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是：按照规定立即进行金圆券的兑换工作；金圆券的发行量为20亿元；兑换率是金圆券1元换300元法币、200元换1两黄金、3元换1两白银、4元换1美元，任何人不得违反和隐瞒；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以保证币改的正常进行。
币制改革的关键是保证金圆券的币值，而保证金圆券币值的关键是保证兑换率，严格控制物价。但因金圆券的发行没有足够的保证金，自然也就没有“十足币值”，所以金圆券的兑换率和市场上的物价也就无法稳定和保证。
蒋介石对此种改革的后果并非全然不知，只是他并非真想解决经济危机，如果真想挽救经济崩溃，只要把（后来运到台湾）库存的黄金、银元、美元和部分美援作为金圆券保证金，金圆券起码不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蒋介石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币制改革，借兑换钞票、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机会，对全国各阶层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搜刮，对这种改革的结果自然就不会过多考虑了。南京政府曾在30年代搞过一次币制改革，虽然毛病不少，却也基本达到目的，原因在于发行法币是为了推行现代化的货币体制和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但这次币制改革的背景，不仅与上次改革有天壤之别，关键是改革的目的也有了根本的不同。
蒋介石的币制改革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只有靠行政高压推行。行政院专门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委派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上海、天津、广州全国三大经济区的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王抚州、霍宝树为“协助督导”。
深受物价之苦的老百姓对币制改革的效果深感怀疑，社会上反对币制改革的更是大有人在。稍有积蓄和经济实力的富裕阶层反对币改，是因为限制物价直接减少他们的收益；投机商、实业界大亨反对币改，是因为经济管制失去赚钱机会；黄金、白银、外币持有者反对币改，是因为他们也不肯眼睁睁地把手中的硬币变成毫无价值的金圆券。厂家商号老板们不单名义上反对，还囤积居奇以待冲破“八一九物价限制线”。在这种情况下金圆券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金圆券从发行之日始币值就开始下跌，黑市盛行。
为执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蒋经国在上海使用铁腕，对囤积货物、抗拒经管、破坏币改的不法商人、违法官员，不管背景如何，一律处以严刑。蒋经国令出法随，抓、打一批“经济老虎”，一时间，在上海名声鹊起。但是两个月之后，蒋经国因顶不住党内腐败势力的进攻，自认失败，随之南京政府宣布取消限价，私人可以持有黄金、外币，币制改革彻底失败不说，财政也已完全崩溃。
蒋介石本人对币制改革和金圆券的这一结果，肯定也是不满意的，作为治理国政的人，他不会满意这样的政绩，他当然希望币制改革能获得各方面都欢迎的结果。问题在于他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以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维护自己和一个集团的利益，这就使得这次币制改革几乎成为对民众的一次合法洗劫。
在币制改革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来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根据紧急处分条令中不得持有黄金外汇等保值货币的命令，不少上层民族资本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忍痛交出了黄金、外汇，如上海银行董事长、著名民族工商业者陈光甫也只得把库存的黄金送往中央银行。尽管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预料到了金圆券的结局。蒋介石的好友、国民党上层“五吴”之一吴铁城说得更是直截了当：黄金送到中央银行等于被没收。另外“一吴”、也是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吴忠信的老婆交出黄金换回没用的金圆券后，痛骂上海主管币的蒋经国：“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去了。”当然，受到洗劫最深的还是那些普通市民和寻常人家，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有苦难言，有冤难辩。
不管怎么说，蒋介石通过币制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收到了良好的效益。通过强行发行金圆券，到1948年10月，仅上海一地就掠得黄金96万两，美元3452万元，港币1100万余元，银元369万元，白银96万两。另据全国66处汇总，计有黄金160多万两，白银近900万两，银元2300多万元，美元近5000万元，港币8600万元。南京政府果真达到了目的，通过币改政策搜刮到价值数亿美元的金银外汇，这种赤裸裸的劫掠也算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一绝。
