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8月27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一亿中国元的军事物资。此后蒋介石又派杨杰和张冲赴苏谈判，获取了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飞机。到1937年年底，随着中国抗战的进程，中国向苏联提出提供2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要求。经过双方共同协商，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装备20个师之用的重武器。根据协定的计划，中国方面共得到重炮80门（附炮弹8万发）、野炮160门（附炮弹160万发）、防坦克炮80门（附炮弹12万发）、重机枪300挺、轻机600挺（共附弹1000万发），这对于当时处于抗战紧要关头的中国军队来说无疑起了很大的帮助。
1938年1月，蒋介石派孙科为特使，前往苏联争取贷款。3月1日，中苏双方通过协商，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向苏联购买各种物资。
同年7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第二笔贷款，贷款总额仍为5000万美元。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从苏联共得到32.5亿美元的贷款，利用这些贷款，中国从苏联购得了大批军事物资。
抗战初期，在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的同时，蒋介石还再三提出了希望苏联出兵参战的要求，但是苏联怕由此引发同日本的直接对抗而拒绝了。
在抗战期间，苏联除了提供大批的援华物资之外，还派遣了不少飞行员以志愿身份帮助中国政府抗击日军的侵略。淞沪会战后，中国空军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果断地派遣空军志愿人员参战。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12月1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着23架战斗机和20架轰炸机抵达南京，随后投入战斗。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共派遣了2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
除了直接对日作战之外，苏联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军事培训机构，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员。同时，大批军事顾问援华，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顾问体系。这些顾问均经过严格挑选，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某些战略计划的制订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总的来说，苏联军事援助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还打算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自从蒋宋联姻之后，尤其是宋美龄干预政治开始之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政策及外交活动中倾向于英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据此，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依靠英美，针对其国内的保守势力，力促其变。
日本侵略中国必然与早已在中国拥有巨大权益的英美法等西方列强产生矛盾。因此，阻止日本侵略便成为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英美等国被国民政府视作潜在的盟友，并且努力推动它们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
1937年中，蒋介石向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九国公约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支持中国制裁日本的措施。英美法此时尚不愿与日本直接对抗，加上各自国内的绥靖主义的泛滥，这两次会议均未能给予中国实质性的援助，但是，日本侵华的加剧严重威胁了英美的利益，迫使他们无法回避事实。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最终批准了商讨已久的对华贷款计划。1937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还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表示它们将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不承认“东亚新秩序”。
1938年9月，孔祥熙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文中明确地指出了美国是西方各国中唯一能在远东有作为的国家，对美外交是中国的首要重点。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英美在远东的地位和心态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别，并且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限制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妥协。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国外交为主的外交方针。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在蒋介石看来，日本的这一举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把它称之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2月21日，蒋介石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预言，如果任由日军在海南岛盘踞，势必导致太平洋上形势的巨大变化。显然蒋介石此举引起英美当局的注意，蒋介石声称日军此举的主要目标在英美而不在中国，反而对英法美的威胁极大。日军侵华可能导致太平洋权益划分的混乱，英美很清楚。
1939年中，中国方面加紧了对美的外交努力，一是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获取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二是促成对日本的物资禁运。1939年春，美国国会开始讨论中立法的修改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准备了一项中立法修正案。该案取消了武器禁运条款，为此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专访毕德门，详细指出其提案中于中国不利的地方，希望加以修改。经中方人员的积极活动，毕德门修正了提案，使中立法仅限于正式宣战国，这样，中国便不受其限。然而，由于美国国会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很强，毕德门的修正案竟然在其所在的外交委员会也未获通过。
1939年7月，罗斯福鉴于其在国会内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未获成功，又考虑到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对于中国士气的影响，决心通过实质行动来表明美国政府对于远东危机的坚定态度。1939年7月26日，日本驻美大使声称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按原先条约中规定，该协议半年后自动失效。
这就消除了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是走向禁运的重要一步，这无疑是对日本的一次重大打击，中国方面对此深感振奋。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蒋介石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图谋，这样一来，在日本与德国的法西斯联盟逐步形成、巩固的过程中，中国要获得苏、英、美的支持及某种形式的结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可以说，促进这一实质变化的则是欧洲战事的爆发。面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英美国内的孤立主义，绥靖主义势力迅速消失，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1939年8月24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整个欧洲和世界为之震惊。蒋介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于中国有利。
很明显，苏德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日本一时不知所措。只得向德国提出抗议，指责德国违反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密约，是一种背信弃义的做法。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因此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这正是蒋介石一直期待的事。所谓“苦撑待变”，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激变，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对此，蒋介石颇为得意地说，在两年多前，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
