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人凤已率领保密局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对此命令不予理睬。李宗仁见命令无人执行，即给重庆市长杨森打电话，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却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囚禁在什么地方，也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指令。
其实，杨森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囚于何处，而且还经常同杨虎城见面。杨森怕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移别处。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决定将杨虎城移禁贵州。
杨虎城听到要将他移禁贵州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代总统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
尽管一再坚持，但不起任何作用。于是，杨虎城只能郁郁不欢地与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宋绮云及妻子、孩子同去贵州。
1949年8月，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蒋介石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除了蒋介石没有法子杀得到的人以外，他可以杀的，便要杀个痛快，决不留下后患。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时，他毫不犹豫地说：“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蒋介石还指示毛人凤，把杨虎城及家人和秘书等押回重庆，秘密处死，不让外人知道。
毛人凤奉命后，即派周养浩去贵阳接杨虎城。行前，毛人凤召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方案，并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当时，陆景清还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参加。
次日，杨进兴、熊祥还把准备好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并选择最为僻静的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为暗杀地点。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杨虎城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屡屡受骗的杨虎城不信。周养浩便说，这次很有希望。杨虎城心里明白，自己被囚禁那么多年，蒋介石从来没有召见过他。何况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末日已到，还会释放他？所以，杨虎城异常冷静。
周养浩在押解杨虎城等人回重庆之前，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毛人凤便下令先一天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将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当杨虎城等乘汽车于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虎城在松坎的小客栈内睡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午觉，同时通知重庆做好一切准备。
下午4时，周养浩命令特务押解杨虎城等人从松坎出发，到重庆时，天已黑下来。毛人凤已派杨进兴准备好轮渡，等候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达松林坡。
杨虎城下车后，两个特务假惺惺地搀扶着杨虎城走上300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也被两个特务挟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的两个孩子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300多级石阶。
杨氏父子被带到戴公祠前，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正房。杨虎城对这一切布置感到莫名其妙。
特务们担心他们的阴谋被年仅20多岁的杨公子察觉，进而奋起反抗，所以决定先解决他。当杨公子刚一踏进卧室，便被预先埋伏在门后的特务用利刃从胸膛插入，他惨痛地叫了一声“爸”，正欲挣扎，又被特务连刺几刀，倒地身亡。
杨虎城听到儿子第一声痛苦的惨叫时，已知凶多吉少，但还掩藏不住自己对儿子的疼爱之情，想转身看个究竟，刚一回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哟”的一声，便痛苦地倒在地上。刽子手还不放心，又补上几刀，确认已经死亡，才急奔下山。
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利刃，径直撞入宋绮云夫妇房内，宋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求情，请他们饶恕这两个孩子。丧失人性的刽子手根本不予理睬，恶狠狠地向他们身边逼近。
这时，两个八九岁天真无邪的孩子正玩得高兴，一看这情形，吓得直哆嗦，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当宋绮云夫妇被逼到墙根时，刽子手们凶神恶煞般地扑了过去，毫无人性地当胸连刺几刀。孩子们吓得号陶大哭。
刽子手们连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恶狠狠地向孩子们嚎道：“不准哭！”孩子们被吓得不敢出声，更紧地搂抱在一起。
