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都和准备内战
1．凯旋回南京
1946年4月，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一年，山城重庆完成了其战时首都的使命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了。
1946年4月2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原定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召开时间另定。4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通告，国民党的中央党政机关“下周在京办公”。30日，再颁还都令，定于5月5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同日宣布，在重庆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成都行辕裁并，四川省主席张群兼代主任。
“还都”的关键是一个“还”字，国民党要还原于十年统治的旧秩序，并乘抗日胜利的大好形势发展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但是，中国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有了很大进步。抗战胜利之时，人们普遍盼望中国从此能得到新生。出于这种想法，有人提出何不迁都北平，以开辟中国的新政局？这可慌了蒋介石，他只要还旧都，而不能迁新都，但他不好断然否定牵都北平。
于是请出地理学家张其昀先生，于3月26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南京乎？北平乎？》的文章，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都应先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城市应当是立体的，南京正是立体的，而北平则不是，北平不能修地铁。4月28日，他又写了第二篇文章：《定都南京十大理由》。这位张先生居然搜罗出十条“科学”道理，说明迁都北平之非，“还都”南京之是。如果张先生今天仍然健在，并来北京亲自乘坐北京的地铁车，不知将有何感想，可惜他已作古了。
其实，对蒋介石来说，他的统治根基在江浙，官僚买办势力的中心在沪宁。上海是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指挥中心，是中国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本营，因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氏政权是绝对离不开这块根据地的。上海收复后，名义上帝国主义的租界已经收回，以法国殖民者名字命名的霞飞路也改名为林森路，可是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支配国民党政权的实质并没有变，蒋介石依然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与帝国主义之间这种拉不开扯不断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政府必须建在南京。
蒋介石一腾出手来便准备对付中国共产党，他在重庆已向全面内战迈了两大步。“还都”南京，稳定中枢，是他既定目的之一。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处在人民力量的包围之中。他要迁都北平，等于自缚手脚。
如果从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从本日起在重庆办公”算起，到1946年5月5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上，重庆作为国民党中央及政府所在地，共8年5个月24天。由于抗战所形成的国共合作，全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局面，把国民党统治与全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降到了第二位。又由于蒋介石坚持到了抗战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了。什么“抗战领袖”，“民族英雄”，“四大强国政府首脑之一”的桂冠，一顶一顶地都戴到了蒋介石的头上，国民党党员也猛增到692万人。抗战胜利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力量，也在国民党承诺要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承认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出现了和平统一的一线希望。然而蒋介石放着光明大道不走，而选择推翻政协决议、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46年5月1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战时首都重庆。
1946年5月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上降落，这位中国的统治者及夫人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旧都，此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已经在陪都重庆风雨挣扎了八年半。
5日，国民政府举行盛大的还都典礼，在雄伟、庄严的中山陵前，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南京政府主要官员，阅兵式上一列列美式装备、步伐整齐的国民党军队昂首阔步地走过，天上飞机，地上各种火炮和坦克一样不少，颇有一番气势。主持阅兵的军委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2．关闭和谈大门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立即准备发动全国范围的大内战，但他很明白全国人民已经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不愿担负发动内战罪名，便假意提出要和中共进行谈判。
