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字形取名时，过去有两种技巧，一是拆姓为名，一是增姓为名。所谓的拆姓为名是指命名时截取姓的一部分作为名，或者把姓分割成两部分作为名。如：商汤时的辅弼大臣伊尹，就是取姓的一部分“尹”作为名的。此外，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著名作家舒舍予（老舍）、张大弓、计午言、董千里、杨木易也都属此范畴。另外还有雷雨田、伺人可等也是把姓拆为两部分作为名的。古代有些人将名剖分为字，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皋羽，字即由名拆开而成。明唐的章溢字三益、元代徐舫字方舟、清代的尤侗字同人、林佶字吉人都属此类。
还如清代的毛奇龄字大可等。还有些人是将姓名剖分为号，如：明代的徐渭号水月田道，清代的胡珏号古月老人，则又分名人号。
所谓的增姓为名是指在姓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笔画或部首构成一个新字成为名，如林森、于吁、金鑫、李季等。旧时爱将姓名用字的部首偏旁相同，并将此作为一种命名技巧来推广，如李季、张弛，这种取名方式都是不值得推崇的。
总用谐音不雅的字词
有些人的名字，从字面上看十分高雅，写起来也十分好看。但由于读起来会与其他一些不雅的词句声音相同或相似，便很容易招致人们的嘲弄和谐谑，成为人们开玩笑的话题，具某种滑稽的喜剧效果。
这种语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中某些熟语，一种是贬义词。
例如：刘产（流产）、范剑（犯贱）、范统（饭桶）、朱逸群（猪一群）、秦寿生（禽兽生）等。
上述谐音使人的姓名读起来显得不够严肃、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让人笑话。另外有一些名字易被人曲解为贬义词，如：夏建仁（下贱人）、矫厚根（脚后跟）、沈晶柄（神经病）等。
这种谐音常常变成绰号。父母起名时，如不谨慎，很容易给儿女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到那时可就后悔已晚，所以取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忌用过于时尚的字词
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总会涌现出一些极为时尚的字眼儿。如果命名时追逐这样的时髦字眼儿，必然使人感到家长文化水平低，甚至俗不可耐。而且这样的名字也容易“撞车”。20世纪50年代的“国庆”，70年代的“红卫”，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李国庆”、“马国庆”、“陈国庆”、“王红卫”、“刘红卫”“赵红卫”……又可谓千人一名。由于政治狂热情绪的发展，把政治色彩加入姓名中，曾一度成为最时尚的事情。当然，名字的确需要色彩去装点，但姓名的色彩必须五颜六色。
大家都去追逐时髦的字眼儿，也未免太单调呆板了。由此不能不让人反思。虽然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并且讲究“礼”、“仁”之类的字眼儿，如果剔除范字，“礼”、“仁”之类的字眼儿使用频率并不高。
这说明古人命名也不爱赶时髦。历代儒家大师，那些拼命向人们宣讲“忠孝仁义”的大儒，哪一位名字里有“礼”、“仁”之类的字眼儿？孔子讲了一辈子“仁”，他为儿子取名却用了鱼类的名字鲤。由此可见，追逐政治上的时兴字眼儿，只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这是追逐时髦的一个弊端。
另外，最好不要起过于西方化的名字。中华民族的子孙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文化取向，不应该妄自菲薄。尤其是在命名上，要具有民族特色。民问认为，选用近于西方化的名字，如乔治、彼得、安娜、玛丽等，有时还是一种时尚。殊不知在日后的社会变迁和人际交往中，可能会给对方心理上形成一种轻视和不快的印象。当然，这是文化方面不同的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也可能会影响人去获得各种机会。为一个名字付出如此代价，无论如何都是划不来的。
忌用过于夸赞的字词
名字好听不好听，不在于用词多么华丽，而在于用词用得恰当。但有的人也许会犯下错误：
给男孩子取名，总是用一些过于生猛的字。如：豪、强、勇、猛、闯、武等。这些名字虽然听来响亮，读起来刚勇有力，很有男子汉的气派，但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浑噩莽撞、放荡无检、使气任性、不守礼法，误解叫这个名字的孩子只是一些赳赳武夫。
所以，通常贵族士大夫在给男孩子命名时，都会尽量不用这些字。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猛烈坚强，并不是那些喜怒形于辞色、遇事点火便着的血勇之人，而是一些内含浩然之气，遇事沉稳、谈笑风生的大丈夫。
不仅起男孩子的名字有忌讳，起女孩子的名字也是如此，不要用一些过于夸赞的字。
有人给女孩子命名总是在一些花花、草草、丽丽、美美之类的词里绕圈子。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就会使人产生轻飘的感觉。如：女子名字中常喜欢的芝、萍、英、桃、柳等字眼就是。好花虽美丽明艳一时，独占秀色，出尽风头，但是一场风雨过后，就会零落成泥碾为尘。而杨柳也属柔软脆弱之物。成语中的柳性杨花、残花败柳等，就表示出对这种事物具有的象征意义的情感评价。桃花令人引起红颜易老的联想。萍与柳又都是飘零和离别的象征物。所以，民俗中认为，取名时应尽量避开这些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字眼。
大姓忌讳简单名字
