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墓志铭文全篇，倍感孙觌所撰韩世忠晚岁境况，虽仅止于了了数语，但却蕴藏极深，显然给古今读者留有许多质疑。譬如：他只如实地写尽了韩世忠的一生辉煌战绩，但对其力排和议，章十数上；痛斥秦桧误国；为岳飞父子冤死直面朝堂责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等等，为什么只淡淡数语？又如，高宗皇帝确也曾对韩世忠宠信有加，没少赐赏，为什么也仅只了了数语？难道这些还算不上“大者”？
窃以为，这诸多质疑，就深藏在如前所引韩世忠恳意“乞请骸骨”之委婉言辞间。而“实怀危溢之惧”一语则道破了他于彼时彼刻决计“思避”的历史真相。韩氏家族所以乐意接纳此墓志铭文并刻石永垂后世，足以证明韩氏家族彼时彼刻也同样心存余悸，不敢多有奢望！
倘若不然，依然位当国公、郡王之列，依然享有“奉朝请，节钺如故”虚誉的韩世忠，为什么要十余年间恪守“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而不敢稍有疏忽呢？间或也出去走走、看看西湖风光，即便多喝几杯，醉卧林泉之间，藉以排解其满怀愁肠和郁闷，又为什么只是“骑一驴，从二三童奴”呢？按常情而言，韩爷大可以八人大轿之尊、前呼后拥之众、妻妾左右之荣，风风光光地出入相府，仅“骑一驴，从二三童奴”岂不太寒酸？而原来的将佐部曲又为什么总是见不上他的面呢？细心品读这了了数语，所谓“知人论世”，唯有的破解则应该是：曾经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韩爷，而今心里最明白：他业与高宗、秦桧之流势若水火不可相容，再不能越雷池分寸；他必须甘居平庸、严密封锁自己！其良苦用心只在于他要着意避免秦桧耳目关注，无奈以韬晦策略来保护自身、家人以及其将佐部曲；唯其这样，客观上还可以给高宗、秦桧之流送上这样的一个“信息”：即绥德汉韩世忠业已沉迷于酒与湖光山色。概言之，韩世忠晚岁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摆脱如此厄运。
至淳熙三年赵雄撰写神道碑记时，尽管秦桧已死，其党羽也如鸟兽而散，但高宗依然被尊为太上皇，那一纸厚颜无耻的“诏令”，依然如泰山压顶。身为相臣的赵雄，既得顾全皇家的尊严，更要保全自身，关于韩世忠晚岁十余年间之历史真相，也只好避而不尽说破。赵雄既深知韩世忠在南宋史册中“中兴第一”、“半壁孤撑”的重要位置，又对韩世忠其人确乎满怀敬仰之情。由是，他的神道碑记既着意于美誉高宗、孝宗两帝，也同时详尽地记述了韩世忠一生的赫赫战功与高风亮节。至关韩世忠晚岁境况的历史真相，则以明显的含蓄、模棱笔法，点到为止，引而不发，让古今之读者自己去细心品味。譬如，关于韩世忠之兵权被夺、相权被罢，仅止淡淡几句；又如，关于晚岁身处被胁逼、监控之危境，先后两处着笔，也只是了了数语；凡要害处，谨以“实怀危谥之惧”，“权臣孔炽，王最为所忌嫉”一语道破；又如，关于韩世忠之丧葬，赵雄在特意记述了秦桧胁逼诸孤恳辞高宗临奠之史实后，谨以“其始终恩过如此”一语论定，那笔端所蕴含的叹惋、不平乃至讽嘲意味儿，显然是针对高宗而发！
赵雄笔底的这些缺憾，显然是一个史臣和朝廷重臣的时代局限。譬如，关于韩世忠之晚岁肆酒，孙觌墓志铭文所以写，其意只在于指明“借酒浇心中块垒”，其言外之意，留与古今读者去仔细品味！而赵雄神道碑记却以“放意林泉壶觞间”相照应，便增添了些许美化、粉饰的意蕴，误导了元妥妥在编纂《宋史·韩世忠传》时，妄加整合、增删，竟成了“纵游西湖以自乐”！由是，进而又误导了后人读韩世忠传，也以为韩世忠晚年竟是一个天天（或经常）骑了毛驴儿、带着一二童仆去游山玩水的平庸之辈！我绥德汉韩世忠，岂不冤哉哀哉？
