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汪精卫斗法
1．打击改组派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初，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其中有汪精卫的政治反对派和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派，围绕这些问题，蒋介石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初期采取各种手段，巩固了南京政权，进一步树立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威信。
蒋介石在上台之前，与国民党内部一些政客的矛盾已经存在，因其下野，使得权力斗争，暂时失去了现实平台。但是蒋介石复出之后，排除异己，又引起各实力派的反对，汪精卫便是首当其冲的一支力量。
蒋、汪矛盾由来已久。宁汉合流前，蒋对汪既勾结又斗争，目的是为了取代汪的地位，独揽大权。蒋从日本回国后，在重新上台前，他为了排除异己和牵制桂系，需要暂时利用汪派的力量，汪精卫为了从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那里夺回其统治权，也需要借助蒋介石的实力，经冯玉祥撮合，蒋、汪合作了。
蒋介石扫除了其复职障碍特委会后，汪失去利用价值，蒋便以中共在广州起义为由，攻击并迫使汪派退出政坛，汪精卫出国，陈公博到上海租界。1928年2月，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提出的党务整理计划，在国民党党员中重新进行登记，规定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的党员才允许登记，登记后经过审查、训练才算是党员。汪派中除汪精卫等少数人外，大部是改组后入党的，因此被排除在国民党之外，这个规定又给了汪派一次重大打击。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吴稚晖曾反对汪精卫一派人员参加全会，公然撰文指责汪、陈、甘、顾四人，皆与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有关，并且认为四中全会已决定，他们四人等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表决他们的委员资格。
汪精卫出国后，在国内的汪派陈公博等人，于1928年初纷纷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进行反蒋活动。1928年5月间，陈公博在《革命评论》杂志上首先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口号。1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人们熟识的“改组派”，就是这个改组同志会的别名。在陈公博看来，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并无组织内涵。但事实上，这个反蒋的政治组织确实存在，它的领导骨干是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的汪派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用陈公博的话说：改组同志会的上级机关是所谓“粤方委员”，改组派以陈公博的改组国民党主张为纲领。
很显然，改组派的主张和活动是以反蒋反南京政府为目的的。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分析南京国民党性质时说：自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瓦解以来，帝国主义由畏惧革命而转为反攻，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和买办阶级更联合向革命势力压迫。这些反动势力虽早已胚胎于南京政府成立时，然而到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始告成熟。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把持。我们要继续革命，必须重新整饬担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大本营，必须反对南京的反动中央和最近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改组派主张必须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即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恢复农工政策，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努力铲除一切新旧军阀，反对帝国主义。
改组派坚持反蒋的立场和主张，使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许多反蒋而不愿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便集合在改组派的旗帜下。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但是又不知道上哪里找出路，在政治上处于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他们留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赞成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和政策。改组派的主张冠冕堂皇，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一时间组织发展很快，在大陆和香港，在国外的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国，都建立了组织，全盛时期成员达万余人。改组派的主要活动是创办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顾孟余主编的《前进》、刘叔模主编的《呼声》、赵惠谟的《夹攻》、章乃器主编的《新评论》，以及上海的《灯塔》、天津的《暖流》、巴黎的《国民》等。
