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知识妇女的“酵素”作用时，她说：“我们中国有两万万女同胞，能得到教育机会的非常之少，我们大部分的女同胞，既多未受教育，那么，受教育妇女的比率，自然是惊人地稀少，力量当然是微弱。但是要请诸位注意的，二万万女同胞好像做面包的麦粉，而我们受教育的妇女，正是其中的酵素，为了要使麦粉做成了松软适口的面包，酵素须先行糅和在麦粉里，然后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无论如何，得深入我们女同胞中间去，我们是各团体或各机关的代表，所以这次大会的成功，将要看我们在自己组织里，怎样影响个别的分子来做比例的。”
妇女谈话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胜利闭幕。会后，全会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宋美龄主持的庐山妇女谈话，对动员广大妇女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3．改组、扩大“妇指会”
1938年7月1日清晨，根据庐山妇女谈话会决议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正式改组，扩大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
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仍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委员由原来的7名增加到36名，其中有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妇指会”分设总务、训练、文化事业、生产事业、生活指导、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等8个组和联络委员会，在各省市设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
宋美龄是“妇指会”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妇指会”各项日常工作。她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不断出入于保育院、妇女于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指导着武汉及大后方的妇女工作。
宋美龄经常悄无声息地来到后方医院的伤兵病房，慢慢地走着，在每个床前放下一块毛巾、一个罐头和一包糖，并不时询问着伤兵的生活状况。宋美龄还亲自替六七个轻伤员换药包扎，并嘱咐医院院长改进医疗状况。
“妇指会”文化事业组以宋美龄的名义筹办了27个“女工识字训练班”，招收1000多名学生，旨在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另外，还组办了“新运武汉妇女干部短期训练班”，该班是大学程度，学员多为高中毕业生，其中2/3是武汉的小学教员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学期3个月，毕业后分配到各省去做指导工作。
第一批学员共50人，于1938年8月25日毕业，分配到黄陂、孝感、应城、云梦四县去工作。宋美龄为她们举行了庄严的毕业典礼，在宋美龄的监督下，50名女青年，高举右拳宣誓：
余誓以至诚愿意担任抗战救国工作，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领导之下，遵守队员规则，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裁判，谨誓。
她们的任务是：到战区前线及后方协助军队，扶助伤兵、难民，从事看护工作；创立妇女救护训练班、妇女救护队，分赴各伤兵医院和战区担任救护伤兵及民众任务；组织宣传队、慰劳队、歌咏队，以激发战区民众的爱国情绪，激励前方将士英勇作战。
同年的10月1日又举办了第二期“新运武汉妇女干部训练班”，可惜的是由于武汉战况紧张，只招收到20名学员。
“妇指会”慰劳组在宋美龄的号召下发起筹募棉衣赶制运动，他们的任务是拨用专款购买衣料，派服务队队员在正金银行组织新生活妇女工作团，集体赶制棉背心1万件。宋美龄格外关注棉衣运动，她经常到现场视察工作，有时还亲自操起剪刀、针线，裁剪、缝制棉衣。宋美龄还以个人名义捐助棉背心2000件。“妇指会”还派人到各家各户去征募棉衣。宋美龄曾在慰劳组的会议上发言说：“如果不把我们二万万多妇女动员起来，是我们少数知识妇女的耻辱，我们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今天的成绩加强了大家的信心，接着好好干吧！”
为了统一和协调武汉的妇女工作，宋美龄经常出席“妇指会”联络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亲自演讲，指导工作，鼓励妇女们努力工作。宋美龄在武汉各妇女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上致词，号召妇女充实各团体的力量，尽量发动家庭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号召妇女去掉自私自利心理，尽量吸收人才，并协助各团体推进工作。
在武汉期间，宋美龄仍不忘继续着她那中国抗日战争总播音员的工作，向世界各国人士，特别是美国人士写信致函，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10月，武汉告急！10月22日，“妇指会”在汉口结束工作，全体会员离汉赴湘。24日抵达长沙。10月24日，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乘飞机撤离武汉。10月25日，武汉失守。
武汉失守后，宋美龄来到长沙，领导“妇指会”组织湖南妇女为伤兵缝制被褥和衣裤，派遣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第一、二期学员组成乡村服务队奔赴湘西、湘南各县开展乡村服务工作。
宋美龄还相继赶到南昌、韶关、桂林等地，考察并发动妇女工作。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宋美龄把她的工作重心从武汉转移到了重庆。
12月1日，重庆市四个妇女团体联合举办了欢迎宋美龄大会。宋美龄刚经过长途奔波，患了感冒，她带病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她作了简短的发言。她在发言中回顾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妇女救亡运动，重点向重庆的妇女组织提出六项要求：
第一，应该认识我们自己是民众的一分子，是属于民众的，无论做什么事，应以服务民众为目的，要爱护民众，不要忘记民众的痛苦；第二，各妇女团体要有合作精神，不必多组团体，分散力量，应该集中人才共同努力；第三，应有宽宏的度量，不可狭隘……；第四，我们要服从纪律，有纪律才能使行动敏捷，步骤不乱，才能使工作更有效果；第五，我们必须有忍苦的决心和牺牲的精神……；第六，最后一点就是中国人的老毛病是好讲面子，以为我是太太就不肯做粗活，这种习惯应该打破。
讲到激动处，她用力地挥着拳头。在发言中，她还讲了一段莎士比亚的著作，大意是说妇女放下针线，拿起枪杆，与战士一同奋斗。她激昂地说：“我在广西见到李宗仁先生的母亲，这位73岁的老太太说，日本没什么可怕，中国妇女每人拿一把菜刀就可以解决那些日本军阀。”最后，她号召中国妇女“要做到不要钱，不怕死，不摆架子。”
宋美龄在重庆期间，对于动员重庆、四川全省及国统区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9年1月14日，宋美龄在重庆新交会堂举行鼓动重庆各界妇女们动员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公开演讲，一时间轰动山城。离开会还有一小时，能容纳一千数百人的会场就被想一睹宋美龄风采，聆听宋美龄声音的城乡妇女挤得水泄不通，就连门外扶梯上也站满了人。
在宋美龄的感召下，不到一个星期，重庆市的一些上层妇女就组织了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民众教育队、救护队、缝制队和宣传队等5个妇女团体，并马上投入到了救亡活动中。
