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初，蒋介石在武汉组成总司令部。6月7日蒋在庐山召开五省军事会议。何应钦、何成浚、熊式辉、陈诚、陈调元、夏斗寅、高凌百等均参加。会议决定军分三路，按照堵剿、进剿、清剿、追剿顺序，按期进军，并以飞机撒传单，劝导民众和引诱红军指战员投降。
军事部署完毕，蒋介石在汉口“总部”召集参战部队旅长以上军官面示“剿共”机宜，声称：“要救国救党，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匪如一日不肃清，本人即一日不回京”，遂命各路军开始“围剿”行动。
（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讲话）
6月25日右路军以王均为前线总指挥，倾全力向霍邱、六安、霍山之线推进，是为霍邱之战。红二十五军伤亡甚重，7月12日被迫突围撤出县城。蒋介石“着军政部犒赏右路军第一纵队徐庭瑶部官兵银元一万元，以示嘉奖”。17日蒋介石再次策定“清剿”计划，分三步进行，即先鄂、次皖、再豫，连续推进。21日又划鄂豫皖区域为鄂中、鄂东、皖西、豫南四个“剿共”区分别清剿。9、10月间，红四方面军苦战两月余，终未摆脱被动困境，张国焘由轻敌转而失去信心，遂于10月10日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率主力向外线转移，经豫、陕转入川北，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此时，蒋军左路军徐源泉部已于8月12日开始“围剿”洪湖苏区红三军贺龙部。蒋介石电令“左路军四面向洪湖红军压迫、完成封锁”、“限月内肃清”。8月底，洪湖西、北附近地区均被蒋军分别占领，蒋介石再电各部缩小包围圈，加强封锁，红军贺龙部转入湖内及48个土围子抗击蒋军的“清剿”。9月3日蒋介石电令各部向湖湾内搜剿，合围红三军。9日湖内红军久遭封锁，粮弹已尽，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开辟了湘鄂州黔根据地。12日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鄂省“剿共”计划第一期已完成。25日蒋介石召令在赣各将领赴庐山会商第二步“剿共”计划。要求各部须“人人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奋勇“剿灭”红军。
12月12日蒋介石认为已解除红军包围武汉的威胁，遂由汉口乘舰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会后偕宋美龄回奉化省亲。
1933年1月3日，蒋介石得悉江西“剿共”军溃败急电，即由奉化经杭州返南京。18日通令各省加紧“清乡”和整顿“民团。”22日向鄂豫皖三省“剿共”部队发出特急令。称：“现限期已到，望各将领督饬所部，淬励精神，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27日亲赴江西坐镇指挥。11日严令各“剿共”部队，除厉行纵的连坐法外，须遵行横的连坐法，规定同一战斗序列各部，必须密切联络，同进同退，否则杀无赦。12日下达第二期作战计划。
2月1日蒋军与红军在南丰拉开第四次第二期“围剿”与反“围剿”的序幕。蒋军发动强大攻势，红军寡不敌众。红军前线指挥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为随后大兵团伏击战制造了胜利的条件。25日陈诚部三路纵队依次向黎川广昌推进。28日蒋军第五十二师在黄陂一线狭长山谷中，进入红军大兵团伏击线，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毙命。“全师人员损失下级干部2/3，士兵6000余名，武器损失步枪30余枝，自动步枪50余枝，机枪80余挺，迫击炮10余门，无线电机7架。”
同时，五十九师亦在霍源一带的狭谷中陷入红军伏击，伤亡逾半，师长陈时骥率残兵百余落荒逃窜，29日在登仙桥附近被红一军团抓获。黄陂战役遂以蒋军惨败结束。
蒋介石此时错误判断红军主力于黄陂战役后已转至广昌地区，决定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奔广昌，企图在这里与东面闽军蔡廷锴部，西南面余汉谋部会合协同将红军主力围歼之。红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将计就计，大造声势，诱牵蒋军主力加速扑向广昌，再次造成红军打伏击战的战机。21日凌晨蒋军前卫精锐十一师陷入红军包围圈，激战竟日，所剩不足一团，师长肖乾负伤逃走，后卫第九师团长阵亡。
4月底，蒋介石为应付日军进攻长城所引起的更加高涨的抗日浪潮改任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北上抗日。蒋介石自己又亲自赴南昌继续指挥“围剿”，并撤销“剿总”，成立南昌行营。命刘峙任北路军总司令，重新部署“围剿”，至此第四次“围剿”结束。
4．第五次“围剿”
1933年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剿共”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根据赣南多山的特点，为使部队能指挥灵活，机动便利，决定改进“围剿”编制，将以往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或三团的编制，一律改为师辖三个团，减去旅指挥阶层。力求充实团以下各级部队兵力，俾能保持持续战斗力，团以上各级部队，均增设侦探队，以加强情报搜集，并扩大输送队，加强运输能力。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演说，要求各将领振作精神，服从命令，争取“剿匪”的胜利。
9月25日开始，各路蒋军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并乘红军“分离作战”入闽“围城打援”，黎川一线红军兵力防守单薄的机会，以北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的三个师突击并占领黎川，拉开第五次“围剿”序幕。此后近两个月，蒋介石迭令北路军各纵队与红军激战于黎川、临川、金溪一带，在空军火力配合下，迫使红军数度陷于北路军主力和堡垒群的密集火力网的夹击之下。
11月14日蒋介石又命令各部增加碉堡个数，精减每个碉堡中的守备兵力，使其“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15日蒋介石电话下达北路军堵截合击红军之命令，各部立即行动于黎川、南丰、硝石地区与红军激战，意图切断中央苏区与闽西北苏区之联络。12月13日红军被迫撤出资溪桥阵地。正当蒋介石准备缩小包围圈，截断红军退路时爆发了“福建事变”。蒋介石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采取联合行动，而使其陷两面作战困局。遂决定先“敉平闽变”，对苏区暂取守势待战，加构堡垒，加紧封锁，以掩护“入闽军”东进。
1934年2月初，蒋介石平定福建事变之后，立即将大军西调向中共中央苏区压来。13日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军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以调入福建的部队为基干，编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16个师又1旅2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指向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地长汀、瑞金。同时北路军增为29师2旅1支队3总队6团，南、西两路兵力也有增强。进攻主力为北、东两路，战略目标均指向广昌，准备会师赣南。
第五次“围剿”第二阶段军事行动开始后，蒋介石频频致电前线将领，直接下达作战指令。2月22日致电熊式辉、贺国光示“沙溪既已占领，应即向永宜以南地区推进”。25日电顾祝同、陈诚令“十八军占领荷田冈后，其主力先向杨林度、白舍、罗坊一带伸展为宜。不必向石咀方向急进，以免攻坚，如能先占白舍、罗坊，则南丰与广昌公路即可开始修筑，将来南进更易也。并望限期进占白舍。”3月1日电令汤恩伯。匪一三五七军团主力已于宥日由康都向广昌退窜，兄部应乘占领沙县之胜，从速急占泰宁，期与我黎川、德胜关之第五师及熊村、金坑之第十六师联络。”求胜之心可见一斑。
15日电告刘和鼎、汤恩伯“我北路军在南丰前方三坑东华山之役与匪血战四昼夜消灭匪军过半。”“从此匪胆已寒，不难如期聚歼、一鼓作气荡平，尚望我各路军将士一致奋起，努力猛剿，早奏肤功、完成大业，有厚望也。”4月10日北路军第三路军以11个师采用梯次配备，交替筑垒，进扑广昌。28日红军在北路军优势兵力和飞机大炮密集火力下，被迫向广昌西、南转移。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打开，蒋军开始深入苏区腹地。
