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还规定，上述命令和所需要的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高参或分配在该署工作的“国防部”官员乘专车送达各部队，并在所派高参或部员监督下迅速执行，待完成任务后再回重庆报告。
由于贵阳情况紧急，会议特别要求陈春霖在破坏桥梁后，马上到乌江北岸向贵阳方向派出前哨部队。
可以看出，蒋介石召集的这次会议，并没有议出什么高招。除了消极防守外，就是炸。以破坏道路来阻滞人民解放军攻势，实在是穷途末路者的绝望举动。
16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亲自到川东前线去找宋希濂部了解军情。临行时，他给宋希镰、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保裕等6位将领各写了一封信。
11月20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到川东重要门户白马山附近，重庆已十分危急。
随着前线不断失败的消息传传来，重庆的情况一天天紧张起来。
大小旅馆里，住满了由外地逃来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和逃亡的地主、恶霸。
自国民党广州“中央政府”变成了重庆“中央政府”后，“政府”各部门和“国防部”各厅局全部搬到重庆。
蒋介石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分析，重庆很快会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于是，便令毛人凤派人先到西昌去进行布置，以便四川不保时，逃到西康去。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前锋离重庆已越来越近，蒋介石决定放弃重庆，逃往成都。他一面命令毛人凤赶紧派人进行爆炸和屠杀，一面让阎锡山把“行政院”办事机构迁往成都。
11月27日，国民党重庆“政府”各衙门乱成一团糟。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已停止办公，长官张群被蒋介石派到成都，让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做好接纳重庆撤退官员的一切食宿准备。
11月28日，阎锡山率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由重庆逃迁成都。
同日下午。侍从人员陪着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重庆市区。
满街一派荒乱景象，人们步履匆匆。
蒋介石首先来到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汇处的路口，仰视着高达27．5米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许久。然后，驱车来到杨森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这里只剩下两名副官和几名卫士看守办公室。最后，又来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地址，凝视良久。这时，他的老眼里流出了哀叹的泪花，视线竟模糊起来：啊，一切皆成为过眼云烟，往事不堪回首！
这一幕在蒋经国的记忆中也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
父亲在自己从前的办公室里走了一遍，这间办公室里面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无一不是在抗战期间曾经陪伴父亲六个年头的东西。睹物伤情，在这一行将离开的时候，父亲对室内的每一物件，都显露出深切的眷恋。最后，看到壁上挂着一幅军用地图，就命我把它取下烧毁，然后才安心登车回去。当坐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窝所。
29日，重庆市区内更加混乱不堪。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往成都逃去。
由于各人地位不同，逃跑时的待遇也就不一样。高级行政官员和高级将领坐着飞机逃往成都；大多数中下级官吏和将领则乘坐汽车拼命逃窜；还有不少人只好徒步向成都逃去。从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挤满了逃跑的车辆和人群。
蒋经国怕又出现什么危险，急忙请蒋介石在晚上10点赶赴机场。这时，山洞林园前的公路上汽车拥挤，交通堵塞，混乱不堪。蒋介石的坐车也被堵了3次，不得已下车走了一段路。后又改乘吉普车往前赶，午夜才到机场，随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于白市驿机场。
这时，重庆市区的爆炸声连成一片，这是国民党特务在启爆一批又一批重要目标。
30日早晨6时，蒋介石逃离了重庆这座曾让他心醉神怡的山城。
2．到成都
1949年11月30日夜晚，成都平原上雨雪霏霏，寒意袭人。
一架巨型客机，在两架侍卫机保护下，掠过黑沉沉的天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降落。
机舱里坐着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蒋经国、俞济时、黄少谷、陶希圣等人。他们在重庆的炮火中，仓皇逃遁到成都。
站立在机场寒风中迎接的，有四川军阀王陵基、邓锡候等人。
蒋介石头戴黄呢博士帽，身披黑呢大氅，步下了机舱舷梯，和列队鼓掌欢迎的要员们一一握手。然后回头对俞济时说：
“飞行人员都不准离开飞机，日夜值班。”
俞济时连忙把蒋介石的命令传达下去。
一行人驱车到了成都北教场的中央军校本部。蒋介石下榻在楼上。他指定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几个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蒋介石叫胡宗南、王陵基先留下。他对胡宗南说：
