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别南京
1．桂系逼宫
解放战争发展的局势显然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军事上的迅速溃败，党政的腐败与派系间无止境的倾乱，以及国民经济的萧条不振，引发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新矛盾。
在抗战胜利后，美国一直是蒋介石重要的援助者，伴随着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失败，美国方面也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而这场戏的主要导演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负责考察中国的魏德迈。早在1947年7月22日，魏德迈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派遣来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热情接待，并听取了南京政府各方面的情况介绍。
魏德迈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向40余位国民党各界政委汇报了考察结果，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在中国维持蒋介石统治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正因如此，美国才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4月间，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5．4亿美元援助。
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根据魏德迈的调查结果，开始具体策划倒蒋的计划。司徒雷登的计划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在1948年5月至10月间，在他的安排下，美国在华官员们，向包括杜鲁门总统、国务卿马歇尔在内的美国各主管部门长官发出许多报告，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独断专行、任用亲信、排斥异己的种种劣迹，南京政府从上到下愈演愈烈的腐败程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级官员和军事将领的愚蠢无能。报告发出不久，也正是这个司徒雷登，正式向马歇尔提出了请蒋介石下台的建议。
其次，司徒雷登开始与蒋介石的老对头、国民党最大的派系桂系的领袖们频频接触，准备用桂系领袖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司徒雷登找上桂系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桂系的实力。国民党历来是按实力来进行政治资源的再分配的，蒋介石之所以控制国民党20年是因为其实力位居众家实力派和反对派力量之上。虽然有30年代初期的军阀混战，但是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仍然保存下来，其中晋系头目阎锡山是个标准的土霸王，虽然贪婪无比，倒也很有自知之明，自知缺乏和蒋介石急高低的实力，也就甘心在娘子关内精心经营；另一地方实力派川系则长期不和，内耗严重损害了川军的实力。而桂系则利用投身抗战的机会，冲出广西，趁机发展，且有问鼎中原之意。全面内战开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已经大部被歼，桂系的主力部队大部控制在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手中，可以说成为国民党内惟一保存下来、并可以在实力上压倒蒋介石的派系。桂系的实力，是司徒雷登最为看重的。
其次是蒋桂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伐过程中桂系有功没得到应有的奖赏，蒋介石千方百计压制桂系，种下双方不和的祸根。军阀混战的第一仗就是蒋桂战争，此后才有了地方实力派的连续倒蒋。抗战前夕，桂系借抗战之名，联合粤系陈济棠再度公开倒蒋，导致粤系的垮台，桂系宣布归顺中央，李宗仁前往中原指挥抗战，白崇禧则留在军事委员会出任军训部长被架空。
全面内战爆发后，桂系将领，包括李宗仁和白崇禧仍被蒋介石虚置。中共开始战略大反攻后，白崇禧终于有了指挥军队的机会，前往华中出任“剿总”，既能控制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又能集结桂系的军队，成为一方霸主。而行宪大会时，蒋介石着力压制李宗仁，则进一步加剧了蒋桂矛盾。双方矛盾发展到此，在国民党政权日趋瓦解的大背景下，都把吃掉对方作为惟一解决的办法。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为司徒雷登挑拨离间提供了可能。司徒雷登通过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密谈，初步定下由李宗仁取代蒋介石的计划。
为了阻止美国换将，蒋介石再次派宋美龄赴美，一为求援，二为试探，但宋美龄美国之行远不如上次风光，几乎是一事无成，证明美国政府换将态度已定。