5月1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广昌既已占领，此后朱匪主力必向东路袭击，望迅将旧县与新泉碉堡线完成后，抽各师主力速筑龙岩到新泉公路，完成后再向连城逐步推进，故此时进展不必过急，但龙新公路务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卅日完成通车。各师筑路部队应分段定时与工程期限，皆应由总部负责规定令行，并随时督理毋使延误。”10日蒋军占建宁，18日又占连城，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蒋介石立发《巧》电致广州陈济棠、长沙何键称：“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
接着南昌行营下达收缩令，并重新调整部署：以陈诚第三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6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推进，以第六纵队薛岳部4个师由永丰向沙溪、古龙冈推进；以第三纵队樊崧甫部4个师进占头陂、尔后与第十纵队汤恩伯部会合，集中9个师向宁都、赤水、驿前、小松，石城推进；以第五纵队霍揆彰培沿广昌，宁都一线推进；以东路军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以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于都推进。另以3个师集中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7月9日，6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实行全面堡垒推进。9月相继占领瑞金以北的宁都，构成对瑞金合围态势。
5．铁桶合围失败
据朱安平在2002年8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载文，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会议是在警戒森严和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整整用了一周时间，旨在部署实施一个企图将红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整体吞噬的宏大战术计划——“铁桶合围”，以期一举扭转声势浩大的四次“围剿”连遭失败的颓势。
所谓“铁桶合围”，就是集中调动使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同时切断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部队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火力的设置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照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六个月进逼红都瑞金。
这一绝密计划，在蒋介石看来可谓“天衣无缝”，绝没有想到它刚一出笼就会为自己的对手共产党所获悉，而和盘托出全部秘密的，正是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级别、但却被他点名特邀出席的时任庐山脚下德安专区保安司令的莫雄。
堪称传奇式人物的莫雄，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员，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他与蒋介石相识亦早，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曾结下生死之交。但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蒋介石趁机夺得粤军兵权，莫雄统领的第十一师也被蒋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他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但均未能成事，于1930年来到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部视察职务。就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曾在其粤军第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在刘哑佛的介绍下，项与年、严希纯等人先后与他建立联系，在相互来往中宣传介绍革命道理，使莫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李克农答复说：“莫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党有利的事，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满意了。”就这样莫雄以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
1933年10月，莫雄因国民党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让他自组人马。中共特科立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遣刘哑佛、项与年、严希纯等协助莫雄组建专署与司令部，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的“围剿”。其中刘哑佛任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任参谋室主任，项与年任情报参谋。
德安分别距南昌、九江仅有50余公里，是南浔铁路即南昌至九江的中心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江西四区专署下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2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为了迷惑敌人，刘哑佛等地下党员精心策划运作，使莫雄的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几仗，然后制造红军大溃败的假象，实际在“剿共”中巧妙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出击，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地下。这样不到六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的局面，熊式辉特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蒋介石也亲自传令给予“考成第一”通报表扬，这也是莫雄被蒋介石点名破格出席庐山牯岭绝密军事会议的缘由。
会议一散，莫雄立即赶回德安，召来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和盘道出蒋介石下达“铁桶合围”计一划之事，最后决定将这些机密文件立即送交中共中央。
刘哑佛等三人立即开始行动，将“铁桶合围”计划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弄来四本学生字典，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密写到字典上，准备火速直接送交中央。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8个县市，高山阻隔、河流纵横，途经几十个白军关卡，其困难艰险可以想象。三人都抢着担当这一几同赴死的使命，经过一番争议，项与年以熟悉这一带人情地貌及语言为由，说服了刘哑佛与卢志英，扮成教书先生模样，把四本学生字典与牙膏、水杯、布鞋和两件旧衣服等装在用毛巾自缝的袋子里，拎在手上连夜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