国共谈判自1944年即已开始。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到重庆与蒋介石面谈，以后周恩来一直和国民党当局谈，从重庆一直谈到了南京，还在谈。
和谈虽然陷入了僵局，但和谈的大门还留有缝隙。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解”虽然严重受挫，但他自认为还没有严重到失败的程度，他还要为和谈的进行继续他的努力。
休战期的最后一天，即1946年6月30日，马歇尔急匆匆地驱车到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寻求打开和谈僵局的可能性和办法。
造成“和谈”陷入僵局的焦点是苏北问题。蒋介石除了坚持要人民解放军限期退出苏北，又进一步提出解散共产党在苏北建立多年的地方政权。这些苛刻条件，共产党方面当然不能答应，周恩来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一个想打，一个求和，这正是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马歇尔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的想法是设法拉近这种差距，以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并获得成功。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放宽共产党撤军的时间期限。
蒋介石反对，他表示，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延长。马歇尔又建议，鉴于“共产党坚持保持他们的地方政府和保安队”，希望找到一种同意共产党人保持苏北地方政府为基础的折中办法。
蒋介石并不领马歇尔的情，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向马歇示表示：“除非政府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我担心和平难以获得”。马歇尔的两条建议都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
马歇尔意识到军事问题恐怕一时难以解决，不如先谈政治问题，特别是地方政权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达成协议，就可以为军事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于是，马歇尔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蒋介石提议，现在应该开始进行政治讨论，由国共两党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直接会谈，首先制定出一个地方政权的解决办法，然后再谈其他问题。马歇尔同时还提议，最好由蒋介石和周恩来先行会晤，探讨一下打开僵局的可能性。
这两个提议都不是原则问题，蒋介石同意了马歇尔的这两条无关轻重的提议，蒋介石也不愿关闭“和谈”大门。
虽然这两个提议距离解决实质问题还非常遥远，但也足以让马歇尔的情绪兴奋起来，这一趟总算没白来。当天下午他兴冲冲地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是否同意先和蒋介石会晤？周恩来也答应了，马歇尔又是一阵兴奋。
7月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如约前去与蒋介石会谈。虽然都是老熟人，见面时却都板着脸，连起码的寒暄都没有。蒋介石又念旧经，把已遭到共产党多次拒绝的要求又悉数提出，要求共产党立即从苏北、承德、胶济铁路等地区无条件撤出。
蒋介石的要求既实在又无理，对此，周恩来已经听到过多次，今天听起来也不觉得意外。周恩来不期望在这些根本“无理”的具体问题上辩出什么理来，他只要求蒋介石无条件全面停战，然后通过谈判和政协会议来解决其他问题。
蒋介石重弹老调，周恩来重申了共产党当前的主张。此后蒋介石的话让周恩来感到索然无味，会谈的气氛更加沉闷，最终，在双方同意召开五人会议，并草草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后，会谈不欢而散。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周恩来、董必武离开时，蒋介石非要“屈驾”坚持送一送他俩，一直把周恩来、董必武送下楼，送出门。
7月3日，由马歇尔提议，蒋介石、周恩来同意召开的“五人会议”开始举行。国民党出席会议的代表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参谋总长陈诚、政协代表邵力子，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和董必武。
为了真正体现出这是国共两党代表的直接会谈，马歇尔没有直接介入“五人会议”，他的情绪仍然较好，他说“我对于蒋委员长准许由‘五人会议’进一步讨论表示高兴”，不过，他很快便又失望了。
从3日到10日，一个礼拜的时间里，“五人会议”共举行了4次。会议一开始，国民党的3位代表直言不讳地把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一条不剩地拿到了会议桌上，他们自始至终坚持共产党必须从苏北、承德以南（包括承德）、安东和胶济铁路4个地区撤出军事控制权和地方政府，强调这是国民政府停战的先决条件，否则，一切均无从谈起。同时，国民党代表透露，他们是按蒋介石的指示办事，任何违背蒋介石旨意的方案，他们均无权讨论。
周恩来、董必武当然不会答应这些早已拒绝了多次的要求，他们仍坚持必须首先实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召开政协会议解决问题。双方的要求和主张完全对立，到7月10日，五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宣布无限期休会。
“五人会议”的搁浅再一次给马歇尔当头泼了一桶凉水，也再一次将马歇尔置于难堪的境地。五人小组会议本是马歇尔所提议，他也期望会议能够打开僵局，但事与愿违，马歇尔白忙碌了一场，也空欢喜了一场。
马歇尔对蒋介石表示出不满。7月11日，他对国民党俞大维说：“我对于五人会议未能为地方政府问题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表示失望，似乎委员长同意这个五人会议举行会议是为了使我高兴，而同时却向政府代表们发出如此明确和详细的指示，因此他们在讨论中采取顽固态度，以致没有妥协的基础。”
