”加以概括。这个概括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蒋介石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上积极联合英美，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以便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
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时，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英美法等国，它们是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缔造国，他们希望通过华盛顿体系维护他们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反对任何以武力来变更现状的企图，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是不满的，是中国潜在的盟友；第二类是德国，尽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败国被排斥于凡尔赛体系之外，丧失了原先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但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它要求打破旧有的世界秩序，这表明他与日本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是日本潜在的盟友；第三类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无论是与英美法，还是与德意日以及与中国都存在着矛盾。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在远东的扩张无疑成为最主要的威胁，他也是中国潜在的盟友。
这三类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对这三类国家的外交。明智而妥善地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联合潜在的盟国美、英、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对于德国，蒋介石主要采用了中立的政策，以不使其成为自己的敌人，同时通过双方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实现双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但是，复仇的民族情绪也在积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受到毁灭性打击，德国国内以军队和重工业界为代表的势力，念念不忘恢复军备。希特勒上台之后，更是借机向各国输出军事顾问和武器，储备军事人才和保持军备生产能力。为了恢复被破坏的经济，他们又广泛地寻找战略物资和原材料的提供国，中国是其重要的目标，这是德国与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的原因之所在。
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组织及其有效地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很是推崇，对德国在战败后的迅速崛起甚为钦佩，同时蒋介石也看到两国的需要又有互补性：德国的经验、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恰是中国所缺，中国产的钨、锑等战略物资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又是德国所急需的。所以，蒋介石的请求在英美等大国面前频频碰壁后，德国便成为蒋介石争取的一个重要对象。
应蒋介石之请，德国在中国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这些军事顾问只接受蒋介石的个人聘请，帮助蒋介石整顿训练军队，到各级部队充当教官，在作战中出谋划策。德国总顾问塞克特、佛采尔、法肯豪森对蒋介石的建议也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包括不少政治经济的内容。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中国的军火供应大部分也来自德国。
由于德国政府担心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会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了德国的这一担心，因此便利用反共这一点来取得德国的支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曾对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说，“日本侵略中国就是替共产党制造机会，世界上真正反共的国家，应该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向德国保证，南京国民政府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在中国有立足之地，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多次向德国表示，如果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中国势必倒向苏联。
抗战爆发后，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而德国给予了中国大量的军火支援，德国对中国的支持，又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处于两难境地的德国一直期望中日能坐到谈判桌旁，避免双方大规模的冲突。1937年10月下旬，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前，日本发出了欢迎德国调停的信息，德国欣然接受了调停的使命。陶德曼的调停，从1937年11月持续到1938年1月，由于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中日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调停未获成功。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就不得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选择，德国的远东战略更为需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因此，当中日和解的希望破灭之后，德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38年2.月，希特勒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具有亲华倾向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相继去职，德国对华政策随之发生转变。不久，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承认“满洲国”，并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交易，中国政府也欢送德国顾问回国。
1938年底，蒋介石派陈介接替程天放担任中驻德大使，德国方面很是怠慢，很长时间不安排递交国书。蒋介石心中明白，中德关系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报中公开表示对德国的做法十分不满。至此，中德之间的关系最终走向低谷。
相反，对于苏联，蒋介石从国际形势发展出发，改变了原来的敌视、排斥的态度，转而实行联合的政策，其目的在于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以应付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势。
苏联是上述三类国家中惟一与中国和日本领土相邻的国家，苏联很清楚中日战争的后果，如果中国被征服，挟有巨大的中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日本将对它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尽管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分歧，但在日本的侵略和扩张上，中苏有着共同的利益。基于这种分析，联苏制日便成为蒋介石的一个重要战略。
1937年春，苏联重新提出订立太平洋地区公约的主张，并建议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此时蒋介石对苏联的动机持有疑虑，对苏联的提议未作回应。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召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到庐山。蒋对他们说，如果事态扩大，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认为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缔结互助条约，获取苏联的军事装备。第二天，孙科与王宠惠立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此事进行商谈。
这时的苏联不愿与中国讨论互助条约，因为这意味着苏联将面临交恶于日本的可能。同时，鲍格莫洛夫提议中苏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但是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中国无法去“侵犯”苏联，所以中国政府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也不感兴趣。
1937年8月21日，中国为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资而做出了让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很显然，中苏订立这一条约的用意各不相同，由于个中内幕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一条约还是对外部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国内舆论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基本持欢迎态度。日本人认为这是苏联将援华的信号，9月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了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