宋美龄领导的“妇指会”迁到重庆后，将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的女职员及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做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1月23日，宋美龄设宴招待各机关首长夫人，在这个集会上，她提出了“如何动员各机关女职员及职员眷属”的问题。不久，36个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便组织起来了。各队分头从事征募、慰劳、协助征属、救济难童、提倡手工艺、扫除文盲等项工作。
“妇指会”为组织、领导全国妇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组织。
三、国民政府撤出南京
1．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陷平津之后，一路从华北大举南进，另一路通过海军集结大批兵力，从上海方面发动进攻，企图两地合围，迅速实现占领全中国的战略企图。蒋介石针对日军的进攻企图，一方面派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迟滞了日军的南下。另一方面，蒋介石又调集大批精锐部队赴沪。但是由于双方军力悬殊，1937年11月，上海失守。
上海失守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浙一带，直逼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9月2日，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加紧构筑南京地区的防御工事。命令说：“首都附近各级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兵，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这个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用来拱卫首都的“铁卫队”，它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方式组织训练。蒋介石还不断调兵，开赴南京，协助教导总队加强首都的防御力量。为了准备作战，9月6日蒋介石手令实业部部长吴鼎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要他们为南京市筹足50万人所食6个月之米粮及食盐，并且要他在本月之内办妥。
但是，南京政府苦心构筑的京沪杭地区三道坚固的国防线工事，未能起到预料中的效果，日军沿沪宁铁路和京杭国道分路向南京方向突进。
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将领和幕僚的会议。幕僚高官们对南京的守弃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南京的地理形势，面敌背水，不利于防守。但南京是国家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即轻易放弃，国际国内影响均不好，主张作些象征性防守后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固守，认为决不可将首都拱手让与敌人。
蒋介石自知南京是守不住的，但肯定是要抵抗一下的，他不可能未动一兵一卒就离开这里。蒋逐个征询将领们的意见，希望能有人自告奋勇出来应付危局，但大家的态度却让他失望。当问到最后的是唐生智，唐颇有点气概，他情绪激动，表示愿意“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说：“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蒋介石于24日明令以训练总监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接着，又宣布刘兴、罗卓英为副司令长官。29日，蒋介石亲自率领唐生智、罗卓英、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桂永清等将领，分别巡视南京附近的天宝城、紫金山、雨花台、清凉山、狮子山等处的城防工事，并召开会议，指示防守战略。
整个南京保卫战期间，先后抵达南京附近参与战斗的部队，有第二军团（军团长徐源泉，辖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八师）、第六十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辖第八十七师）、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辖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师）、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辖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第一五六师）、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辖第一○三师、第一一二师）以及其他兵种，共计10万余人。
这些部队，多数刚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战斗力受损严重。至11月30日，中国军队在南京城东75公里处，完成了弧形防御线，起自镇江，经丹阳、金坛、溧阳，而至兰溪。这时，蒋介石仍坐镇南京指挥，并于12月5日严申军令，指出凡战区各省地方官吏放弃守土责任者，一律军法从事。7日，蒋介石以首都防卫部署就绪，乃于凌晨离京飞赴他的夏都庐山，临行前蒋介石去拜谒了中山陵。
12月5日，日军已经逼近南京市郊，并遇激烈抵抗，即先后占领南京东郊汤山、半边山，以及汤山至龙王山一带山地；在南郊，占领了湖熟、淳化和秣陵关；在西南部，攻占板桥、大胜关。9日，敌开始总攻，并以一部突进至光华门外，占领大校机场一带。10日，日军猛攻我军的防守阵地，双方在雨花台、上新河和紫金山等处，展开激战。12日，蒋介石急电唐生智、刘兴、罗卓英：“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介石依然幻想着国际援助，但在日军的隆隆炮声中南京城已注定不可幸免。当日，日军占领雨花台，进而猛攻中华门。双方激战至暮，各处城门被敌攻破，日军蜂拥而入，防守部队秩序大乱。
在这种形势下，12日晚蒋介石再电唐生智，要他相机撤出战局。唐生智立即下令突围。由于蒋介石、唐生智在战役发起前，缺乏周密的撤退部署，不少部队在溃败后纷纷拥向长江岸边。挹江门内挤满部队，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顿形混乱。在下关江边，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载过重沉没者亦有之，到了13日南京城已全部陷落。日军制造了本世纪历史中最残暴最无耻的罪行——南京大屠杀。
2．国府迁渝
重庆，位于四川嘉陵江及长江的汇合处，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从1937年12月至1945年5月，这里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中国抗日战争的风雨都与这座山城有密切的联系。早在1935年蒋介石追击红军入川之际，即认定四川为中国抗战的基地。这是因为四川地大、物博、人众，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且四川远在内陆，单是环绕四周的秦岭、大巴山等崇山峻岭也足以挡得百万雄兵。
1937年11月中旬，太原、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军潮水般地向浙江、江苏、安徽撤退，日军直逼南京大门。11月16日，林森率国民政府部分成员赴重庆，26日到达。11月17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继续对日抗战”。南京国民政府已于12月1日于重庆办公。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抵重庆曾家岩。从此，重庆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直到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为止，共8年零5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