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孙传芳乘机挥师渡江南犯，于8月28日占领了栖霞山及龙潭车站，直逼南京，情势危急。何应钦、李宗仁调集重兵迎敌，8月30日在龙潭大败孙军，俘敌3万余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龙潭一役使宁、汉双方在经受敌军惊吓之后，感到继续分裂下去，对谁都不利，所以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加快商议合作的进程。9月15日，国民党宁、汉、沪各派系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由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央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宁汉合流的完成，特委会由桂系、西山会议派操纵，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都拒绝到任。汪精卫本想通过合流重新确立在国民党内的独尊地位，没想到只是特委会、国府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之一，武汉方面没占到便宜，反而失掉了正统地位。9月13日，汪辞去职务，带着几个亲信一道前往九江。
1927年9月21日，汪精卫回到武汉，与唐生智合计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宣布与特委会对立。于是，一场刚刚实现的“统一”，又因为权力分配不均陷于破裂。10月22日，南京特委会宣布讨伐唐生智，李唐战争爆发。11月中旬，唐生智兵败下野，两湖地区为桂系所占。11月15日，李宗仁率部进入武汉，唐生智残部回到湖南，在岳州盘踞。
此间，汪精卫还利用汉方的另一军事实力派张发奎的势力与特委会对抗。10月21日，在武汉已无立足之地的汪精卫只好与张发奎逃往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并准备利用家乡的优势发展实力，桂系主力离开南京，唐生智被击溃，汪精卫前往广州，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力量暂时消失。
此时，蒋介石的心态是放开手脚，让这些所谓的政界要人尽情施能。蒋从中可以认清他们的真正嘴脸，也好决定以后的具体对付方法。到了野鹤闲云的后期，蒋已准备复辟官位，重出执政了，同时，蒋介石也积极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支持，他必须与帝国主义的一国或多国建立非常关系，这实际上是蒋对外政策和策略的延续。至于究竟是归属于日本，还是美、英，蒋当时主意不定，犹豫不决，无奈只能全面试探，以断从日或从美的决心。
蒋介石下野前，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把他看做最具实力的新军阀，但由于其讨汉主张与帝国主义愿望相悖，故未得到支持。下野后的蒋介石十分清楚，欲东山再起，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不行的。出于这种考虑，下野后不久，蒋介石就决定远游日本，寻求支持。
蒋介石在日本期间，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表示什么“中国革命之迟来，与日本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他先是拜谒了日本黑龙会头子、著名的国际间谍、中国通头山满，并在住处写“亲如一家”的条幅，又接见当年在日本新野炮兵联队当见习官生时的师团长长冈外史，并为其书写了“不负师教”的条幅。蒋介石还通过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会谈。
在与田中义一的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充分援助”，但其有三个条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只有先巩固南方，才能着手北伐。通过一系列的密谈，蒋介石与日本政府达成四条密约：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蒋决定反共到底，日本支持蒋政权，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实行经济合作。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蒋介石在日本的一系列活动，促使美国政府改变了观望态度，积极拉蒋站在自己一边。美国外交代表在上海加紧与蒋方人员接触，驻日本使节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双方达成默契。基本内容是：美国愿意全力支持蒋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蒋介石政府将尽力保障美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在完成一系列政治交易后，取消原定的前往欧美的计划，11月10日径直返回上海。
2.复 职
蒋介石回国后，首要目标是搞垮中央特别委员会，因为这个机构是他重掌大权的一个严重障碍。操纵特委会的两大力量桂系、西山会议派，蒋介石要一一除掉，他要利用的棋子就是汪精卫。
由桂系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特委会”本来就控制不了南京政局。蒋下野后，其亲信仍控制国民党的重要机关，陈果夫把持中央党部，上海买办、银行家拒绝向南京政府交税和贷款，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买办、各商业团体集体抗议，反对由桂系任命的上海市长，国民党的一些军队，特别是何应钦的第一军继续听从蒋的调遣，这使得桂系显得底气很是不足。
11月16日，汪精卫以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为名，将桂系广东将领李济深调往上海，造成驻扎广州的桂军无人指挥的局面，张发奎、黄琪翔乘机发难，解除桂系在广州的武力，掌管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桂系争夺权力分配的筹码又少了一些。