面对改组派的咄咄攻势，蒋介石十分恼火。1928年，乘胡汉民从国外回来之机，蒋介石利用胡汉民与汪精卫一争高低，于是与胡重新合作，采取各种措施，镇压改组派。
1928年7月、8月，蒋介石授意上海军警书面警告《革命评论》不得再印刷，并指使特务袭击、破坏代销该刊的书店、书摊，毒打报贩。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命令上海当局扣留、烧毁该刊，9月《革命评论》被迫停刊。接着，全国各地纷纷查封改组派报刊，扣押、传讯出售这些报刊的书店店主。1929年，国民党中央将查禁改组派刊物列为重点工作。7月，国民党中常会专门通过了“严密侦察”案，并致函国民政府，要求指示各机关立即执行，又附查禁、取缔清单，其中列有《夹攻》、《毁灭》、《急转》、《民意》等24种改组派报刊和其他反蒋报刊，先后被取缔，接着又将海外的一些改组派报刊相继列入取缔之列。
改组派活动的高潮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产生的406名代表，由蒋指派的达221，圈定者122人，这种包办大会的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许多派系的反对，汪精卫、陈公博在上海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公开煽动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员发动请愿，不少地方党部进行抵制，并拒绝出席。这次大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第一、二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追认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训政纲领》，并进一步规定了训政时期由国民党独掌国家统治权，待条件成熟之后再向宪政过渡。
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三大代表产生的办法，蒋介石与改组派之间展开了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根据蒋的意愿，代表们由国民党指派、圈定，并最终予以确定，而改组派对此大为反对，因为这关系到他们以后政治生活的生死存亡问题。作为一个不直接掌握军队的政治派别，他们只能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合法地位进行活动。
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法，是控制大会的关键，也是导致双方矛盾尖锐化的根由。国民党中常会规定“三全”大会代表不用选举方式产生，一律采取圈定（由地方党部提出名单，由中央组织部圈定）与指派（由国民党中央指定）。由于各地党部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常会对代表产生办法作了修改，除圈定、指派者之外，仅留少数直接选举的代表名额，最后，产生了代表406名。
3月14日，即“三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在南京夫子庙贡院礼堂召开市党员代表大会时，改组派在会上大肆活动。蒋介石派出他的特务和宪兵，到会场大打出手，大会代表七人被捕，多人受伤，这就是“三一四”事件。此后，改组派在南京不能立足，转移到上海，在法租界霞飞坊314号设立了联络点，建立外围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集合了20多个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制的斗争。
本来蒋介石得知改组派要反对“三全”大会后，便派邵力子到上海同改组派总部领导人疏通、许诺：如果改组派肯保持缄默，可以保证他们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改组派没有接受这个交换条件。
1929年3月19日，蒋介石控制的三全大会决定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给汪精卫书面警告。10月，国民党中常会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等罪名，议决将陈公博、王法勤、顾孟余等10人，交国民政府明令缉拿，对其中有党籍者，送交中监委议处。国民政府正式下达了通缉令，国民党中央监委召开常会，议决将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等9人永远开除出党。12月，国民党中常会，又以“叛党祸国”开除了汪精卫党籍。至此，蒋介石通过组织措施和行政手段把改组派的头面人物都开除出党和通缉在案了。
与此同时，1929年4、5月，蒋介石联络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两次派人闯入大陆大学搜查，继以“共产机关”之名强行查封该校。11月，蒋介石用国民政府名义发出训令，以“破坏党国，影响颇巨”之罪名，严令上海军政机关，封禁上海改组派总机关。为打击各改组派一般成员，蒋介石一方面采取封官许愿方法，拉拢收买他们，一方面利用军警机关，用绑票、跟踪等手段在上海、北京、天津、河南、四川、广西、绥远等地先后拘捕改组派成员数十人，并以各种罪名，给予撤职、查办、开除党籍、通缉。对海外的改组派成员，则分别采取停止留学凭照，取消学籍和官费，停职或取消护照等方式进行了查处。在蒋介石的打击和破坏下，汪精卫的改组派趋于土崩瓦解。
