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被害，宋庆龄发表声明，表示她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使她更坚决地斗争下去。6月20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入殓仪式，特务们宣称还要暗杀其他人。但是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毅然前往，鲁迅前往万国殡仪馆时，干脆没有带钥匙，表明赴死之心。
史量才，南京人，清末秀才，早年曾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师，后创办女子蚕业学校。1872年，美国人美查接办《申报》。美查回国后，席子珍继续接办，后席售与史氏。史接管后创办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鲁迅、矛盾、巴金等人作品，同时发表《剿匪时评》等抨蒋文章，史遂成为蒋的眼中钉。
在蒋看来如果没有新闻界的配合，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因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因为新闻记者和报刊造成的。因此，把枪口对准了史量才。
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和妻子、儿子等到杭州西湖游玩，为戴笠侦知，戴立即派行动组组长曹立俊等六人和地方警察人员等，赴杭州进行暗杀准备。11月14日，正当史氏一家人乘车自杭州回上海时，特务们于沪杭公路上将史刺死。
史量才被杀，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捉拿凶手，杭州当局也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一番侦查，最后不了了之。
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镇压恶化了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最后导致了他们走第三条道路和与蒋政权的决裂。
二、“围剿”红军
1．“围剿”战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就是根据地的红军。为了彻底剿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先后五次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前四次以蒋介石的军事失败告终，在这四次“围剿”过程中，蒋介石陆续提出了一些“围剿”的方针和作战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932年6月15日蒋介石在湘鄂赣豫皖五省剿共会议上提出：就军队而言，我们只要用三分的力量来作战，但是要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进剿匪区域，特别是新收复区的政治工作。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凡经济、政治与整个社会，或者说是全体民众，都能够用军事部队（军事化）来协助剿匪，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得到了广泛实施，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在“七分政治”方面，主要内容如：整饬政府纪纲，严惩苛捐杂税；推行二五减租；实施以工代赈，办理免息贷款；严肃驻军军纪，推行爱民运动；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强化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等等。
蒋介石对红军和根据地接连三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更加重视所谓“政治剿匪”，声称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积极地来摧毁红军所有一切的组织及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在优势，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教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精神的壁垒。
“组织民众”，就是编组保甲。保甲的组织，“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并督率保内应办之事项及公共设备或修筑”，强调“有形迹可疑者迁入时，或户口有变动时，须立即上报。凡居民有勾结窝藏赤匪，除依法科罪外，该甲长、户长亦依法分别科罪。”
“武装民众”，就是组建反动地方武装。此类武装可分两类：一类是职业性的常备部队，如保安队、保安团，其中县组织保安队，行政区编成保安团，这类组织训练较好，装备齐全，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另一类是不脱产或半脱产的武装组织，如铲共义勇队、守望队等。蒋介石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中，大力组织和利用地方武装。当时的国民党人士曾得意地称道，彻底整理地方武装，厉行保甲制度二项，实为消灭红军和根据地的最重要的一环，“七分政治的力量，胥寄于此”。
前四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重新作了战略部署。蒋介石认为：现在“剿匪”与其用新式战术，还不如用旧式的战术！与其用进步的战术，还不如用过去的战术！简单地说，旧的战术主取守势，而新的战术主取攻势；旧的战术多用密集队形，而新的战术侧重疏散队形；旧的战术多用纵深配备，而新的战术注重正面配备。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红军，就要攻守兼重，如果说要以攻为主，还不如说要以守为主，关于攻守的运用，蒋介石总结出了两句话，即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