除了大肆洗劫民众之外，币制改革引起民众强烈不满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内腐败势力和不法商人公开抗命，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望而兴叹，束手无策。实行财政紧急状态，官方是下了决心的，蒋介石也是摆出一副决不手软、清查到底的姿态，但他却无法从根本上清除党内的腐败，因为一切腐败的根源都在于其本身所属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币制改革迅速失败。根本无法解决国民党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法币变为废纸以后，不到3个月，金元券的发行数量就已超出20亿元的限额，到1949年1月，发行量突破200亿，5月就达到68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11月1日被迫宣布取消“限价”。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更加混乱，物价的上涨更加猛烈，“改革币制”的计划全盘失败。1949年7月，国民党残余势力又在广州发行所谓“银元券”。但是，银元券比金元券失败得更快，同样没能挽救国民党经济的总破产。
2.抢运巨额物资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决定退守台湾。蒋介石比任何人都清楚去台初期面临的物资短缺的处境，为便于在台湾的生存和恢复，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往台湾抢运各类军事装备、生产资料、生活用品。此次抢运，国民党方面到底从祖国大陆搬走了多少物资，难于计数。民间一些对中共不了解、不信任的工商界人士和富豪把多少财富带往台湾，也难于计数。可以说，抢运物资是国民党在大陆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国民党军队每丢失一座城市，便要将这座城市运空，北平运空了，南京运空了，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美钞也运走了。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在策划迁校、抢走学者的同时，又着手抢运大量文物。北平是文化古城，文物虽历遭劫难，但保存下来的也极其可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期曾把大批文物从北平转移到了大后方和国外。抗战胜利后，运回一批，还有一批仍滞留在南方或海外。北平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国民党当局决定把还未运回北平的文物，陆续从南方和海外转运至台湾；北平现存的文物，凡能搬动，又属精华的，一律运走。
于是，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单位门前戒备森严，大卡车不停地开进开出，把大批文物运至机场，尔后运到南方去。古董一批一批地运走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一卡车一卡车地运走了，部分抗战胜利后运回的文物，还没来得及开箱，又直接整箱整箱地搬上了飞机，从事文物保管工作的职工也分三批裁光。
当时，一位多年从事文物保管工作的老专家愤慨地说：“北平到处都是古董，看他们用什么工具来搬，用多少钱来搬。抗战之前，我们搬过一次，那时候，是为了不让国宝落到日寇手中，可现在搬迁，不知为哪般理由！以前还有四通八达的火车、汽车、飞机和轮船，今天能用什么呢？看他们能搬多少！”
但是，国民党当局尽管几乎只依赖空运，还是搬走了不少珍贵的文物。抗战胜利后从四川运回故宫的文物，几乎全部运到了台湾。故宫档案馆的清代档案204箱约45万件运到了台湾；故宫内阁大库档案52箱也运到了台湾。
在大量抢劫北平文物的同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又下令北平当局立即着手把工厂企业迁走，规定：凡能迁走的重要工厂、企业，一律南迁，不能迁走的就地破坏，不准留一台机器、一栋厂房给共产党。
地处北平西郊地区的石景山钢铁厂是当时华北地区最重要的钢铁企业，也是北平最大的企业之一。这座钢铁厂建于北洋军阀段棋瑞执政时期，后来虽历经沧桑，也在步履维艰中缓慢发展，到北平解放前夕，已成为拥有3000多名职工的大中型企业，虽然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经营，钢铁产量不高，年年亏损，但仍不失为北方的一大企业，尤其为军工提供了大量钢材。当时石景山钢铁厂控制在地方派董事长和经理手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激烈反对国民党的迁厂计划。国民党北平当局设法将石景山钢铁厂的董事长骗入城内，借口人民解放军已包围了北平，出不去，把这个地方派的头头软禁起来。尔后向石景山钢铁厂加派军警，严令工人们拆卸设备，准备南迁，并准备炸毁高炉，使这座钢铁厂危在旦夕。
当时，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已秘密和共产党接洽，反对当局庞大的拆迁计划，因而此次拆迁颇令国民党当局头痛，进展也不顺利。地下党则鼓动工人们反对拆迁，工人们也故意拖延时间，等待解放。解放军8名掉队的勇士自动进入钢铁厂，在一座高塔上向下放枪。国民党军欲开炮轰掉这座高塔，遭到全厂工人的反对，并派人威胁说，这座高塔是全厂的关键设备，如遭破坏，要追究破坏者的责任，国民党军只好作罢。
随着解放军的迅猛进军，石景山一带很快就被解放军控制了，国民党军退缩到城内，寸步难出，拆迁的阴谋遂告破产。
电信局是北平市的神经中枢，也是国民党准备破坏的另一个重点企业。1948年底，电信局内一片混乱。北平当局派来大批宪兵，电信局四周，关键部门前，一律由宪后持枪站岗，进出人员一律要求出示证件，不断组织开会，部署大检查，机要部门均由国民党信任的人掌握，一般工人不得靠近，工人下班后迅速离开，不得在局内逗留；并秘密运来一批炸药，准备将电信局最后夷为平地。电信局工人们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奋起护局，提出了“人不离机器，机器不离人”的口号，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由于北平的迅速和平解放，国民党破坏电信局的阴谋亦未能得逞。