单字名读起来简单，写起来容易，所以很多家长都爱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单字名。但是单字名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会造成大量的重名现象。以四千个汉字统计，如果大家都使用单名，一个姓氏只能有四千个人使用，第四千零一个人就会有重名。这样，重名的几率必然大大增加。
相反，我国虽然人多姓少，如果采用双字名，避开使用时髦的字眼儿，避开使用滥调，重名的几率是很低的。从审美作用看，双名不管是字形的搭配、字音的和谐还是字意的讲究，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至少它选择的范围比单名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要完全避开重名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小姓哪怕重名，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褚姓。在一个单位里能有一位姓褚的，已属少见，再出现一位重名者，简直是太神奇了。大姓则不一样。“张王李赵遍地刘”，这样的姓氏如果再起单名，肯定会造成大量重名的现象。
人们会注意到，凡重名者差不多都是大姓。一个单位有两个“张颖”，如是异性，人们便以“男张颖”、“女张颖”相称；如果同性，便以“大张颖”、‘小张颖”或“胖张颖”、“瘦张颖”区别。与其让别人随便加字，何不当初再加一字改为双名呢？在当前的单名热中，大姓不能追时髦，还是沉着地取个双字名为好。只要充分发挥双名的优点，取一个既雅致又响亮的名字并非什么难事。
一般地说，小姓的取名相对要容易一些，选择的范围比大姓要大许多。一些被大姓滥用多了的字眼儿，和小姓组合在一起，效果就大不同。如蒋伟、郝健、廉斌、谢华等。当然，这并不表示小姓的命名就可以马虎一些。除了选择的范围大一些，小姓和大姓所遇到的问题几乎相同。
忌用“过火”字词
“过火”指超过“分寸”，超过了合理的“度”。这种“过火”常见的有两种情形：
一类是夸“过火”，形成“自吹”，效果不好。如：×万策、×万科、×万敌、×国权、×万寿。这些“万”字显然是过分夸张了自己的作为和力量。把自己看得特别神奇、有威力，其他人的位置又该在哪里呢？很显然，吹捧自己和贬损别人是一致的。×唯健这个名字，说得很明白。一个“唯”字表明，“健”者唯“我”罢了，别人是不配享用“健”字的。正是众人皆弱“我”独健，众人皆贬“我”自安，这就是自夸者的心理。
另一类是自谦“过火”，形成“自贱”、“自贬”。谦虚应当有个尺度，那就是不能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就会走向反面——不是自贱、自卑式的虚假，就是变相的傲气。这里的自谦“过火”便成了“自贱”，其本质便是一种“虚伪”，朴实正直的人是很难认同的。
如赵拙、李迂、袁痴、虞愚。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拙笨、迂腐、愚蠢吗？非也。内心不承认如此，却要以此取名，作为招牌处世，这是什么行为？不是“虚伪”就是“欺骗”，反正不是实事求是。
莫我愚，这个名字更有趣，听口气像与别人“争愚”，而他认为“谁也没有比我愚的”，他当然是“争愚”的胜利者了。原本不愚却要装成“最愚”的样子，这不是“虚伪”，又是什么？
李慕愚，这个名字很不寻常。名字中“仰圣”、“慕贤”者多矣，而此人独出新裁，却要“慕愚”。“愚”为榜样，“效愚”、“学愚”吗？自然又不是。他既然敢于“标新立异”就证明不愚；他所“慕”之“愚”，不是“愚蠢”之“愚”，而是“大智若愚”之“愚”。仰慕“大智”反而说“慕愚”，这是一种“狡猾”的技巧，也可以说是“虚伪”的变种。也就是说，这个名字中虽然也有“愚”字，但它已不属于“自谦”，而是借“愚”说“智”的艺术构思。因此，“拙、迂、愚”等不一定都是“自谦”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无论是“自吹”还是“自贬”，都属于不正常的“过火”行为。名字要想“美”，就要抛弃这些不健康的想法，向着以“真”、“善”为生命的“美”的方向进展。
总起名不顾性别差异
起名字的作用是便于人的交往、生产和生活，但生活中有不少人的名字起得不伦不类、不男不女。这种“不男不女”的起名方式无论初衷如何，客观上都会给人际交往带来负面的影响。两性的自然属性在气质和性格上的表现使得女子大多用体现温柔、美丽、贤淑一类的字起名，而男子则大多用于体现刚健、旷达、伟岸、雄壮等一类的字起名。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否定女子坚强的一面和男人内心脆弱的一面，这是一种一般化的总体印象。
起名要有个性，但要适度，更不能完全“异化”，“不男不女”。否则这样既不符合实际，又有害而无益，应当加以抑制并促其转化。
忌讳不及其余的地方
名字的“禁区”，有的是世代流传的，有的则是字义的局限，有的从属于自身的社会观念和审美取向，所以一些字便在名字中禁用。某些表示秽物和不洁的字一般不取为名字，但某些人或某些地区有给孩子取“贱名”、“丑名”、“脏名”的习俗，为的是让孩子不被妖魔光顾，便可好养长寿。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某些兆示疾病和不祥的字，通常不入名、号。
人体的部位与器官名称不应人名。但有的也入名，甚至很常见。春秋有重耳、战国楚怀王名熊心，当代有作曲家聂耳、作家刘心武。不过，这些表人体器官的字都是与另字相配合而出新意的。与人体器官的意义已大不一样。
某些令人害怕的猛兽名称不宜人名。但有些猛兽却常常入名，如金虎、李豹等。
文艺作品代表人物的姓名也多为后人不取。某些代表人物的姓名与其代表的特定意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特定含义融合在里面。
除以上几类外，另外还有许多字、词和姓名不便或不宜人名。例如：南宋以后“桧”字用于人名的几乎没有，就是人人痛恨奸贼秦桧的缘故。
姓名禁忌，实际上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包含着政治、文化、习俗、心理等诸多内容。
