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陈合作，陈布雷办事，蒋介石放心。陈为蒋竭心尽力，忠心一片，蒋对陈则是重用不疑，信任尤甚。
在国民党上层，几乎人人都抱怨过蒋介石对各人分内之事横加干涉、挑剔。而陈布雷替蒋写出的文章、提出的见解，却深受蒋介石的欢迎和欣赏，更无挑刺一说，真是一字千金之意。平时蒋见到比他小4岁的陈时，都得客气地称一声，“布雷先生”。其他大员见到陈有如此绝招，不无它意地称他为“大手笔”。
陈布雷虽然权倾朝野，令人侧目。可谨慎从事，在国民党官场上以“俭朴”、“肯干”、“有人缘”著称，更被蒋介石称为“一代完人”。
国民党不被蒋介石“训斥”的人不多，而不被其他派系和其他大员暗中骂的人则更少，陈布雷可以说是国民党上层最不引起非议的人物。他不越权，蒋介石放心；有才干，蒋介石欣赏。权重而谨慎，位高而检点，非关键时刻不说话，非深思熟虑不行事，他人无辫子可抓。所以陈布雷的位置从来没人争过，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国民党众多派系的威胁，这在南京政府里是少见的。作为陈本人，在达官贵人中，和他人比起来，也确有异常之处。一不搭攀派系；二不抛头露面；三不取巧怠慢；四不奢侈豪华。
陈布雷一生聪明，工于心计，足智多谋，最后自杀而去，令人费解。
一直到死前，陈布雷在国民党内的位置没有动摇，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改变，反革命的信念没有减少。死纯粹是失败局面和自己的病情，两者均江河日下，无可挽回，促使他走上绝路。进入1948年11月中旬，南京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军事上的惨败接二连三发生。政治上美国正在积极活动，图谋换马，让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搞得国民党上层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经济上币制改革带来的恶果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谁都知道，国民党败局已定。陈布雷更清楚这一点，失败之际，心中难免惆怅空虚。为之服务多年的政权竟然要顷刻垮台，还不如一死了之，以免坐待灭亡日子的到来。此外，作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谋事失败，对国民党的垮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民党内不少人追究失败责任，又不敢追究最大的责任者蒋介石，只有骂出谋划策的人，陈布雷当然成为议论的主要对象。如同战场上的败军之将，无可奈何“成仁”而去，把“死”作为再一次向蒋介石、向反动政权效忠的机会，也成了无谓的殉葬品。
蒋介石的助手不少，应该对国民党失败负责的人很多，为什么自杀的人不多。就陈布雷来讲，还有第二个死因在起作用：身体也已到了垮台的地步。这是多年的写作工作造成的。当编辑时，为赶写文章，不分昼夜，休息不正常，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当上蒋介石的“秘书”后，生活更不规律，半夜被叫醒是常有之事，所以失眠越来越厉害，到了只有靠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的程度。每晚服药量从2片增加到6片，有时到正式睡时还要加服几片。过量服用安眠药使他身体孱弱，面色枯槁，一副病态，有人曾误认为是吸毒所致。夜里失眠症无休止地折磨，再加上国民党的败局，两个不治之症，使他对生活和存在失去信心，终于走上绝路。
13日早上，平时7时左右起床的陈布雷没有起床，卧室紧锁着。9点钟侍从室来电话催促他去开会，蒋君章回答：“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近10点钟，人们感到惊奇。副官从气窗翻进卧室时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地躺在床上，胸口只有一点微温。匆匆赶来的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检查后断定：2小时以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留下给蒋介石、陶希圣、张道藩、蒋君章、陶永标、夫人王允默及子女等人的10封遗书和一篇杂记后，吞服巴比妥安眠药自尽，时年59岁。陈氏在死前已把后事一一吩咐完毕，遗书中连什么样的椅子交还什么样的单位都说得清清楚楚。就这样有计划、有准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突然死去，非常悲哀。得知死讯时，他脸部颜色大变，立即宣布停止正在举行的中央党部会议，驱车赶往陈公馆，见到尸体时眼圈都红了。
楼上，陈布雷的办公桌抽斗里，放有三封遗书，是分别写给蒋介石、秘书及后人的，大致内容如下：
致总统：
今后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己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致秘书：
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理……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善后事办毕后，京寓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
一封是致后人的：
勤俭正直，坚忍淡泊，永葆我家优良之家风……
