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间断的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军费，军费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向外国购买武器，当时购买军火是中国外贸中最大的经济活动。1930年到1934年间，平均每年输入军火达2100万美元。其中在1931年春，孔祥熙出使欧美，一次向德国购买军火达2500万美元；在1936年间，向美国赖特公司购买飞机120架及相应零部件和设备。按照国际军火市场的惯例，经营武器的回扣和佣金很高。南京政府的对外军火贸易理所当然由四大家族，特别是宋子文、孔祥熙负责，这项巨额佣金当然也就落入官僚资本家手中，成为壮大四大家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吞并民族资本是四大家族建立官僚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南京政府的官营企业的建立，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把北洋军阀的官营企业和地方上大型企业中的“官股”照单全收；当企业无力偿还四大家族控制的各家银行债务时，官方则出面接管该企业；向效益好的企业强行加入“官股”，照单全收；利用国家权力对有关企业的经营方式、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强加干涉，以达到控制该企业的目的。如此一来，官僚资本控制的企业便很快地发展起来了。截至1935年，国民党的官营企业，已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占全国企业的10%以上。
5．十年经济建设
在蒋介石主政的十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各种经济政策，在总体上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意向，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极端复杂，使得上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多少有些扭曲，要么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要么是产生负面影响。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交通运输业比较重视，尤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动用了大量军、民力量修筑公路。全国铁路和公路通车总里程1927年为13040公里和18000公里，1937年增至21036公里和11万公里。南京国民政府在修筑新路的同时，对原有的旧路进行了整修。并且着重加大了铁路的运输能力，加强了集中管理。南京国民政府的铁路，便利了内地交通，形成了一定的交通网络，而旧路的整理，则增进了运输效能，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还制定了今后五年交通建设计划，以国民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决定筹款9480万元，建设铁路14条，其中西南各省有11条，共8529公里；筹款5000万元，建设公路5万公里。可以看出，为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长江以南及西南诸干线的建设尤为重视，要求完成西南干线的建设，沟通与西北的联络，认为这是“国防最后固守之线。”但因抗战爆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航运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垄断下，中国航运业很不景气。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航运的建设和整理，并对长江航道进行疏理，炸毁暗礁，清理河床，扩大运量，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工业内迁的主要运输通道。1936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为鼓励国轮国造，公布了造船奖励条例，制定了一个造船计划，预计6年为期，造船84艘，总吨位为140500吨，但这个计划还没能展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开始了。
航空方面，上海、南京、汉口最早设机场。1928年7月开京沪航段。1929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和美国方面共同经营滇沪、京平、汉广三航线。美方提供飞行技术人员，我方给报酬，提供设备。
至抗日战争全面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航空业，拥有3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12条，通航里程约15300公里。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南京国民政府对航空运输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将航空公司总办事处及机航总部设法迁移，督饬中国航空公司在汉口、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加强部署；今各航站储备机件与油料、在洛阳、西安等处建设油库；训练飞行技术人员，逐渐取代外籍人员；以便应付日益复杂的战争局势。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是抗战前经济建设各项中最受重视、成绩也最大的一项建设。
在工业建设方面，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很不平衡。轻工业发展较快，如丝织业、植物油生产等自给有余还输往国外，而重工业却相当薄弱，发展缓慢。在1935年以前，除筹建中央机器厂和民营钢铁厂外，中国几乎谈不上有重工业。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日益明朗，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建设国防经济，发展重工业的呼声逐渐高涨，各种建设方案和建议纷纷提出。1935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王祺、傅汝霖、王陆一等提出了《关于集中全力从事于国防重工业的根本建设》的提案，建议政府确定国防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选定国防工业区，筹款贷款，聘请与培养技术人才，集中力量建设国防。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重工业为现代立国骨干，一切工业发展之基础”，“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所以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并制定了煤炭开采、石油勘测与钢铁及机械制造的发展等计划。