桂系这时已经决心倒蒋，取而代之。事到如今，一向团结、协作良好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审时度势，觉得倒蒋时机已经来临。美国的支持，这是逼蒋介石下台的关键因素。而且李宗仁身为副总统，只要蒋介石下野，按照《宪法》规定自然成为蒋介石的接任者；白崇禧手下有30余万大军，成为逼蒋下野的实力因素；黄绍竑作为老牌桂系首领自然要为桂系夺权帮腔呐喊。最关键的是蒋介石手中主力只剩下宁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军和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军队对桂系的行动进行武力讨伐。因此，桂系逼宫主意已定，基本方案是李宗仁在南京城内活动，白崇禧在武汉呼应，黄绍垅据中联络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美国和桂系联合逼宫的态势，已经把蒋介石逼上政治悬崖。蒋介石心中很清楚，如果仅是美国换马，因为国民党内没有依托，点将不会成功；如果只有桂系逼宫，因为没有美国背景将只能失败；如果没有与中共和谈的呼声，桂系和美国联手逼宫问题也不难解决。而对一系列的失败，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自知难辞其咎。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桂系的逼宫仍然是心有不甘。
而桂系则有点急不可耐，在白崇禧的带领下，属于武汉“剿总”辖区的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湘、鄂、豫、桂四省议会议长等，也发出了要求“总统毅然下野”的电报。白崇禧的行动被蒋介石看成是趁危逼宫的关键之举，恨得咬牙切齿。
南京城内的李宗仁呼应武汉方面的行动，发表五项主张，公开要蒋介石辞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行动，既是倒蒋风的风源，也是倒蒋风的主力。在李、白等人的活动下，国民党内的倒蒋风越刮越甚，蒋介石估计这次下野恐怕是在所难免，心中很是悲哀。
12月25日，司徒雷登亲自出面，来到蒋介石官邸，劝说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心中对此可谓是恨之入骨，但表面上依然客气地表示：“我快要下台了。”司徒雷登也不客气地说：“我正是为此事而来，不知您有什么意见，我可以向华府转达。”蒋介石试探性地答道：“以后的事你找李副总统商量吧。”对于此次谈话，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1948年的最后的那一个星期，对蒋来说，很难度过。”
2．离别南京
1949年元旦这一天上午，总统府内张灯结彩，墙壁上还贴着圣诞节的节彩剪纸，漂亮的服务小姐在会客厅里穿梭往来，一派忙碌的节日气氛。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前来参加会的人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共六十多人。
虽然是新年的喜庆日子，到会的人们都难以掩饰内心的深重，强作欢颜，互相寒暄，上午九时，传令官报告：“蒋总统到！”与会人员一致起立迎接。蒋介石在两名军官的陪同下步人会议厅，他一改往常全身戎装的做派，穿了一身灰哔叽长袍，像一个儒雅的老学者，他面也挂着笑容。
团拜仪式第一项是蒋介石总统致祝词。蒋介石肃立在大厅的讲台上，慢条斯理地说道：“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中正祝诸位同仁身体康泰、生活幸福。目前时局维艰，凡我同志务恭谨勤勉，尽忠党国。”
蒋介石一篇冗长的祝词不但没有活跃气氛，反倒使团拜会之气氛更加凝重、沉闷。蒋介石关于时局的描述，使与会者感受到末代王朝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蒋介石鼓舞士气，要求大家精诚团结的训词成了无可奈何的叫嚣与哀求。民心已失，军心已溃，蒋介石纵有张仪、苏秦之辩才也难以唤回人心，大家只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哀。
蒋介石神情漠然，冷冷地宣读起《新年文告》，在《新年文告》总结了解放战争中自己的责任，并且规定了和谈的基本框架，同时暗示自己将下野。
当天，《中央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这篇文告。这个新年文告在发表前是经过蒋介石仔细审阅的。在发表之前，他就召集国民党要人商议过。
他想看看身边的文武大臣对他下野打算的意见。以退为进，委曲求全是蒋惯用的政治策略，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他已经二次下野。
此时，CC分子张道藩首先出来讲话，说什么总统一身系国家安危20余年，断不可提引退之事，共产党是一时张狂，党国军民戮力一心，定可挽回不利之局面。而总统全心为国为民，是非公道，人心自明，国民公意无不托于总统一身云云。张道藩对蒋介石可谓忠心耿耿，他引用蒋介石新年文告中“个人进退出处……一惟国民公意是从”，来劝说蒋介石。接着CC分子谷正纲等人也出来作了类似发言，有的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号啕大哭。这些跟随蒋家王朝多年的元老重臣不愿放弃这表忠心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表演才能，极力反对蒋的下野打算。
CC分子的发言，深得蒋介石之心。蒋在新年文告中，含糊其辞地提出下野，只是为了观望一下各方反应。他希望党内重要人士能出来挽留他，公开发表讲话。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就因为有忠心表现，以后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一直红到蒋经国执政期间。
副总统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另一桂系首领白崇禧正在策划逼蒋下野。蒋介石仍然希望用今天这种热烈场面来感动李宗仁。李宗仁发言了：“总统对国家人民贡献甚著，去留出处，总统当有明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娘希匹！好一个并无不同意见。”蒋介石听完此话后，心里暗暗骂道。