陈布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百依百顺，为蒋起草过大量文章和文告等，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物。抗战期间，宋美龄就十分关心陈布雷的健康状况，经常问寒问暖，以示关怀，并曾每天赠送陈布雷一磅牛奶，让他增加营养。1939年4月间，陈布雷体力不支，精神疲惫，宋美龄便建议他去休养。一天，宋美龄亲口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主席很不放心，嘱我告你，是不是易地疗养？所有休养费用、交通工具，我会关照的。”5月7日，宋美龄又亲到美专街看望陈布雷，还带去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此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抗战期间，宋美龄还想方设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和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陈布雷自尽了，这使宋美龄本来就沉痛的心情又增添了几分沉痛。宋美龄穿着黑丝绒旗袍，在陶希圣的陪同下步履沉重地来到陈布雷遗体旁，看见陈布雷那蜡黄干枯的脸，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她两手颤抖，嘴唇嚅动，流下了几滴眼泪。她对站在床旁的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和女儿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
王允默凄然道：“谢谢夫人，谢谢总统。”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这也是总统的意思。”宋美龄用上海话说道。
“谢谢夫人和总统的好意。”王允默向宋美龄叙说了陈布雷生前打算在杭州择地葬身的想法，辞谢了蒋介石要为陈布雷国葬和公葬的好意。宋美龄回去向蒋介石讲了王允默的态度，蒋介石感慨万千，若有所失，提笔写了“一代完人”一幅横匾。
2.戴季陶也吞了安眠药
国民党的另外一位元老，蒋介石的政治死党，国民党内知名的理论家戴季陶于1949年2月11日夜服下大量安眠药撒手西去，他的死而震惊了国民党朝野上上下下。
戴季陶早期是一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夏季前后，戴季陶与陈独秀、李达等人接触频繁，积极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小组的筹建工作。
应当看到，戴季陶此时具有“双重人格”。正如他自己声称：从学理上承认阶级斗争，赞赏马克思主义；但情感上又总不希望斗争，总希望平和的互助。明明知道这个希望会落空，也免不了去希望它。这种双重人格性，是他的致命弱点，也是他最终未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根源。
1920年夏，戴季陶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工人运动，一面参与筹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孙中山见到戴季陶后，戴季陶便马上停止了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不再参加筹建共产党的活动。
1923年12月，戴季陶回到上海。当初劝阻戴参与创建共产党的孙中山，反思了自陈炯明背叛后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陷入绝境，比较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苏俄的对华政策及其对自己的态度，明智地选择了“以俄为师”，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以便重新开展一场崭新的革命。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会议选举戴季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他目睹协助孙中山和在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办事能力、精力、效率都远远超过“国民党之老朽”。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签署遗嘱，戴季陶正在病榻前，他是遗嘱签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形势复杂化了，老右派分裂出去的迹象已很明显，以蒋介石为首的一直以左派自居的新右派，加紧急夺领导权的活动。戴季陶意识到机遇天赐矣。他以国民党元老、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居，到处大讲“孙文主义”。
六七月间，他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武器——戴季陶主义。其核心是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说成是继承孔子的儒学道德家，把三民主义说成是继孔子之后两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强调团体的“排拒性与独占性”，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就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批判和谴责，戴自己也觉得受到“很大的攻击”。
1927年2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戴季陶受蒋委托到日本活动，寻求支持。3月底归国，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献计献策。他把蒋视为密友，为蒋家王朝的建立呼号鼓吹，竭尽其力。
1928年，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直到1948年，长达20年之久。开初，他热情挺高，制订考试法规，试图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各级官员。但他很快发现，国民党的吏制腐败，任人唯亲。较高职位的谋取，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考试院只不过是装满门面的虚设机构。