汪精卫当时被尊为改组派的领袖，但他本人并未在国内，而是在巴黎。汪精卫虽远在法国巴黎，并非不闻国内政事，汪派要人在国内办刊物，办大学，筹建组织，向南京政府开炮的时候，陈公博和汪精卫保持着国际电讯联系。改组派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汪精卫不直接做，也不会直接做。有人说汪精卫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也许更适当些，但汪精卫对外发表谈话时总是说，对改组同志会，他只是同情，本人不是改组会成员。汪精卫这样做，一方面还是以全党正统领袖自居，想当国民党的头，不肯公开当一个派别的头；另一方面，也是汪精卫为人处世的一贯手法，对其控制、支配、利用其同蒋介石作斗争，却不承认是领袖，以免担当分裂国民党的罪名。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其中带着浓厚的投机取巧色彩。
在改组派的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后，陈公博前往巴黎见汪精卫。陈公博在巴黎和汪精卫决定下一步计划，概括而言是两条，一是回国，二是参加武力反蒋。
2．粉碎汪精卫的反蒋军事行动
在巴黎商定后，汪精卫和陈公博决定继续联络国内其他反蒋势力，特别是地方军阀，从军事上反对蒋介石。为此，汪精卫派陈公博先行一步回国筹办具体事务。
1929年6月下旬，陈公博回到香港的时候，国内反蒋势力已有大联合的趋势。为时三个月的第一次蒋桂战争刚刚结束，改组派在国民党三大之后在总部增设了军事组，打起了“护党救国”的旗号，以吸引地方实力派。1929年5月，改组派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李宗仁、何键、刘文辉等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同盟发表了宣言及决议案，呼吁恢复党权，号召武装反蒋，宣言奉汪精卫等为领袖，欢迎其归国护党。
陈公博回国时，改组派正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计划南方张发奎先发动，然后大家响应。华北、华中由改组派总部负责，陈公博在香港策动华南军事，陈公博将此计划电告汪精卫，请立即回国主持其事，万事俱备，汪精卫准备回国放手一搏。1929的9月24日，汪精卫与陈公博、王法勤、顾孟余、陈树人、陈璧君等几人联名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宣布发起讨蒋战争，谴责蒋介石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的罪行，并列举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集“三全”大会，否认蒋介石“三全”大会后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反对蒋介石发起的编遣会议等。声称：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熄灭战祸。10月上旬，汪精卫由法国经香港回到广州。
汪精卫的回国，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为之振奋，他们感到有了依靠，陈公博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汪精卫依然以党统维护者自居，打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旗号，自立中央。同时，汪精卫分别委任唐、石为“护党救国军”第四、五路总指挥，唐联系了阎锡山、冯玉祥及各地大小实力派头目共同反蒋。
9月27日，俞作柏通电反蒋，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率兵攻打粤军。但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内部出现叛徒，军事进展十分缓慢。
11月间，张发奎因不满蒋介石的编遣措施，和桂系组成“护党救国军”共同讨蒋，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与汪精卫本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但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在广西军事处在危机的情况下，双方只得谋求妥协的途径。11月22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在梧州会晤，商定军事合作。然后黄秘密潜回广西，联络旧部，李宗仁、白崇禧亦先后返桂，李、白、黄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I1月26日，设大本营于梧州，李宗仁为总司令，下辖桂军和张发奎部，合力会攻广东。蒋介石增兵援粤，12月初，何应钦在广州派军向张桂军进攻，张桂军失利，败退广西，与进攻广西的蒋军辗转苦斗，直到广州开非常会议，张桂军才得喘息，南方的“护党救国”战争一无所得。
北方的唐生智和冯玉祥，原本相约共同反蒋，但当冯玉祥出兵潼关时，驻郑州的唐生智却拼命抗冯而不反蒋。据说唐生智的理由是冯玉祥的前敌总指挥宋哲元欺人太甚，故唐生智认为不打退冯军不能反蒋。唐军与西北军交锋，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既打败了西北军，又使得讨蒋战争无法进行，改组派对此毫无办法。
与冯玉祥合作不成，汪精卫又鼓动唐生智与安徽的石友三联合反蒋，同时与南方的张桂军相呼应。石友三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后投靠蒋介石，但不为蒋信任。石与叛冯投蒋的韩复榘、马鸿逵结为小集团，1929年11月，唐生智与他们取得联系，拟共同反蒋。但马鸿逵暗中向蒋介石告密，使蒋早有防备。汪精卫的“中央”不知有变，仍委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石友三为第五路总指挥，联合反蒋。唐石相约，唐部南下取武汉，石部由浦口进攻南京。
11月，蒋介石派石友三率部队援粤打桂系，以乘石部分批东下时，对石部缴械。石友三一面假装服从命令的样子，向蒋介石表示忠心，一面将计就计，把部队带到浦口后，举兵反蒋。先后扣押了蒋介石派到石友三部队的代表、兵站总监卢大佐，缴了浦口公安局、保安队、护路队的械，并从长江北岸炮轰南京。石友三通电接受“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职，亲自率军直奔南京而来。17日，石友三在蚌埠组织了安徽省政府，不久，移驻河南商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