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大街小巷上，各种形式主义的运动方式也席卷而来：童子军手提木箱子，在大街上站岗。看到某个歪戴帽子或嘴里叼着香烟的男人走近时，就上前挡住他，然后站到木箱子上把这个男人的帽子弄正，并拿掉他嘴里的香烟，扔进路旁的阴沟里，然后敬个礼，再从木箱子上下来，等待下一个不讲礼仪的人走过来。
政府官员为了取悦蒋介石和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的实施也是一路绿灯。警察比以前更忙了，看到搽胭脂口红的姑娘，穿西装戴西式帽子的人，便毫不客气地抓住，并用擦不掉的红墨水在他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的印记。理发师要是给人烫卷曲的发型，售货员要是售不伦不类的游泳衣，都会在一大群旁观者的面前受到侮辱。部队里的指挥官派出恐怖小组在大街上巡检，若发现有人吐痰，就将其痛打一顿。拖着脚走路，或是进饭馆吃饭时喝烈性酒，或是订的菜超过四菜一汤，或是赏小费，都有被人用棍子打一顿的可能。
“新生活运动”的口号贴满大街小巷的墙壁，各地都增添了一个新的衙门——新促会，他们到处宣传：葬礼要简单，不要铺张浪费；举行集体婚礼，把单独举行婚礼的费用省下来。批评迷信，包括烧香、放鞭炮以及送葬时烧纸钱作为死者的买路钱的旧风俗习惯。鼓励人人每天洗三次手、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青菜要先洗净煮熟再吃，开展戒烟运动等等。
1935年4月，“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成立，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这些团体多是在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命令下强迫组织起来的，其中励志社起了重要作用。提倡改革生活习惯上不卫生、不文明的现象，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同落后愚昧斗争和决裂的表现。但是所谓“新生活运动”施行的结果只在不随地吐痰，出门扣好衣扣等等枝节方面做文章，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2.宋美龄成了“改革的旗手”
“新生活运动”是宋美龄要改变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它对中国老百姓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益处，却为宋美龄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把她扮演成了改革中国旧习惯的旗手。
宋美龄在“新生活运动”中大显身手，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领导人。“新生活运动”先在被蒋军占领的江西苏区开展，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3月17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京成立，接着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分会或支会，由各省主席担任分会会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在各省设立分会，由各省省主席的夫人担任领导。1938年7月以后，“新运总会妇女委员会”改组扩大成为领导国统区各界妇女救亡运动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什么要提倡“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联系到当时世界和中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解释。她说：
中国近年来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深深地受到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各国凭借他们自己的智慧，都想从经济停滞中，找寻一条复兴的出路来。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想解决经济问题，导国民进于物质的繁荣。中国也是如此，必须应付这个严重问题，而且我们还得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匪乱中，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救援出来，即使暂时把国外侵略一个问题搁开，亟待解决的事情还是很多。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根除这种种病态而创导的。
过去数年来，我在国内巡游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但困苦艰难，不但简单原始，并且充满着绝大的危机，社会麻木如死，人民苟安成习，毫无希望可言。中国人心的麻痹，经过了十数世代，已经根深蒂固，倘欲重振精神，不仅有赖于爱国人士的齐心合作，共同改良，还需一种新的刺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于是就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她说：“欲谋物质的繁荣，尤须先行发扬民族道德，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而纠正人民萎靡苟且的习尚，更是当务之急。”
（南昌各界推行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
至于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宋美龄夫唱妻随，她说：蒋介石“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
对于礼义廉耻四种旧道德的意义，宋美龄是这样解释的：“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
为此，宋美龄说：“新生活运动”包含着除旧更新的原则，目的是鼓励人民改革生活和思想的习惯，提高他们的道德与精神，给予他们以深深的感动，使他们不论对人对己，以及对于地方团体或整个国家的事业，都发生极大兴趣。
很显然，宋美龄在解释中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内容，她尤其强调环境卫生和个人的清洁卫生。这就使得“新生活运动”更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点。非但如此，她还把礼义廉耻四字翻译成英文，极力向外国人宣传解释。
宋美龄强调：“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增进人民幸福，使人人有和平、优裕、活泼、愉快的生活，这运动并不干预私人事务，也不禁止人民实现他们合法的愿望，不过鼓励人民痛除旧有的恶习而已。”