守好月老牵起的红线——婚姻禁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构成一个家庭的决定条件。所谓的婚姻就是男女两性问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妻关系。这种关系是家庭和子嗣合法诞生的基础。
婚姻，古时又称“昏姻”或“昏因”。一般来讲，“婚姻”一词的由来采用的是汉朝的郑玄说，婚姻指的是嫁娶之礼。在我国占代的婚礼中，男方一般在黄昏时到女家迎亲，而女方随着男方出门。这种“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的风俗，就是“昏因”一词的来源。换句话讲，婚姻是指男娶女嫁的程序。
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就有了所谓的婚姻。这是一种群居高等生物的本能属性，自然法则用异性相吸的力量，使哺乳类生命繁衍生息。人类的婚姻存在形式以及结合方式受人类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多样的婚姻模式以及结合方式。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如果没有婚姻，许多血统就会出现混乱，不利于人类的优质繁衍。
原始人类并不需要婚姻，这跟今天的灵长类动物是相同的。后来有了氏族社会，采用的是集体群婚制，也就是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族群繁衍和防止乱伦引起族群退化而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后来进入了私有化社会，才有了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稳定的夫妻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婚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婚姻产生于私有制，所以它总是与人的财产关系密切相关。由于男子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女子一直被当做男子的财产，于是多数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制，而且抢婚、买卖妻妾等现象也出于此。因为私有制的财产是由血缘关系中的男性继承，为了保证血统的纯净，就有了“处女情结”和对女子性行为的严格制约。
当出现了部落和国家等社会组织之后，婚姻又成为一种政治交易。
从部落的通婚，到国家统治者之间的“联姻”，都是希望通过婚姻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直到现在，婚姻仍为富豪家庭用于结盟和理顺财产继承关系。
至于在小农自然经济社会中，婚姻则是一种劳动的分工结合，即所谓“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而在现代社会中的老百姓，婚姻则是为了构成一个家庭，在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的同时，担负为家族和社会养育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一种归宿。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婚姻的组成直接影响到一个宗族系统的发达与否。所以，婚姻虽然是件吉事，但是也有许多忌讳。在民间，从择偶、谈婚论嫁到嫁娶乃至离婚、再婚等方面形成了烦琐复杂的禁忌事项，恐怕在婚姻这一人生大事、宗族大事上出现差错而影响到各个方面的发达兴盛，唯恐稍一闪失便不能得到那全部的幸福与美满。
选择配偶禁忌多
选择配偶是人的终生大事，有的夫妻恩爱白头偕老，有的夫妻同床异梦，更多的夫妻感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确，美好的婚姻给人以幸福和享受，不幸的婚姻带来伤害与苦恼。人们由相识、相知、相爱到谈婚论嫁，往往非常慎重，所以免不了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要查查对方的家族史，看看有没有遗传方面的疾病，找个算命先生测算一下两人的生辰八字等。总之，只要有一条不符合择偶条件都不能通婚。
有关通婚原则的禁忌，它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限制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它是禁忌一个人跟某个群体的任何一个人结婚。这是人在群体意识的干涉和影响下，在选择婚姻配偶方面的忌讳。
同姓不婚禁忌
同姓不婚在中国各民族中是广泛存在的，绝大多数民族至今都遵守这一习俗。
我国的姓氏大约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并没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可能这个时期姓氏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区分种族的。据说颛项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妾生的一个儿子穷蝉，穷蝉的女儿女修嫁给东夷赢姓为妻，生下皋陶（大业）。大业娶黄帝部落的女华为妻，生子叫伯益。通个这个传说就可以得知，在远古时期，无论是同姓之问还是异姓之间的婚配是没有限制的，他们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任何人婚配。
各民族的同姓不婚禁忌起源于周朝，当时人们姓氏的作用蔓延到了“别婚姻”这个高度。但是为什么从那个时候起要用姓氏来“别婚姻”
呢？为什么同姓的人一定要禁止婚配呢？这其中的道理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