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各地爱国工人和学生的抗日救亡示威、请愿活动此起彼伏，不断有大量的学生拥向南京进行请愿。1931年9月28日，各地请愿学生分别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进行示威和请愿活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收复失地，严惩亲日派官员。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一向执行亲日政策，因而不敢接见请愿学生，而学生们则冲进了他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一个学生用墨水瓶打伤了王正廷的头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在陆军军官学校接见上海各大专学校请愿学生团3000余人，他说学生请愿虽是爱国表现，但政府势必为应付该事而分散精力，影响政治与外交的筹划。因此，他要求学生返校专心学习，如果愿意到前线抗击日军者，也可以报名从军。他明确表示自己也是要抗日的，并表示已调遣第一、二、三、四、十三等师北上了。
1931年10月12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致词”中表示：“国联这一次开会，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张，取得和平的路径，使东亚和平，以致世界和平，不致为日本一国所破坏。”他说：“我们现在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到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这表明蒋介石直至此时仍不得不把赌注押在国际联盟的身上。而此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党内的众多反蒋派系也乘机猛烈攻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并期望国联于此次开会时，执行盟约第十五及第十六条之规定，迅速给予日本侵略行动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战公约与华府九国条约签约之友邦履行其各该公约上之义务。”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也表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他还下令自己的警卫军北上，声称自己要去石家庄坐镇。1931年11月24日，他在接见各地请愿学生时表示：如果三个月这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而请愿的学生们似乎不大相信他的话。第二天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断敲打，以示催促。
蒋介石发现日本对于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置若罔闻，而国联对此又是手足无措的时候，便打算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局面，寻求解决事变的新途径。为此，他重新任命资深的外交专家顾维钧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顾维钧十分清楚，蒋介石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此外，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蒋介石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打算落空了，从而陷入困境。
此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则利用国内抗日舆论，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甚至在他们的鼓动下，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竟然通过了“请蒋北上，收复失地”的紧急动议案，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送蒋北上抗日的大规模运动。这次蒋介石进退维谷，而此时南京和广州方面的谈判也在加速进行，广州方面的汪精卫、孙科、陈济堂、李宗仁等人明确指出要蒋介石下台。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蒋介石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全国，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离开南京，返回浙江奉化故里，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里的第二次下台。
3．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事件，举国震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丧，3000万东北三省同胞沦为亡国奴，显然，这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发动苏区、白区和东北沦陷区的群众抗日运动。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于9月20日分别就这一严重事件发表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此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分别于9月25日、30日和10月12日多次发表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及其反动本质，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除此之外，对于直接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东北地区，中共中央更为关切，并且多次向满洲省委发出具体的指示。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已指示满洲省委立刻分派得力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铁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以及其他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战争，军事暴动。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满洲省委务必抓紧有利时机，领导东北军中的爱国士兵团结起来，打倒满洲的统治阶级，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要求该省委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和工农斗争密切联系，组织兵变，发动南满、北满和皇姑屯区附近的游击战争。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对抗日义勇军采取了热情支持的立场和态度。总的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蓬勃发展。
当时世界各国，尤其英美等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家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行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当时在远东地区，除了英美等国之外，还有苏联，他们共同构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很明显，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均衡态势，严重触犯了他们在华的各种权益。尽管英美日在对华问题上的斗争随着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日趋激烈，但是它们又有共同反苏这一目标，可以说他们在反共反苏这一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美英对日本的侵略只会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而不会严加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的军事侵略活动在第二天就传遍了全世界。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第十二次大会于9月19日下午召开了第六十五次理事会。这次会议首先听取当事双方即中日两国关于九一八事变经过的陈述。出席国际联盟理事会的中国代理施肇基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报告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指明中国方面未做任何抵抗，并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而日本代表芳泽谦洁则诬告中国军队是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责任者，认为这件事无须国际联盟干涉，断然采取了排除第三者斡旋的强硬态度。国际联盟理事会不仅没有对侵略方做出一点点谴责，反而做出了荒唐的要求中日双方应停止一切冲突，努力不扩大事件，立即撤退双方军队的协议。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在同代表谈话时甚至赞许了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勇敢精神，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警告说，中国政府能否抑制抗日运动和保持安定将决定国联行政院决定的有效性。