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国家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根据前一阶段调查，划分矿权，整理矿区，并拟定了一个发展“重工业三年计划”，由政府拨款一千万元，并依靠外资，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工和电气等工业，以建立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时，还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可能被占领，把一些重要的厂矿设在湘赣和四川，同时也能调整工业发展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逐渐从制定计划、调查勘测落实到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若干基本产业、从事实际的开发和建设上来。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建设方面已建设成和开始建设的厂矿主要有：湖南湘潭钢铁厂，年产量10万吨；湖南茶陵及湖北灵乡铁矿；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县铜矿厂，年产量400吨；江西高坑煤矿，年产量30万吨。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23个。从15种工业产品生产指源来看（1933年为100），1935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09.7亿元，1936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22亿元。这样，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工业经济呈现稳步向上发展的趋势。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使全国形成“一元化”的市场，而且对抗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很显然，战前铁路的展筑或新修，在工程进度上均能配合政府全面抗战之紧急需求，为长期抗战提供胜利的保证。抗战头两年，仅铁路运送军队就达1100多万人次，运送军用物资达300万吨。长江航道的疏通，为抗战时期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运输，尤其是为沿海工业的大量内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能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不能不说与它在抗战前所进行的经济、军事建设有关。
在蒋介石上台到抗战爆发的十年中，蒋介石在宋子文、孔祥熙的主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所成就，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缺少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工作母机、重工、化工、机械、汽车、飞机、机车、造船等主要工业部门几乎是空白；引进技术不注意消化吸收，买进的汽车、飞机、军舰、坦克到1949年时依然全是舶来品。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缓慢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经济将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起步不久的中国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四、夫唱妇随的新生活运动
1．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蒋介石靠军事起家，认为军权高于一切，只要抓牢军权，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但经过几次上台下野的沉浮，开始注意欲谋久居其位而不离，除谋求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地位外，还要取得思想领域中的领袖地位，才能巩固其集权统治，“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束在江西实地考察战地回到南昌后，由宋美龄提议发动的。宋美龄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她看到南昌市容脏乱，市民不太讲卫生，便建议蒋介石指示南昌当局重视做好城市的管理和抓好卫生、文明工作。
蒋介石一方面考虑到宋美龄的意见，另一方面看到了蒋军占领苏区的一些地区很不安定，群众仍然在进行反蒋斗争，他感到苏区人民的思想都被“赤化”了，意识到除了采用残酷镇压的措施之外，还应该对江西的人心加以“改革”。他觉得中国传统旧道德中的礼仪廉耻对麻醉人民的心灵有用，于是，他立即指示秘书邓文仪，说：“南昌市民污秽不堪，市容杂乱不堪。如此市风，何以为行营所在地？若让异域报道出去，不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并要他“自即日起，起草一个文件下达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
邓文仪建议，“用军队‘整理内务’术语和行政办法下达命令，推动这项指令，怕难于持久，不如来一个‘新生活运动’把总司令训示糅合进去，一起执行。”就这样，由邓文仪执笔，把“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综合整理成文，书名叫《新生活运动纲要》，由蒋介石署名发表。
1934年2月2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扩大的（孙）总理纪念周，他把该书的内容压缩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进行讲演，他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当天就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同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亲自担任指导长。于是，蒋氏夫妇一唱一和，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为使这场运动搞得像模像样，蒋介石四处演说：
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炼勇气和敏捷，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耐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牺牲。
所有的组织、思想和行动必须军事化……在家里，工厂里，以及政府机关里，每个人的行动都必须像在军队里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要服从、牺牲、严格、整洁、准确、勤奋、保密……并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定而英勇地为自己的群体和国家献身。
很显然，蒋介石已将他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原封未动地搬到“新生活运动”中来了，蒋介石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实现军事化的社会，使民众对最高统治者意志的无条件的服从。这样，一切有利于蒋介石个人独裁，思想控制的东西纷纷出笼，如提倡什么“礼、义、廉、耻”等旧道德规范，为此南京政府1934年7月通令全国，规定每年8月27日孔诞日为国定纪念日，各机关学校一律举行孔诞纪念大会。
11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47次会议通过了“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将衍圣公改为大成圣先师奉祀官，享受部长级特任官待遇。颜回、曾子、子路、孟子的嫡系裔孙也分别被命名为复圣、宗圣、述圣、亚圣奉祀官，享受简任官待遇，一场思想上高度集权的运动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闻风而动的各地官员们为迎合蒋介石的口味，也命令紧跟，把这一运动搞得一时热火朝天，各种稀奇古怪的口号铺天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