当凶手把刀从宋绮云夫妇身上拔出来时，两个可爱而又天真的小孩，竟不约而同地跪子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希冀免于一死。那两个小孩哪里知道，秉承蒋介石多杀为上政策的毛人凤，主张斩草除根，所以他要将杨、宋的孩子统统杀掉。当时曾有人问过毛人风，小孩怎么办，毛人凤很干脆地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此时，刽子手更是杀红了眼，哪管两个弱小生命的哀求，他们把罪恶的刀刺入两个孩子的后背，直穿胸前。
事后，毛人凤对沈醉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3．杀杨杰
杨杰，字秋光，1889年出生于云南大理，曾先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48年1月，民革在香港成立时，杨杰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民革从香港派人到云南同杨杰等联系，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配合中共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解放云南的战斗。
在昆明，杨杰还不时发表演讲，阐述对形势的看法。一次，他应昆明报界编辑人联谊之请，公开以《国内外时事分析》为题，作了极为动人的讲演。
他首先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接着，他把国民党统治区比作一条大蟒，黄河、长江是蟒的尾巴和身颈，现已被人民解放军拿住了，只剩下四川和广东两只眼睛，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杨杰以一个军事学家的社会地位，对当时国内局势做出如此生动客观的分析，无不令人信服，对国民党的军心足以起到动摇涣散的作用。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原系陆军大学毕业的有正义感的军人，对他非常崇敬，受他的一言一行所影响。这样，蒋介石更加对他恨之入骨。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邀请杨杰到南京共商国是。杨杰没去，指派陈复光为代表到南京面复。
陈复光从南京回来向杨杰汇报说，李宗仁非常希望杨杰的合作。
然而，此时杨杰已一心向往新中国，不但毅然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而且加紧了对卢汉的工作，并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反蒋活动。
蒋介石对杨杰的行为恨到极点，必欲杀之而后快。
1949年8月初，蒋介石终于下达了暗杀杨杰的命令。
保密局长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先后两次向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特派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发出密电，命令他立即暗杀在昆明的杨杰、陈复光以及云南民政厅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保安旅旅长龙泽汇等5人，以“稳定”云南的局势，把大西南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但是沈醉因其母反对不好下手。
毛人凤得知沈醉因母亲反对不好下手的情况后，就命令他把全家送往香港，以便以后更好地采取行动。
这样，沈便把母亲和全家送到了香港。
9月6日，卢汉坐飞机去重庆见蒋介石。
沈醉准备只要卢汉在重庆被扣，就马上命令军统特务同国民党二十六军一同行动，进占昆明，把杨杰和卢汉的亲信全部逮捕，把几个保安团全部缴械。
9月8日，毛人凤给沈醉发来急电，称卢汉已同意在昆明来一次大逮捕。
沈醉接到电报后，便马上召集在昆明的10多个特务头目开会，将近千名特务和武装部队人员组织起来做好大逮捕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时，监视杨杰的几个特务也已做好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杨杰逮捕起来。
9月8日下午，卢汉坐飞机从重庆返回昆明。
与此同时，杨杰在永昌祥商号碰到卢汉的英文秘书赵康节，得知卢汉安然回昆，便马上警觉起来，意识到昆明马上就要出乱子。
于是，他马上让其侄女婿、裕滇纱厂经理朱健飞替他设法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并由朱健飞驱车将他送上飞机。在去飞机场的途中，杨杰躲在汽车后座下面，所以监视的特务没有发现。
杨杰乘坐的飞机刚刚升空，保密局西南区主任徐远举便带着大批特务乘专机在昆明着陆了。
徐远举与沈醉见面后，连茶也没喝一杯就直扑杨杰家，结果扑了空，只抓到了杨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接着又抓到了去杨杰家的陈复光教授。
徐远举把陈复光带到沈醉家楼上会客室中，让他听楼下被改成刑讯室的房间传来的受刑人的惨叫。
陈复光害怕了，很快就供出了杨已于当天上午飞往香港，正是徐远举下飞机时，杨乘坐的飞机刚好起飞。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走的消息，大为震怒，又派毛人凤带着周养浩等人赶到昆明。
来到沈醉家，毛人凤把他大骂了一顿，责怪他没早日杀掉杨杰。
事后，特务们从杨家里抄到的日记、信件中找出了杨杰在香港的关系。
蒋介石得到毛人凤的报告，即刻下令要在香港杀掉杨杰。
9月17日，毛人凤由昆明打电话到广州，让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通知正在香港伺机刺杀龙云的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让叶掉转矛头，先干掉杨杰。
9月19日下午4点多钟，在做好周密准备后，叶翔之带着韩世昌等4名特务来到轩尼诗道二六○号，看到杨杰在四楼平台上乘凉，凭身俯视街景。
叶翔之马上派韩世昌借送信杀掉杨杰。
特务韩世昌丢掉手里正吃着的苹果，手拿信，暗藏手枪上楼，另一名特务则在楼道里监视和接应。
韩世昌借送信为名，进入杨杰住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
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将信交给杨。
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掏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杰应声扑于桌边，韩又补打一枪。
见杨被打死，韩又把电话线割掉，忙转身退出，然后将铁门关好，反锁下楼。