依据这套理论，蒋介石确定了对付红军的新方法——碉堡政策，就是在红军根据地外围一切要冲地点修筑碉堡，并用公路将较重要的碉堡点连接起来，形成碉堡公路网，站稳脚跟后，部队再前进，再筑碉堡，逐次向前推进。
与碉堡政策相配套的是封锁政策。为了断绝红军的物质接济，蒋介石实行物质、邮电、交通三大类封锁，欲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以此来困死红军和红区民众。
2．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
蒋介石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战争地区主要是临川、广昌、雩都、永新一带，江西红军反“围剿”力量约为6个军。国民党军队为12个步兵师和3个旅，共14万人，但只有三分之一部队直接参战。
赣南为多山区丘陵地带，其间西有赣江，东有汝水，山间溪流颇多，交通很不发达，只有少数公路和一段铁路，水路只有赣江可以通航。春季为雨季，夏季为旱期，秋天则多暴风雨，利于运动战。
1930年1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任命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下辖：朱绍良第六路军，鲁涤平第九路军，蒋光鼐第十九路军。全军约10万余人。
此次“围剿”，蒋采取长驱直入战法，欲一举而歼灭江西红军。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朱本人兼领第一军团，包括黄公略第三军、林彪第四军、罗炳辉第十二军。彭德怀第三军团，包括彭兼第五军、李杰第八军、孔荷宠第十六军（孔军未参战）。
当时蒋和鲁的军事部署是：由主力从永丰、安乐向东固、在冈方面进攻，并以一部由广田、石城、兴国进行助攻，欲将赣东红军包围于东韶、东固地区进行歼灭。
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是：诱敌深入，退入根据地作战。
红军第三军（黄公略）则隐避在龙冈、黄竹岭一带。12月29日，张辉瓒以其五十四旅留东固，以五十二、五十三旅和师直属队，由东固出发，向龙冈前进。此时，第六路军攻击麻田，向东关寨红军进攻，第九路军向萧埠、黄陂进攻。29日18时，张师进占龙冈、表湖地区，此处四面环山，不利防守。30日5时，张师继续东进。这时，红军以五、八、十二各军由龙冈之东、北、西（山地）三面突然进行围歼，12时至14时将张师两个旅分别包围，18时将张师全歼，张辉瓒被生俘，旋被处决。
公秉藩二十八师，见情况不妙，迅速撤回东固、富田一线。红军继而进入东韶附近，于1931年1月1日，潜伏于东韶附近山隘。当谭道源五十师于1日2日抵东韶时，红三、四、五、八军即由东韶以南以西，对谭师发起突然攻击，至16时，击溃五十师，谭突围逃生路，全师被歼灭过半，许克祥二十四师望而却步向头陂逃走。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失败。
这次失败，蒋介石认为是未待各军全部到达，即行作战，并批评十九路军、第六路军未按时达到集结地，行动迟缓，实则是杂牌军不愿为蒋卖力和拼命，致使第九路军孤军深入而遭惨败。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并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代理总司令权，赴南昌指挥第二次“围剿”。2月21日，何应钦抵达南昌，开始调动参与“围剿”之部队。3月，何应钦共聚结起包括十九路军、五路军等共计18个师又两个旅约20万人。何应钦将其庞大的兵力分布在兴国、赣州、吉安、永丰、乐安、南丰各个据点之上，形成西起赣江，东至建宁长达700公里的弧形战线，对根据地形成包围之势。4月1日，何应钦下达总攻击令。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纳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欲最后一举而歼灭红军。
红军则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法，以伏击和奇袭方式打击敌人，伺敌军力量削弱后，再一鼓而歼灭之。
5月26日，红军以主力两万余人进攻广昌，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红军旋撤。29日，红军击溃刘和鼎五十六师于建宁。30日，红军收复建宁、南平、泰宁各地。何应钦奉蒋命，结束第二次“围剿”。
何应钦以20万大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得不暂把因私扣胡汉民而引起的宁粤风波放在一边，亲自部署“围剿”事宜。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定要“解除内乱，剿灭共匪”，“幸而完成此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将舍死疆场，在所不惜。6月21日，蒋介石抵达南昌，25日，蒋氏在南昌任命了各路“围剿”大军的指挥官，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蒋光鼐、孙连仲、朱绍良分别为第一、二、三军团总指挥，陈诚、赵观涛为第一、二路军指挥。同时，蒋介石还设立了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亲自兼任委员长，以协助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事宜。蒋介石率领了30万大军，亲赴前线，摆出志在必夺的架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略。左翼自南丰向黄陂进击，右翼自兴国、永丰向黄陂进击，另一部防守赣江，阻红军西走。
红军则采取避实就虚，向敌后运动，并与赣东、赣北、赣西友军相呼应，对敌军仍取各个击破战法。
7月1日，陈铭枢右翼集团军分三路，向招携、宁都、沙溪、莲塘、兴国、沙村地区进攻，左翼集团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向黎川、广昌、黄陂进攻。