宋美龄认为妇女“有绝对的理由，得为国家出力，正像她们有处理家务的职责一样。”她希望妇女“至少要把家庭处理得清清楚楚，把家庭生活调整得井然有序，绝对摒除烟酒赌博等等一切浪费腐败的习惯。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用她们的才智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应当教她们四周的妇女识字读书。”以此来推动“新生活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大出风头，她不时登台演讲，阐述运动的必要性、迫切性。她说：
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将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为了实施“新生活运动”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宋美龄指出：“第一步先把那四种原则实施于衣食住行，换句话说，就是先实施于生活中最普遍最必需的事项。”用“礼”来纠正他们“混乱而没有秩序的生活习惯”。“义”就是“教导人们随时必须扶助他人，使他们知道倘遇不幸，不能委诸天命，有余力的人，必须把扶助他人视为应尽的义务”，树立公共责任的观念，“养成西方人所谓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
宋美龄说：“新生活运动”的第一步，只是鼓励大众，养成有秩序的好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会跟着纯洁了。同样地，一村一镇一市都能讲究卫生，保守秩序，到相当时候，大家旧有的一切缺点，也就能洗涮净尽了。可见，宋美龄所说的“新生活运动”是“从最小处着手，向最大的目标迈进。”以后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3．树立“新民”形象
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宋美龄不仅出尽了风头，还通过中外媒体树立了一副“新民”形象。为了争取国外人士对她和蒋介石实施的“新生活运动”给予支持，她在美国和上海的英文报刊，连续发表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地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根本意义，以及提倡新“新生活运动”的动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
1934年2月，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就新生活运动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布克妙笔生花地写道：
她和蔼可亲，充满热情，沉着而有自信心，非常忙碌……在结婚以后的几年间，这位动人的年轻新娘，已成长为漂亮的中国第一夫人。她容光焕发，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进取的意志，她在南京已争取到一席重要地位。
蒋氏夫妇生活充实，很有规律。他们共同努力工作。他们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以前读《圣经》和做祷告开始的。在蒋中正家里，无人聚会打麻将，也没有跳舞或打牌之类费神安排的社交活动。他们也不出去参加社交活动，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然而，宋美龄总是抽出时间，向南京的外国教会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开办小学或孤儿院，“抚育”那些阵亡人员的子女，翻译蒋中正的文电，和译员们进行磋商，或者在重要会议上当他的翻译为世界各地的报刊撰写文章；组织妇女团体，接待许多国家来访的贵宾；在一个又一个政府事务委员会担任委员，在她丈夫与红军作战期间和他一起飞行，为的是同生死、共患难。
尽管宋美龄起劲吹嘘“新生活运动”所取得的效果，说什么“新生活运动”现已风行全国，很僻远的内地城市或村镇，都整理得非常清洁；学生们竭力鼓吹卫生与清洁的益处，结果很好。凡是深明中国内地情形的游历者，假使把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作一比较，谁都能说出“新生活运动”推行以后，各方面有了多大的变化。他一定会承认新生活运动的确是进步的，的确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的。
宋美龄在1940年6月撰写《我将再起——新生活运动》一文，大肆吹嘘“新生活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说什么：“为了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激发全国人民向来茫然的爱国心，新生活运动是值得称誉的。”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了解情况的外国记者所指出的：
新生活运动一开始，宋美龄就提出中国的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她以美国中西部人那种顽强方式宣传这些美德的新内容。然而，她所提倡的“新生活”方式都体现在人人都熟悉的美国人的生活信条里。她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不要随地吐痰；安全第一；路要修得好；走路要小心；车辆行人靠右走；等车要排队；经常呼吸新鲜空气和沐浴阳光；见苍蝇要消灭；天天刷牙；经常服用维生素；要爱邻居；要做事；要奋力进取；用钱要节省；行动要慢；停一停，看一看，听一听；要让婴儿长得更健康；要搞大扫除；屋内要粉刷一新，家具设备都要保持完好。”对于这些生活信条，能够做到当然很好，它说明人的素质，也说明国民生活的规律化和有遵纪守法的良好习尚。可是，在一个落后的中国，人们缺乏教育，人的素质低下，要推行那文明的律例，改变旧有的精神和五陋的习俗，是不容易的。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虫和许许多多灾难的威胁，他们没有心思去听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说什么如果不用袖子揩鼻子，不在街上撒尿，或者不贪污受贿，生活就会改善云云，真是痴人说梦。
实质上，这个运动借谈生活问题来束缚人们的手脚，要全国人都循规蹈矩地服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此，它是蒋介石的理想主义与独裁国家的现实相结合的运动，是为蒋介石“剿共”服务的精神运动。这个运动把蒋介石这个中国的军事独裁者捧上了精神领袖的宝座，把宋美龄也提高到改革中国旧习俗的旗手的位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在国内就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就被指责为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以为全国人民衣食倘不够，而高谈精神复兴，是无济于事的。”因而，运动收效甚微。如果说在这个运动开展一周年之际，运动还取得一点效果的话，那么在1936年即运动开展两周年之际，由于“蓝衣社”到处胡作非为，“新生活运动”已经名声扫地，就连蒋介石和宋美龄也不隐瞒自己对运动结果的气愤和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