五个特务马上乘两部“的士”从容逃出香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位富有国际声誉的军事战略家——杨杰将军，就这样牺牲于蒋介石特务的枪口之下。
三、梦断西南，诀别大陆
1．陪都风雨
蒋介石很迷信，据说有人对他讲过：胜在川，败在湾，有过抗战在重庆胜利的辉煌，他又到重庆来故事重演，但这一次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8月24日早晨，珠江上还飘着淡淡的乳白色晨雾。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坐车来到天河机场，乘坐机往四川重庆方面飞去。
重庆白市驿机场，张群、王陵基、杨森等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要员恭候着蒋介石的到来。
12点半，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蒋介石走下舷梯，张群等人鼓掌欢迎，但人数不多，显得掌声零落，气氛冷清。
随机而来的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等人簇拥着蒋介石上了轿车，向重庆市区驶去。
下了车，蒋介石望了望林园周围的景色。抗战时期他曾在这里住过。几年过去了，虽然国势和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林园的景色却没有什么变化。
蒋介石决计要在这里重温旧梦，把四川和整个大西南守住，等待机会，然后再进行反攻。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陪蒋介石进了荷屋。刚坐下，蒋、张两人便开始商议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和具体部署。商议的结果，决定先召开西南军政官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将领坚守西南，等待世界局势的变化。
这次军事会议总共历时不到3个小时，既无议案，也无讨论。一些国民党将领在会后觉得这种会议是多余的，不但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反而使大家更加感到局面的日暮途穷。
为了保住大陆上尚存的一点江山，蒋介石东奔西跑，一会儿台湾，一会儿厦门，一会儿广州，一会儿舟山岛。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3岁生日。
白天，蒋介石带着儿子在台湾岛上奔波了一天，晚上回到日月潭附近的涵碧楼，静坐沉思，感慨万千，摊开日记，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亿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己，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另外，他又作“六三自箴”一首：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
毋恼毋怒，莫矜莫慢。
不愧不怍，自足自反，
小子何幸，独蒙神爱。
惟危维艰，自警自觉，
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在逃亡奔波中，蒋介石心境黯然，上帝似乎成了他心中主要的精神依托。然而，万能的上帝并不能保佑他不再遭受失败。
10月底，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攻打大西南的战役。
蒋介石对解放军攻打大西南并不感到意外，令他头痛的是解放军声东击西的战术，让他判断不清对方的主攻方向在哪儿。
11月9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发来密电报告：“李宗仁由滇回桂林，不敢回渝主政；必待总裁来渝后，彼再来渝。”
蒋介石不知李宗仁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疑心重重，决定再一次亲赴重庆，挽救残局。
11月14日上午10时许，一溜小轿车驶进了台北松山机场。
蒋介石从第三辆汽车里钻出来，然后在一些将领和侍卫人员的簇拥下登上了中美号专机。
下午3时1刻，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除众人瞩目的蒋介石外，还有郑彦棻、黄少谷、谷正纲、沈昌焕、俞济时、蒋经国、曹圣芬、周宏涛等人。
赶来机场迎接的国民党党军政要员有张群、朱家弊、陈立夫、顾祝同、钱大钧、杨森、孙镇等人。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在机场发表了简单的演说。接着，蒋介石在张群的陪同下，乘车离开机场，往山洞林园官邸荷屋驶去。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川东防线很糟糕，宋希镰部节节败退。蒋介石刚到重庆，一封又一封紧急电报就送到他手上。
11月15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防御和迟滞共军进攻的策略。
顾祝同和肖毅肃等“国防部”官员简要介绍了一下前线的紧急情况。
接着，蒋介石板起一张阴脸，说：“前方的情况大家已知道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共军今日要攻我贵州省会贵阳了，共军真是太狡猾了。”
众将领都明白，上次蒋介石来重庆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认定共军要从北线进攻四川，而现在共军却从川东和川东南方面发起攻击，真是失算了。
蒋介石不好怪罪众将领，只怪共军狡猾，自己又上了其“声东击西”计谋的大当。
蒋介石讲完后，见谁也不愿先发言，便说：“其他什么问题都不要去说了，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商议阻敌谋略。大家有什么随便说吧。”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直到下午，才议定出几条措施：一是急令四十四军陈春霖部、贵州保安第一旅，分别沿乌江布防，协同宋希濂部，凭借乌江天险，阻止共军前进。二是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发布命令，让陈春霖军长派人迅速将乌江大桥彻底破坏，以阻止共军渡江北上；命令一一○师师长雷鸣，指派专人，组织力量，马上将大巴山通往陕南共军方面的道路予以完全破坏。三是命令西南补给区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炸器材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