汪、李由广州至香港转船往沪，18日到达上海。当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环龙路宋子文住宅会面，并交换意见，两人一致同意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争，汪精卫还公开向记者表示“极愿与蒋先生同时出面为党国努力”。19日，蒋介石和汪精卫、李济深、谭延闿等举行会谈，汪精卫主张恢复中央党部，取消特委会，整理各级党部，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并表示支持蒋介石。
为了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势力，蒋介石指使一批亲信，寻找借口与特委会发生冲突。陈果夫把持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带头到南京闹事，捣毁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在11月22日的集会中又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南京军警开枪镇压，造成死3人、伤数十人的惨案。南京有关机构在汪精卫暗中支持下，组成惨案后援会，宣布西山会议派是惨案的真正元凶，要求缉拿凶犯，西山会议派声誉大受挫折。
11月24日，蒋介石和汪精卫、李济深、谭延闿发起，宁、粤中执监委员23人召开了谈话会，会议决定于12月3日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以函电邀请未参加谈话会之胡汉民、李烈钧、王宠惠、萧佛成等中委参加会议。
12月3日10时，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拉都路311号蒋介石新居举行，宁、粤与中执监委员蒋介石和汪精卫、李济深、谭延闿、戴季陶、李济深、于右任、丁惟汾、李宗仁、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参加，共举行了四次会议。议决由地方法院院长、军法处处长等7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一一？二二案件，对被指控的居正、谢持等10人先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这次会议通过的议决，取消特委会，先后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改组国民政府案”、“党员审查登记案”、“蒋总司令复职案”、“改组军事委员会案”、“对苏绝交案”等，并决定1928年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
在清除西山会议派后，蒋介石开始过河拆桥。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两广军阀混乱之机，领导了广州起义。桂系和反汪派系乘机借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事件，对汪精卫大加政讦，一时沸沸扬扬，政局陷于混乱之中。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意与汪合作，此时更是为了挤走汪精卫台前幕后的活动。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处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在一片责骂和嘲弄声中，孤立无援，只有再经香港去了法国。
一切就绪后，蒋要着手复职了，最可靠的力量就是黄埔系了。蒋介石身在异邦，心系黄埔，尤其对黄埔系中的蒋派分子，更为关切。下野之初，即将联络黄埔师生的任务，交给曾任总部参谋长的朱绍良和黄埔建校时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共同负责，并拨付巨款，供其使用。
当时，黄埔派分子大多在何应钦所辖的第一路军中供职，他们认为蒋介石下野，是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原因，而北伐奉张集团，非蒋介石领导主持，势难收功。因此，他们对李、白、何十分反感。而且，因为蒋介石下野，他们失掉庇护，备受排挤，他们积极呼吁蒋介石出来重掌大局。其中驻扎杭州的总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关麟征，更为一马当先，为蒋介石奔走呼号，他会同第八团少校副团长郑瑞安，赶赴溪口晋谒蒋介石，表达拥戴效忠之心。回到杭州后，又与第八团中校副团长严武，前往上海，分别晋见朱绍良和王伯龄。朱、王要求关、严两人奔走联络各部队团长以上的黄埔同学，齐集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经过通宵研究，决定共同签名，请求蒋介石回国复职。这样，经过关麟征的奔走呼号，黄埔蒋系分子拥戴蒋介石，终于获得一致的看法和行动。
仅仅是黄埔蒋系分子的企求，对于蒋介石的复职，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虽然是蒋介石嫡系武装，但其时为势尚弱，真正能使蒋介石复职的，就是南北各大军阀的联请。
首先提出蒋介石复职的，是拥兵中原的冯玉祥。冯玉祥当时处于强敌及敌友难测的几面挟持之中，本身兵力不足，独当其冲，形势很是危急，要使自己摆脱困境，唯有南兵北进，他寄希望于蒋来统一南方，然后北伐。因此，当蒋介石下野之初，他立即电请其回国复职。11月初，蒋介石回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冯玉祥立即发电派驻南京的代表熊斌和在沪的好友孔祥熙，请转促蒋介石出山。12月1日，冯玉祥亲电蒋介石说：“为今之计，唯盼呈兄东山即起，主持一切。”同时，他又电请阎锡山联名发起，阎锡山响应。12月11日，阎冯联请，对蒋“十二分佩服，十二分赞同。”