戴季陶的热情顿时冷却下来。他也明白，尽管蒋介石是他的老友，尽管他为蒋介石“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但夺得天下的蒋介石不会与他分享天下，只不过被当作“元老”点缀统治、粉饰民主而已。他出于对蒋介石情感上的亲近，也就乐于充当这种角色，力所能及地做些粉饰太平、粉饰民主和阐释蒋介石政策的工作，对实权不再存非分之想。这恐怕也是他能够为蒋所容在考试院长职位上稳坐20年之久的原因吧。
戴季陶在南京国民政府身居闲职越来越笃信佛教，几乎成了未出家的僧人。1938年4月，他曾代表国民政府去四川甘孜致祭五世班禅，与宗教界上层分子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他访问缅甸、印度，拜谒佛教圣地，出席在印度召开的有16国代表参加的摩诃菩提会年会，并担任会议主席。研读佛教经典，崇信佛家思想，寻觅“空境”，练达“不动”，冲淡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上既然能够自觅平衡，活得也就“超脱”了。
1948年底，国民党的全国统治风雨飘摇。在宋子文安排下，戴季陶携家眷飞往广州。他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神经痛症，往往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夜不能寐，常年靠服安眠药缓解痛苦。不管怎么说，这一天尽管死因不明他却彻底解脱了，终于带着自己的遗憾或者是满足，为自己划了一个扭曲的终止号。
据戴季陶的后妻赵文淑讲：戴季陶逃到广州后，等候飞机转往台湾。适孙科亦来广州，意欲占用戴的，先是出于情商，但不待答复，即将戴家的行装搬走，迁到另一住处。戴季陶一看房屋简陋，大为不快，自言自语说：“孙科是什么东西，偏有一般趋势小人捧他，太看不起我了！”这件事梗在心头，认为是奇耻大辱。想立刻启程，而飞机不至。又是闷，又是气，腰酸骨痛的老毛病益发加重了。
戴早年即有阿芙蓉癖，做了院长后，改服烟丸，这时只顾一把把地吞服。原来又患失眠症，床头案角，都放着一瓶瓶的安眠药片．每夜要吞服数次，才能入睡片刻。他死的这一天的清早2点多钟还到妻子的内室，说他已经吃了很多的安眠药，精神亢奋状态尚不能抑制，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
及至赵文淑醒来，医生护士满屋，说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赵文淑讲：“季陶绝不是自杀的，他和蒋介石亲如一体，当他知道陈布雷自杀的时候，还认为陈太对不起蒋介石了。”
戴季陶是否自杀，一时也难以有公论。但蒋介石对戴季陶之死却是着实悲伤了一阵，毕竟是兔死狐悲。
3．活着的人不愿去台湾
蒋介石逃台之前，除对物资、军力进行抢运外，也开始网罗人才，但大部分人拒绝作蒋家王朝的陪葬品。胡适去北平接北大教授，这位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竟然空手而还。更有趣的是蒋经国劝竺可祯去台湾，竺可祯反而劝蒋也留下。张伯苓在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蒋介石亲自劝其去台湾也无功而返。孙越崎不仅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去台湾，而且要了蒋介石的一笔搬家费。
1948年11月下旬，国民党南京方面给北平各大学传令，要求将设备、知名教授一律南迁，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派黄曾越为特使，赴北平游说各校南迁，并给各校寄去大额搬迁费用。
北平是文化名城，国民党当局自知孤城难保，又不甘心将北平灿烂的文化遗产拱手交到人民手中，于是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这场“文化搬迁”运动。
黄曾越一到北平，立即鼓动如簧之舌四处游说，可惜常常碰了一鼻子灰。燕京大学首先表示“不受时局动荡的影响，本校课业照旧进行”；北京大学教授会宣布“北大不是哪个政府的北大，不管时局怎样，本校决不迁校，将来亦不迁校”；清华大学教授会也不甘为人后，做出了不迁学校的硬性决议。
黄曾越见奈何不了几所知名大学，就转而威胁流亡到北平的几所东北大学，他说：“收复东北不是一个短期间的事，既然在华北是‘做客’，迁到南方也还是‘做客’，那就不如迁到食粮来源充足，离战火较远的适宜读书的南方去。教育部的意见是希望东北大学迁福建；沈阳医学院迁歌乐山；长白师范迁衡阳；长春大学迁赣州。”
但是在国民党的劝说、利诱和威逼下，少数知名学者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北平，怅然而去。
12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携夫人江冬秀在南苑机场乘机南去，但他把多年珍藏的书和部分文稿留在了北平，寄托了对北平，对北平文化事业的不舍之情。
紧随胡适之后飞南京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袁敦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北平艺专音乐系主任赵梅伯。
但许多学者不为所动，他们决心安然地留在北平这片热土地上，迎接即将到来的黎明，为繁荣文化而尽力。
当北京大学地下党找历史系的知名教授向达和郑天挺谈话时，两位学者均表示：“请放心，我们不会走，估计多数同仁也不会走。”并答应要动员其他教授留下来。
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接到了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南迁的电报。徐悲鸿于是亲自主持校务会议，讨论迁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