北平的其他工厂，如第七十兵工厂、军需被服厂等，均在国民党拟定的南迁名单之列，但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均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
北平国民党在策划工矿企业南迁的时候，也组织了金融行业的大转运。能运走的黄金、白银、美钞一律南运，不能运走的资产分散隐蔽，或者拍卖，或者挂在私人名下。解放军进城接管国民党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大银行北平分行及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河北绥远两省银行等库存时，仅余黄金410两、银元1450元。平津产业管理局所管资产也有40处被拍卖或被毁。
3.金银财宝运到台湾
台湾海峡，已到了1949年的梅雨季节。
闷热、湿润的海风吹来，带来阵阵急雨。天空布满阴霾，气压非常低，令人郁闷、窒息。
在澎湖列岛的马公岛上，一座富有亚热带风味的别墅掩映在苍郁的绿阴中，白蒙蒙的雨雾把它变得隐隐约约。
现在这座房子换了个临时的主人，他就是蒋介石。
台湾海峡地处亚热带，气候比蒋介石的浙东老家热多了。时令已是初夏，蒋介石还是穿着长衫，心情烦躁地在室内坐立不安地走动着。在这孤悬海隅的岛屿别墅中，他真像一头困兽，惶惶不安地在笼子里骚动。
蒋介石额角不时沁出粘乎乎的汗水，脑袋昏沉沉的，还像在大海风流中颠簸一样。
从5月下旬起，他就开始在海上颠簸，过起海上的流动生活了。
蒋介石现在梦想搞一个“海上计划”：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是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他想以这条海上锁链来包围大陆，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
至于陆地上，他还拥有大西南这最后一块地盘。他想让胡宗南、阎锡山入四川去扼守西南一隅。
有了兵，当然还要有钱。钱，蒋介石早就有了打算，早在1948年秋天，他就通过发行金圆券，来搜刮老百姓手中的黄金。光在上海一地，他就收兑了黄金十万多两，美钞3400多万元，还有大量港币、白银和银元。总计在全国搜刮到数以亿计的金银财宝。
在金圆券发行之初，蒋介石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同在上海的俞济时通电话，要俞报告收兑金银外币的数字。
淮海战役开始后，蒋介石又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直接与美钞挂钩，有外汇牌价，而金圆券在台湾则不能流通。
蒋介石在大陆大量印发金圆券，造成金圆券贬值。贬值之快，不是以日计，而是以钟点计，一个钟头就下跌好多。一个钟点前可以买一包烟，一个钟点后就只能买一张草纸了。到了后来，大量金圆券实际上已成为一堆废纸。
搜刮到大量的黄金白银、美钞港币后，蒋介石就派人将其秘密地运往台湾。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他亲笔下了一个手令，给联勤总部的中将财务署长吴嵩庆。叫吴嵩庆在中央银行金库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
这吴嵩庆是浙江镇海人，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小同乡了。他在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当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务，通过侍从室和宋美龄拉上了关系。后来在中训团高级党政班受训，参加了陈立夫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同CC关系密切，也得到蒋的信任。
蒋介石对吴嵩庆下了指示：所有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本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分配等事项，直接送蒋本人亲自审批。
吴嵩庆接到手令，马上将8000万美元外币提出，交给台湾银行。
至于黄金，到1949年春天为止，中央银行金库一共存有黄金9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等字样。
另外还有4200余两黄金，是蒋介石私人存的，立有专门户头，称为特种黄金存款。
银元，总计约3000万元，也都是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出。
这就是蒋介石布置毛人凤他们把金银从上海运往台湾的那回事。
到了5月27日，解放军全部解放了上海，还有许多卡车银元来不及运走，在江湾一带被解放军截住了。
蒋介石这一手不可谓不狠。这一点，连当时的美国后台老板心中也清楚，而且曾发出过微词。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说得很明白：
他（指蒋介石）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撤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李宗仁）既无经费又没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的确，这一手使这个既无兵权又无财权的李代总统，落得双手空空，完全成为一个傀儡。但真正遭殃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小部分中、小资本家。他们在金圆券成为废纸、百物飞涨的通货膨胀灾难中哀号、挣扎，成千上万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