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是蒋介石的既定战略。此时，蒋介石公开地提出了他等待世界战争的结果的策略。他明确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也就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那么当欧洲战事爆发之后，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中国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蒋介石认为今后中国的抗战方略就是对内加强建设，坚持抗战到底，等待世界战争的结束。
欧洲战事爆发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有所收敛，其远东政策渐趋积极，美国政府先后宣布对日重要物资的禁运，增加对华援助的数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空军志愿人员。英国因欧战吃紧，一度对日有所妥协，但在欧洲战事爆发之后，也与中国开始了有关军事合作问题的实质性磋商。
尽管蒋介石的“苦撑待变”口号不免带有某种消极性质，显然以此作为一项总的抗日战略，不是很妥当。然而，仅就外交战略而言，“苦撑待变”是基于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局势清醒认识的一种明智的决策，对于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弱国而言，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正是外交的首要任务。
二、南京政府的运行
1．训政开始
二期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东北易帜，使得蒋介石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宣布实施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了“统一军政”，“实施训政”和以党治国的口号。按照国民党的解释，所谓“训政”，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有两个主要责任，一是要训练全体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认为中国民众的政治素质比较差，政治知识与经验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国民党就是这个婴儿的母亲，要保养、教育他迅速成长，尽革命之责任，待之成年之后，即还政与他。
此后，蒋介石在镇压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同时，又在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系斗争中进行激烈角逐，他在斗争中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和起落，总的来说抗战爆发之前的国民政府训政是其奠基和实施的初期，其纲领、基本法和体制的形成，主要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拥护者的意志，是拥蒋派和反蒋派多次较量和妥协的结果。
1928年7月间，蒋介石在北平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和“一党专政”。在蒋介石看来，一个健全的国家，必须“要谋中国人民思想统一”，要确定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惟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还必须“以党治国”，各种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但是，当北伐军队占领北平、天津后，蒋、冯、阎、桂四派间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他们围绕着地盘的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至军阀之间的大混战。最后，蒋介石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这几次军阀混战中，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实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南京政权。“建国大纲”、“统一军政”、“实施训致”，便是蒋介石剪灭地方军阀的旗号。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对蒋介石的做法深为不满，但他们也无法与之相抗衡。
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他企图取消各实力派掌握的广州、武汉、北平、太原、开封等地政治分会，将各实力派首领人物调来南京加以控制，但遭到冯玉祥、李济深等人的强烈抵制，而未能如愿，他提出的《军事整理案》虽然得到通过，但在具体的实施中受到消极抵制，统一整编全国军队，以削弱各实力派的方案，实际上未能推行。这次会议决定实行“训政”，宣称“依照总理建国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在群雄鼎立的背景下，这次会议没有达到蒋介石“削藩”的初衷，反而增加了他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1928年9月，胡汉民、孙科从国外归来，蒋介石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经过同胡汉民多少密谈，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协议。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有深厚的政治影响，他立即注意到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分掌权力的强烈要求。为此他起草了实行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按此规定，国民政府是在国民党中央的指导和监督下，执行训政职责。
国民政府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12至16人，五院正副院长由委员担任，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法律、命令需经国务会议议决，由主席和五院院长署名后才能公布。国民政府设立互相平行的五院，分别执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权务。在蒋介石看来，若按此草案实施，自己手里的权力就要被分成若干块，但主席这一最高名位非己莫属，而且自己的军权并没有受到限制，国民政府又要接受以自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指导与监督”，这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
经过三次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于10月3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通过，10月8日正式公布。根据五中全会的决定，在10月3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还通过了《训政纲领》，其要点为：“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并修改及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这些规定是训政时期国民党党政关系的最高依据。通过这一纲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领袖地位得以确立。
随后，按照训政纲领的规定，各种行政机构先后建立起来。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任命谭延闿、冯玉祥为行政院正副院长，戴季陶、孙科为考试院正副院长，蔡元培、陈果夫为监察院正副院长，同时产生了国民政府委员和各部部长。蒋介石正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拥有了极大的权力。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追认了《训政纲领》，并通过了《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由“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由此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以“以党治国”为核心的“训政”，完全体现了蒋介石“一个主义”、“一党专政”的执政方略。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在南京举行，三大是蒋介石一手操办的，除了训政目标之外，很重的一个任务就是消灭地方割据。会议在听取了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陈果夫作的党务、政治、军事、监察四个报告后，代表们纷纷举手通过了一系列“消灭地方割据”，“巩固中央地位”的决议案，大会还决定取消政治分会；处分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将“割据地方”，“叛党叛国”的桂系头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永远开除党籍；派兵讨伐桂系。除此之外，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外交决议案》，批准了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南京事件、济南惨案的处理，同时声称在实现“真正之统一”之前，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是不合适的。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彻底推翻了第一、第二会议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正确决议和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表明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