马歇尔虽然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和不满，但他仍不甘心，继续向蒋介石呼吁，同时也与周恩来一次次交换意见，希望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马歇尔的希望很快落空，而且他发现他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恩来还能与他讨论，不管这种讨论有无积极意义，周恩来的耐心态度让他感动。然而，蒋介石却明显地把他撇在了一边。
7月14日，蒋介石以避暑为由离开南京，上了庐山，住进了牯岭，其实蒋介石是为了避开马歇尔的“纠缠”，准备进攻苏北解放军的逃身之计。
但是马歇尔还准备为谈判努力下去，尽管“谈判将大受阻碍”，但毕竟还没有彻底破裂，国共两党的和平旗号还没丢。
这时，他想到了一贯支持他的杜鲁门总统，马歇尔想，美国特使的话蒋介石可以置之不理，美国总统的话蒋介石不会置若罔闻。
于是，马歇尔向杜鲁门建议，此刻应该由总统直接给蒋介石写信，但信的内容由马歇尔起草，总统只是签个名而已。
杜鲁门满足马歇尔的一切要求。8月10日，美国国务院便把这封信递交给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馆。
杜鲁门在信中首先以“马歇尔充任特使以来，所做的努力似乎证明已无效”表示遗憾，接着，杜鲁门重申了他对马歇尔的信任，以便加强马歇尔在蒋介石那里日益受到轻视的地位。随后，杜鲁门对国共两党，主要是国民党提出了有分寸的批评。
由于在传递过程中，耽误了时间，直到8月16日，蒋介石才收到杜鲁门的信。蒋介石一看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马歇尔的主意，他甚至猜到了这封信就出自于马歇尔的手笔。
在马歇尔忙着斡旋国共和谈的时候，蒋介石却命令他的部队大肆进攻张家口。张家口是个特殊的城市，在中共统辖的解放区，其地位仅次于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蒋介石此举无疑对目前已濒临灭绝的国共和谈雪上加霜。
而对于此时的中共而言，蒋介石进攻张家口，基本上表明国共双方的和谈全面破裂，也使中共背负内战的罪名基本澄清，当然无必要再与蒋介石搞所谓的“和谈”。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共产党当然要毫无顾忌地在军事上明明白白地打了。
所以中共明确拒绝了马歇尔的休战建议。共产党的拒绝，蒋介石听了极为高兴，他继续进攻张家口，10月11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遂于当天颁发了所谓“国民大会召集令”，而根据政协决议，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是不合法的。这个伪国大遭到了中共及其他民主人士的极力抵制。1947年初，蒋介石在全面进攻没有捞到便宜的情况下，又重新请司徒雷登出面，请共产党人到南京或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延安谈判，以实现其所谓的“现地停战”，巩固既得成果，使国民党非法召开的国大和非法通过的宪法合法化。1947年1月16日，司徒雷登向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正式转达了蒋介石的意向。18日，中共代表拜会司徒雷登大使，表明在答应原先提出的两项条件的基础上可以重重谈判。这两项条件是军队配置如1946年1月13日的状态和废除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
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两项条件，决意彻底破裂与中共的关系。2月底，国民党当局通知中共代表团全部撤离。2月27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孙元良要求中共在渝人员及其眷属务必于3月5日前一律撤出重庆，接着，南京城区司令部致电中共驻南京联络处代表，要求中共代表团必须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南京。就这样，蒋介石以一纸驱逐令和进攻延安的隆隆炮声，宣告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共的彻底破裂，至此，国共之间的和谈彻底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落下帷幕。
3．全面内战爆发前的较量
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46年6月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在一边谈判的同时，一边进行着军事上的较量。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共双方的军事较量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
仅在日寇通过无线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到9月9日南京举行受降典礼及各主要地区举行的分片受降典礼完成，中央军联合日军和伪军就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达200多次，攻占中共控制的县城25座。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以前，仅在关内蒋介石就使用兵力258万人次，向中共发动进攻3675次，强占解放区的县城、镇、村2077个。在关外，中央军更是公开、全面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从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13日发布停战令到内战爆发，蒋介石违反国共及美国三方达成的协议，不经过军调部，调动2个兵团、42个军、108个师、2个炮兵团，共130万人到内战前线，国共两党军队的冲突战争在所难免。
国共双方第一次较量是上党战役。国共两党首脑的重庆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蒋介石暗中搞起小动作，打算从中共手中夺得晋东南的长治地区，这是蒋介石的一石两鸟之法，既可逼毛泽东在谈判桌上让步，又可利用阎锡山打击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