“我现在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你为副长官兼参谋长，你要死守成都。”
“委座，”胡宗南忧心忡忡地说，“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过：‘成都非坐守之地’。”
“谁说？”蒋介石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诸葛孔明不是辅佐刘备父子在成都立国的吗？”
蒋介石瞪着眼睛责问。他想：为什么往日一向唯唯诺诺的胡宗南，现在老是同我唱对台戏？
“委座！”胡宗南还是不知趣地振振有词，“正因为成都非坐守之地，所以孔明要六出祁山，以攻为守。”
这时，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也来了，凑上来说：
“成都是盆地，久守固然不能，胡长官，你有三十万人马，守一些时候总是可以的吧。”
“假如真要暂时守成都，”胡宗南无可奈何地搔搔头皮说，“自古以来兵家都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如打到成都附近，那就再守也守不住了。就目前形势来说，我认为还是放弃成都，撤退到西康、云南一带为好。这样可以保存实力，实是上策。”
胡宗南干脆打开军用地图，指着地图说：
“现在脱围还是时候，迟了就不可能了。现在从邛崃山攻雅安，占沪定，从乐山过蓑衣岭到西康，我们是可能做到的。但首先要解决刘文辉和邓锡侯的问题。”
按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想把自己的四十万军队弄到康藏去，企图保存实力，而把川军推向火海，调到成都的前线来当替死鬼。
谁知张群插话了，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说：
“胡长官，我保证刘文辉、邓锡侯可靠。你这办法不能用。”
蒋介石内心里本来是赞成胡宗南的方案的。但刘文辉、邓锡侯两人毕竟是四川的实力派，而自己又流亡到成都，正在他们的地盘之中，弄得不好，连他自己也会插翅难飞的。所以只好劝胡宗南：
“刘文辉、邓锡侯虽然同中央有矛盾，但是他们同共产党毕竟是合不来的。在目前形势下，要团结他们，安定他们。你执行我的命令，死守成都。只要守住六个月，国际形势一定会起变化，美国答应出兵，诺兰上月来见过我，他作过保证。”
蒋介石还痴心妄想地牢牢记着诺兰的空头许诺。
胡宗南告辞出来后，仰天一声长叹说：
“我的四十万人马，早晚要被张岳军给埋在川西。张岳军哟，你还说这些四川土皇帝可靠，你就等着看吧。”
王陵基也是四川土皇帝，但他和刘文辉、邓锡侯有矛盾，深受他们排挤，已在四川兜不转了。这次，他重新当上四川省主席，是蒋介石特别提携起来的。他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由蒋提名才于今年7月从广州返抵重庆复职的。
王陵基在蒋介石心目中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尽管张群、刘文辉等人常在蒋面前攻击王陵基是“王灵官”，要搬掉王这块绊脚石，蒋介石也不为所动。
“下午3时，我在军校召见诸将领，你也参加吧。”
王陵基从蒋介石的客厅里告辞出来，俞济时代蒋介石送客，陪着王陵基穿过军校校园，边走边说：
“方舟兄，在全国将领中，总裁特别器重你哪，对你寄予了中兴复国的殷切期望。”
“哪里，哪里，”王陵基连连谦辞，“岂敢，岂敢！”
他嘴上虽这么说，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得意，没想到福星高照，蒋介石居然对自己如此青睐，真成“王灵官”了。
下午3时，张群、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王缵绪等都到了军校的小会议室，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聆听他的教诲。
蒋介石今天全副戎装，穿戴特别整齐，胸前悬挂着明晃晃的青天白日勋章，他坐在长桌后面的高背沙发椅上开始训话。
他首先谈了川东作战的经过和这次撤退的部署，说：
“我们是作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准备在川西与共军进行决战。”
蒋介石声音有些沙哑，双眼布满红丝，面容显得非常疲惫，但是他还是提高声音说：
“胡宗南副长官所属的几个兵团还是完整的，尚可一战。希望川康方面的朋友与之合作。”
说到这儿，他目光扫了一下，最后停在刘文辉、邓锡侯的脸上，用征询的口气问：
“诸位看看，这一仗如何打好？”
会场上一阵沉默。刘文辉、邓锡侯缄口不言，其他人也不敢贸然发言。
“说哟！你们发表发表意见看。”蒋介石催促了。
经过这阵难堪的静场，有的人只好言不及意地敷衍，最后会议还是不了了之。
杨森逃离重庆之后，狼狈不堪，12月8日到达广汉。
安排停当，杨森就到成都去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对杨森抚慰了一番，表彰他保卫重庆有功，很好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
重庆已经解放，重庆卫戍总部当然不用存在了。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杨森的信任，派杨森为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
正当杨森在绵阳成立了指挥所，想以卵击石地阻挡解放军进攻时，13日早晨，他突然被副官叫醒了：
“司令，彭县来了个人，要面见司令。”
“有什么事？”杨森从床上坐了起来：“是谁派来的？”
“他说是刘文辉、邓锡侯派来的。”
“什么？”杨森听了十分惊讶，“叫他在会客室等一等，我马上出来。”
杨森一面穿衣梳洗，一面心里狐疑不定：
“他们派人给我送信干什么？又想耍什么新花招吗？”
刘文辉、邓锡侯是杨森的老冤家、死对头，从北洋军阀时代一直到今天，不是你上我下，就是你存我亡，虽然有时也联合对敌，结过同盟，但几十年来一直是貌合神离，互相对立，互相拆台。
杨森走了出去，来使马上立正，敬礼，随后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非常慎重地交给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