团拜仪式结束后，蒋介石同李宗仁单独密谈。蒋对李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代，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你跟健生（白崇禧字）说一下叫河南、武汉的参议会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
李宗仁此刻对蒋之心情可谓洞若观火，他微笑着说：“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
蒋介石还有什么要“有所交代”呢？当然不会是为了李宗仁容易接受。他除把陈诚派往台湾省任主席、省警备总司令外，还派蒋经国去台湾任省党部主任。他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备日后能听命于自己。他召集三军将会议，布置继续贯彻“戡乱”方针，谓目前的对策是停战求和，要各路部队务必不可松懈斗志”。他派张群去武汉、长沙，对白崇禧转达他的两点意见：“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之引退，必由自我主动。”表示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新年文告发表，蒋介石只是作个缓兵之计，并非真要下台。他之所以还在观望，是因为他还有两点希望：一是如果徐州地区杜聿明的3个兵团和平津前线傅作义部能够保存，如果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同意蒋介石的和谈条件，则可以不必下野。
但是，蒋介石的这两个打算很快就破灭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3个兵团被全歼。
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十分明确地指出，蒋介石“坚持现有宪法、法统、制度、机构、统治方式五不变”的求和声明，只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因此，不可能被中共方面所接受，也不可能为全国人民所同意，更不可能成为和谈的基础。
十分了解蒋介石的司徒雷登见他只发表声明却没有下台的意思，非常着急。1月17日赶到李宗仁处，明确表示：“假如一周内蒋介石不肯下台，那么，你就马上去武汉，在那里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我们美国政府会立即表示支持。”李宗仁派出助手程思远，立即赴武汉进行必要的准备。
中共的声明，桂系的活动使蒋介石明白这次下野在所难免。1月21日上午10点，蒋介石召开决策圈成员会议，宣布正式“引退”，由李宗仁代理。蒋介石、李宗仁在蒋的引退文告上签字画押。这一文告说：“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主为职志。先后二十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员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斑斑世所共见。战事仍然不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下午2点，国民党党政军高级人员集合在总统府开会。会议开始，蒋介石略谈形势后说：“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政府有意息兵言和，无奈共党一意孤行到底。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人民倒县于万一，决定身先引退。”
他说这段话时，现无限悲怆之色，与平时训话的慷慨激昂判若两人，与会者中蒋的心腹亲信也黯然涕下。
“总统不能走啊——”张道藩失声痛哭，如丧考妣。
谷正纲哽咽声嘶：“对，我们拥护总统继续领导，和共党作战到底！”
“你们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这是不能更改的了。”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他随即取出一页纸递给李宗仁：“我今天就离开南京，先回奉化溪口，你立即就可视事。这是已拟好的文告，你签个字，由我俩联名发布。”
事已至此，李宗仁对此时的蒋介石忽生几分同情，尽管事前不知文稿的内容，然在这哀伤的气氛中，不允许他这样认真了，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名。
蒋介石收回文稿，略谈了与中共和谈的原则问题，宣布散会。
李宗仁跟在他身后问：“总统什么时间离京？我们到机场送行。”
“下午还要处理一些事，离京时间未定，免了吧。”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一定要送的，我们在明故宫机场恭候。”李宗仁已听说，蒋在明故宫机场登机。
蒋介石离开会场，驱车中山陵，一直自诩为孙中山传人的他，还要作最后一次谒陵。他神色沮丧站在中山先生像前，默然无语，本欲将中共彻底消灭，却不料一败再败，眼看江山易手，自己也默然下台，不由得悲从中来，两颗眼泪顺着鼻梁往下滴，滴落在地上。
“父亲，我们走吧”。蒋经国扶着他走出祭堂，拖着沉重的脚步下了石阶。
下午4点10分，蒋介石由蒋经国、陈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军务局长俞济时等陪同，跨上“美龄”号专机，自大校机场升空驾驶员遵照蒋介石的叮嘱，低空绕南京城盘飞一周。
六朝古都渐渐远去，蒋介石恋恋不舍收回最后一瞥眼光，闭目摇头，又潸然泪下。
二、众叛亲离
1．陈布雷吞了安眠药
在蒋介石遭到一系列的军事失败的同时，其政治独裁所带来的后果也慢慢地表现了出来。原先的幕僚或亲信要么自杀，要么离他而去，中间派人士也离他而去了。1948年5月l日，中共发出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云集在香港的各派民主力量立刻响应。李济深、黄炎培、张澜去了北平，宋庆龄、陈嘉庚也来了，中国过去的、现在的政要，名流不顾蒋介石的威胁、恫吓，向中共的新政权奔去。这不算，就当时对蒋介石的打击而言，首要的非陈布雷的自杀而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