阎冯联请，其声势及影响当然很大，就连原来不支持蒋介石的几位总指挥，权衡利害及当前情势的需要，骤然改变态度，纷纷对蒋介石表示拥载。第一集团军第一军总指挥何应钦，于12月9日率所属将领贺耀祖、柏文蔚、刘峙、顾祝同等通电拥戴蒋介石复职，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胜任国民革命军的统帅一职。不仅如此，当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之时，冯玉祥特遣其夫人李德全，持亲笔函前往上海，专程祝贺，并力请蒋早日进京复职。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其他将领面对局势的陡变，也不得不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地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扫清了复职的一切障碍。
国民党内的一些军政人物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都把蒋介石视为收拾混乱局面的人选，纷纷发电表示效忠，贺耀祖当时任南京卫戍司令，还声明愿保证到南京开四中全会的全体执监委员的安全。为了换取蒋介石的支持，汪精卫在12月10日于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第四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的议案，被会议立即通过。但蒋故作镇静，不作答复，而于12月13日发表了《对时局之谈话》，表示除非共产党起来“扰乱”或再次北伐，“如不到这两个时候，我决无出来的时候”，并声称要变更外交方针，对苏联绝交，禁止一切民众运动。蒋介石的这番表白，受到国民党一些人的赞赏。
在蒋的声望上升的同时，汪的声势的直线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蒋在政坛上没有了强劲的对手，不可忽视另外一个人在几经波折之后慢慢爬升起来——胡汉民。为彻底为自己的复出创造一个绝对权威的环境，蒋又谋划对胡汉民等人的牵制力量，这当然引起了胡汉民等人的强烈不满，气急之下，胡汉民等相继赴欧美游历、考察。
蒋介石所以能够复职，除因为政治上得到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外，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江浙或上海财界不支持李、白和孙科的新政府。新财长孙科在上海筹不到巨款，蒋介石原来每月的预算为一千万元，孙科只筹得大约八百万元，这就使南京新政府无法维持日常工作，因而处于瘫痪状态。
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在与国民党反对派的争斗中，采取了纵横捭阖的策略，“以利用两个互相斗争的手法来保持他的权威，”仅以两个多月的竞争，便扫除了他重新上台的障碍。
1928年1月2日蒋介石面晤谭延闿，约定同往南京。4日蒋介石由沪至宁“主持大计”。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等接收特委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恢复工作。9日，蒋介石通电宣告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负责筹备四中全会事宜。
1928年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中央执监委员蒋介石、蔡元培、李石曾、谭延闿、于右任、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何香凝等近30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举行了3次正式会议，讨论通过了20余项议案。
蒋介石在致开幕词中说：四中全会是推翻共产党后国民党中兴的一个会，也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的任务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和方法。简而言之，要从根本上铲除共产党。
四中全会在蒋介石的把持下，全面地背叛了国民党一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会议以“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和“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为原则，审查了各种议案，议决并宣布开除、撤销了一大批共产党及所谓同情共产党的二届中央委员的党籍，决定了停止联俄政策。
四中全会在蒋介石控制下，改组了国民党党政军中央领导机构。通过改组，在党务方面，蒋介石当上了中常委、兼任组织部长，在政府方面，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随后任政治会议主席，在军事方面，除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又是军委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使他的权力“合法”地扩大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各个方面。
蒋介石凭借自己的实力，利用各种政治手段，采取各种政治伎俩操纵了四中全会，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又借助四中全会给他的权力，以反共和继续北伐，使他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夺党魁斗争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
蒋介石的东山再起，使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在度过了这一混乱状态后，在以后的斗争中慢慢稳定下来，成为蒋介石在大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主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