（二）韩世忠晚岁十余年间“独好浮图法，自号清凉居士”，仅只是表象，赵雄所以如是说，其文字背后大有质疑可究！
首先，“独好浮图法”说，以“鸿庆居士”自命的孙觌在撰写墓志铭文时为什么只字未提？请读者注意：那一篇墓志铭文是韩氏子孙等待了七年、恳意请求、一致认可后始刻石永垂后世的！韩世忠晚岁倘若果然虔心向佛，遁入空门，曾与韩世忠同年月共为朝臣的孙觌，又岂能忽视此“平日见闻”之“大者”？其原因很简单，当时，尽管那秦桧老贼已经死了，那高宗尚在皇位，被罢官落职、远徙乃至杀头抄家的元勋重臣如张浚、吕颐浩、张鼎、王庶、胡诠等等均尚未解除罪籍，于此时月揭示中兴第一功臣被迫皈依佛门以“居士”潜心于释道，拒绝或不再应付“朝请”，这无异于“泄露天机”、谤讪朝政；故隐而未志，是为上策。至淳熙三年赵雄依承诏命撰神道碑记，碍于高宗人尚健在，那一纸臭名昭著的诏令不可逆忤，谨以“终日淡然，独好浮图法，自号清凉居士”予以揭示，依然是“点到为止”的笔法。“自号”者，显然不是广为人知或为社会公认者也！
至于后来史家、学者指说和相信韩世忠真的虔诚向佛，所以“自号清凉居士”，盖因其为延安府人，延安城东有清凉山古寺，是韩世忠怀念故土、老死尚存狐首之望云云。这样破解韩世忠自号清凉居士，仅只说对了一半！诚然，绥德汉韩世忠于有生之年确切念念不忘故乡热土，绥德民间至今有其眷恋故土的诸多动人传说；而且，他少年时期也确曾在家乡寄身于佛门一年之久，深得长老钟爱，教以识字、诵经、苦炼武功，与佛门早有缘份在。但是，他心中的清凉寺，并不在延安，恰在其祖籍绥德界地。据民间传说，唐高祖李渊举兵反隋，其四弟为避祸患，遂由晋潜来河西，隐名埋姓，削发为僧，所皈依之佛门，就是古绥州城东三十华里许之清凉寺。后，李世民继位，得知其四伯父皈依所在，遂传喻赠黄金百两、白银数千两以示恩养。由是，清凉寺遂增葺一新，成了绥德州界之名山胜迹，香火会事，经久不衰。少年时期的韩世忠，因家境贫苦，浪迹古州城乡，每多乞食、投宿于古寺庙间，亦自当与清凉寺深有缘份。说韩世忠以“清凉居士”自号系怀念故土、老死尚存狐首之望，诚有所倚也！
然而，韩世忠以“清凉居士”自号，则更有其深沉的旨意在。唯有揭破这层更隐密的旨意，始能见出韩世忠晚岁的历史真相。
那么，韩世忠自号清凉居士的深沉旨意又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自号“清凉居士”亦类如“放意林泉壶觞间”，韬养策略而已；而其更深沉的旨意，却被韩世忠密封在心底，即：默诫自己乃至家人莫再对高宗老儿及其南宋王朝寄托任何幻想，凡事事时时，寸寸步步务须得持之以清醒、视之以冷漠！绥德汉韩世忠心里很清楚：和议事成，满朝文武唯秦桧脸色是尊、唯秦桧所言是听；只因为反对和议，他自己分明是一个没加罪名的要犯、一个未置典宪的首恶；他与家人倘若再稍有疏忽，等待他的便是岳飞父子或张浚、吕颐浩、胡诠诸重臣的下场。所幸者，是绥德汉韩世忠的功勋太显赫、人望太高，连高宗也心怀愧疚，奈何不得。而此时此刻韩世忠的真实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
“龙虎啸，风云泣，千古恨，谁评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笛管，銮舆步老辽阳月，把唾壶敲碎问蟾蜍，圆何缺？”此乃蕲王所填《满江红》词之下半阙，足见他心底如万里长江，波涛滚滚、不肯平静；但于此刻此时，他必须得以清醒、清闲、冷漠、冷淡为诫，强以“万事皆了”、“万念皆空”的“佛门中人”来给高宗和秦桧之流看！