到了10月中旬，国联行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人侵中国东北的问题。国际联盟中有几个成员国曾试图劝说美国参加讨论，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并不打算阻挠日本对华侵略，所以美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遵循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命令，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国联行政会议。这次会议只不过通过了一个建议，希望日本于1931年11月16日以前从所占土地上撤走所有部队，但事实上这一建议没有也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11月6日，国联行政院决定在法国巴黎开会研究中国东北问题，由于会前英、美、日等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所以这次会议除了作出了类似“国联应拒绝规定日军撤退的期限”等令日本满意的协定之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而在英美等国的纵容之下，日本加速了在东北的侵略活动。国际联盟对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无可奈何，同时为了掩人耳目，阻塞舆论，国际联盟不得不于1932年1月21日拼凑了一个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地“调查”所谓中日冲突的问题。此前国际联盟对该调查团的权限做了明确的规定，即：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交涉，不得干涉双方的军事行动，调查团只就双方有争执之处写成报告，而无须考查责任的归咎。
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经过所谓的实地考查之后，于10月2日公布了调查团的报告书。该报告书一方面承认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首先挑起的；另一方面它又侮辱这次事变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人抵制日货所引起的，甚至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也是促使日本在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这个报告书充分表明了英美等国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一方面反对日本独吞中国东北，另一方面又企图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变中国为其共同统治的殖民地的野心。这个报告书不仅未能制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反而暴露了英美等国同日本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的丑恶嘴脸，从而给日本侵略者以充分的时间来独占东北乃至炮制所谓的“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在外交、道义等方面同情和支持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日军占领沈阳之后，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先后发表文章斥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对事件的声明，指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除此之外，苏联各界人民群众也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当日军开始进攻黑龙江省，企图夺取中东路，进逼苏联时，为了防止日军在英美等国的怂恿之下进攻苏联，苏联政府在严厉警告日本政府的同时，迅速在中俄边境集结了大量部队，从而使日军企图沿中东路进攻的计划不得不停止下来，有力地掩护了中东路以北地区我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其他抗日力量的抗日活动。除此之外，与中国边境相连的大片苏联一边也成了中国抗日武装的有利的藏身之处，而苏联政府也多次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抗日义勇军”的无理要求。
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政府除了外交上同情支持中国以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而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普遍受到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仇视，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重心是防止和避免在世界任何地区形成反苏的同盟，竭力避免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也表现得极为慎重。如果苏联出兵反击日本的侵略活动，这就可能正中美、英、法等国的下怀，即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日本通过中国东北这块跳板去进攻苏联。所以，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缓和苏日关系，防止引起两国冲突，苏联也采取了不干涉的中产主义的态度。
总体说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态度明显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加速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面临的国际局势。
日军自强占东北后，为遂其并吞阴谋，并威胁国联承认计，乃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寻衅，其驻沪海陆军由天通庵向闸北进犯，企图一举占领淞沪，进迫南京。我驻军第十九路军予以英勇抵抗。
当时，蒋介石在引退期间，为挽救国家危亡，特命第五军（中央警卫军）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开往上海，协助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但对外仍以第十九路军为标志。蒋介石曾电勉第五军全体将云说；
“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凡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斯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缔造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在上海三十天的战斗过程中，日军不仅屡遭挫败，且四易统帅，数次增援，均未能得逞，旋因国际人士出面调处，迄至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停战协定。
二、宋美龄西安救蒋
1．张学良囚蒋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华民族的抗日激情进一步高涨，退踞关内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也一致要打回东北老家去。但蒋介石却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国内各方面的不满。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去洛阳。30日，阎锡山去洛阳给蒋祝寿，特意绕道来西安与张学良密商要向蒋介石提一下团结抗日。
10月31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祝寿，蒋介石发表了《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皆致电庆贺，全国各地政界军界要员纷纷前来祝寿。热闹非凡的庆典之后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飞行表演，参加表演的飞机都是侍从室专门为蒋介石大寿而在全国特别募捐的。
张学良和阎锡山是祝寿行列中职位最高的，他们都当过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宴会中二人始终在蒋介石左右相伴。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但是蒋介石剿共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二人的劝告。
第二天，张学良就离开洛阳返回西安。张学良对同机的何柱国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什么，连我太太也无从知道。”
张学良在洛阳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后，心情沮丧。回到西安后，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