7月下旬，红军主力悄悄越过蒋鼎文第九师和蔡廷锴六十师之间地带，次日与上官云相开战，第三天即击败上官四十七师，第四天于莲塘击败郝梦龄五十四师。经过三天行程，又赶到黄陂击败毛炳文第八师，10日克黄陂。红军三战三捷，士气大增。
9月3日，何应钦攻下黄陂。此时，左右翼两集团军，对红军开始缩小包围圈。何应钦左翼军陈、罗部和右翼军韩、蔡部转向北攻。红军又从以上诸部间隙中突围南进，到达兴国地区集中休整，及蒋军发现包围落空时，红军已休整了半个月。同时，汪精卫在广东召开非常会议，蒋又分师粤赣边。15日红军遂将疲敌五十二师击破。
18日，日寇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件发生。蒋军停止进攻，第三次“围剿”匆匆收场。
第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整日在他的南昌行营办公室里长吁短叹，陷入万分苦恼之中。这时候，宋美龄决定赶赴南昌，亲自为蒋加油鼓劲。
在南昌期间，宋美龄一边照顾蒋介石的生活，一边寻找材料写战地报道。冬季的一天，她正在驻地写作，突然听到一阵阵越逼越近的枪炮声。她同蒋介石一块儿走出去查看，不料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在不远处的栅栏旁爆炸了，宋美龄被炮弹的气浪冲倒，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小腿。
一个小时后，密探回来报告说：“守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数辆卡车上的自己人误为共军，双方开枪射击，死了几十个弟兄。”
“混账！瞎眼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将肇事者交军法处从严惩处！”惊吓过去了。如果当时真的遇到红军进攻，他们一定凶多吉少。
3．第四次“围剿”红军
1932年6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议商定了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决定以先肃清鄂豫皖三省红军为先期目标，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确保“进剿”计划完成。
接着蒋介石又于17日在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民政建设会议。五省政府主席、军事将领及民政、建设厅长均出席会议。22日蒋介石在牯岭主持召开豫、鄂、皖、赣、湘五省军政长官会议。他作了《剿匪的成败如何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的讲演，宣布这次“围剿”的整个步骤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红军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进剿”方略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分区清剿”，“政治军事双方并进”，“标本兼施”，并要求对红军要“穷追硬堵”，“硬干、快干、实干”，“早日将匪类肃清”
（“围剿”红军时期的蒋介石）
在牯岭“清剿”会议召开的同时，蒋介石紧急调动部队，推进“清剿”计划。6月19日他以军委会名义令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和第十师李默庵部由浙调鄂“剿共”。21日任命曹浩森为鄂豫皖三省宁陵、永城、曹县、夏邑、虞城、拓城、单县、毫县、鹿邑、考城等15县为“剿共”清乡县。并在商丘召开15县联防会议，议定于7月1日，命“剿共”部队，在中共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一律仿湘办法，举办团防与剿共义勇军”，以袭扰苏区。
6月28日蒋介石下庐山，由九江抵汉口，同日在汉口设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军各会处，分掌一切业务，任杨永泰为总部秘书长，开始整饬“剿共”政务。
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亦相当疲劳，亟待休整。而张国焘却不顾红军的实际，意欲进逼武汉，抢夺大城市，强令人马西击平汉路，向信阳、广水段出击。时值7月，骄阳似火，军中中暑病倒者甚多，虽然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然仅攻占了鸡公山，损失不小。
8月，蒋氏坐镇武汉，指挥其中、右两路人马，计26个师又5个旅30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第四次“围剿”，蒋部署了两个战场，一个主战场在鄂豫皖，一个次战场在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以吴奇伟、孙连仲部守北面永丰祟安，十九路军守东线，粤军自南进攻。7月初，粤军自南北进，大举入侵赣南。7月中旬，红三军击溃李汉魂部13个团。7月17日，击溃孙连仲二十七师，克乐安、宜黄，高树勋4个团被缴械。20日，又于南丰地区击溃毛炳文、许克祥10个团。22日收复南丰。10月，红军转入福建，连克清流、归化等数城，继进闽北，攻克金溪等地。
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第一阶段从1930年12月中旬至1931年12月下旬。蒋军投入兵力为17个师又两个旅、两个骑兵师。蒋采用互相联络，严密包围，逐步进剿的战略原则，于1月15日，以主力军从霍山、固始、潢川、罗田方面向麻埠进犯。另以偏师自六安、霍山地区进行协助作战。
红四方面军则在邝继勋指挥下，采取乘隙捣虚、避强击弱战略原则，突围进入皖中，威胁安庆。红军以金家寨、新集为中心地区，保存实力，避免决战。战斗至12月下旬，该方面红军开始分散于鄂豫皖各地区，化整为零。蒋第一阶段的“围剿”至此暂告一个段落。5月5日，上海停战，蒋对日妥协，转而再加强对该处红军的作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