“荣华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翁，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此乃蕲王书赠好友、故尚书苏仲虎所填《临江仙》词之下半阙，这样苟且活命，对于封功盛烈的韩世忠本人来说，其精神之痛苦诚然生不如死，但他却只能如此这般地活着，别无选择，而其“单方”之要旨，依然严密封锁，对好友也不肯说破！
（三）诠释韩世忠晚岁“以清凉居士自号”的史实依据又是什么？
（1）高宗其人
历代帝王之本纪，莫不依皇宫秘府所藏《玉谍》、《实录》等典籍为蓝本。应该说，《宋史·高宗本纪》所载内容不会有大的差错和失真。
细读高宗本纪，令我辈至为惊愕的则是：偏居江南一隅之南宋王朝，时危势险，民艰财匮，作为一国人主之高宗，当务之急本应该是君臣同心协力，安定内乱，抗禦外患，收复河山，完成一统。而登上龙位之后的高宗竟置江山破碎、生民涂炭于不顾，唯金銮宝殿是念，唯奸佞秦桧之流是宠，但凭个人恩怨一味地玩弄权术，累致历任贤相良将频频遭受贬斥，轻者罢官，重者远徙编管，甚而至于杀头抄家、株连无辜！其在位之三十六年中，当朝文武重臣被罢官罪斥者四十余人（次）。其间，有的人竟被他罢而复用、用而再罢，反复无常，类同儿戏！不妨略举数例以资佐证：
赵鼎崇宁五年进士，官至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与张浚、吕颐浩等先后并为相臣，只因其以复兴为志，荐用岳飞、力主保全东南根本、辟排和议、忤逆秦桧等原因，罢而复用，于绍兴八年罪斥潮州编管，后又远徙吉阳军，诏告“遇赦不许检举”，终致其三年后绝食而死，世称南宋中兴贤相。因同情赵鼎而遭株连的朝廷重臣和州府官员竟至二十余人之多。其中，最可叹亦最可笑的，则是潮州录事参军石恮，赵鼎人都死去三年多了，不料竟有人检举揭发说：赵鼎在潮州管所时，石恮曾厚待过赵鼎。由是，石恮便以“交通鼎”坐罪而被除名，远徙于浔州编管。尽管这事乃秦桧所为，但其敢于如此胡作非为，所倚恃者谁？不正是高宗老儿者也！
张浚其权位与韩世忠几近比肩，先后三次被罢官去职。读者尚许记得：绍兴三年，苗傅、刘正彦挟持隆佑太后与年仅七岁的太子叛乱，胁逼高宗还帝位于所谓的“正宗”，改元明受，伪命朝臣，妄图“假天子以令诸侯”。倘若没有张浚、吕颐浩、韩世忠三重臣合力讨叛，高宗的瘦命儿也恐难以保全，然而，时隔仅止五年余，只因张浚力主北讨、反对和议、始终不肯苟合奸贼秦桧，竟被秦桧列为“不杀之死不瞑目”的冤仇怨敌之首，题名于“一德格天之阁”卧室内壁上，以示其心志，其门人故吏又一大批横遭株连，竟致朝廷“省台一空，皆桧党也！”
由是，朝廷上下，凡忤逆秦桧父子、诋议和议者，祸从天降，时有所闻。譬如，绍兴十一年岳飞父子被诬冤死，家属徙广南，部属亲友丁鹏、何铸、张戒等连坐，仃官远徙、黥面发配，论罪有差。十三年三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罪下狱而死；张九成以“鼓倡浮言”罪名贬官，累及曾宗杲亦以“坐罪”而被编配。十四年，右武大夫白锷以“燮理乖张”罪名刺配万安军；太学士张伯麟以曾于壁上题言“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坐罪“讥谤”，杖脊，刺配吉阳军；解潜被罢，戴罪家居，辛永宗总戎部伍，皆以“不附和议”坐罪，解潜流窜安南死，辛永宗编管肇庆死。倘若类比韩世忠曾经累上章反对和议、疏奏秦桧误国之大议谠言，韩世忠及家人，岂不更在“罪该万死”之列？
（2）更可惧者，秦桧父子竟将其党羽遍布社会各阶层，士、农、工、商乃至走夫小贩之言行举止，莫不受其耳目爪牙所监视。譬如，绍兴十六年六月，茶陵县丞王庭珪因作诗赠胡诠竟以“讪谤”坐罪，责远徙辰州编管。绍兴二十一年正月，李光因“交通”赵鼎被罪也远徙异乡，其子李孟坚在家读其父所撰私史，多有称颂、赞叹之词，竟被两浙转运副使告发，以“语涉讪谤”下大理寺听审。三月具结，诏李光遇赦永不检举，又罪加一等！其子孟坚除名，远徙峡州编管，连坐胡寅、程瑀、潘良贵、张焘等八人亦降黜有差。绍兴二十年，进义副尉刘允中以“指斥谤讪”罪弃尸街市。二十二年三月，相臣王庶已被罪远徙。秦桧父子尤不解恨，竟又连兴王庶之子王之奇、王之荀和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冤案，罪名皆因“谤讪朝政”，株连所及之众，震惊朝野。又如，孟长卿、芮烨共赋牡丹花，诗中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句，竟被邻人告发，皆被罪斥编配。再如，前泉州知事、宗室赵令衿老先生，已年迈赋闲居家，因闻秦桧所建家庙告竣，前去观看，不禁借用孔老夫子圣人之语慨叹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被一个名叫汪召锡的人告发，竟以“讥讪秦桧、交识罪人”，责徙汀州居住。仅一句慨叹，原出圣人之口，连皇家近族中人也在劫难逃，足见秦桧父子专权下的南宋王朝，“竟是谁家之天下？”
凡此种种，举不胜举。然而，这只是秦桧父子独揽朝政、罪恶昭彰之一面，尚有其更可恶的一面则是：秦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如孙近、韩肖胄、楼昭、王次翁、范同、万俟楔、程克俊、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复、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率拔自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默拱而已。”秦桧所以能一手遮天，无所顾忌，还在于他同时为自己拉拢、培植了大批亲信和党徒，营造一个“秦氏独立王国”，“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秦氏父子专权下的南宋王朝已沦入秦氏之手，其政局之腐败、黑暗，为中国史册罕见！
处身于如此政局下，已被夺权、罢职之韩世忠，倘若不以“壶觞”、“居士”权为韬养计，不将自己乃至韩府上下、庄院内外所属百余人丁之言行予以严密封锁，又能奈何？所幸者，绥德汉韩世忠从“乞骸骨”直至其薨，始终十分清醒——清醒秦桧父子乃至高宗绝不会原谅他的至死不肯低头！所以，他于晚岁十余年间之“遁世”，实乃是他与南宋王朝的彻底决裂，亦是他百年人生初由平民百姓而至王、公大人，晚岁再由王、公大人回归于平民百姓，终于大省大悟！
（3）和议事成，继尔金人败盟，兵分四路入侵，举国上下物论哗然。当此生民涂炭，举国危难之时年，绥德汉韩世忠不但处身于黑暗政局之胁逼，同时，他更背负着来自高宗着意施加予他的精神重压，即：秦桧父子一而再三地被赐予恩宠，他则被置于极度冷淡的尴尬境地！
读者且看如下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