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若是指现在版图之内的人民而言，是由各种体质上、文化上不同的成分所构成的。它是一个极复杂的丛体；经过悠久的历史中种种分化同化的作用，造成了这丛体现有的局面。分化同化的作用永远没有息止地在推进，它的结果表现在各种历史的事实和目前的民族问题中。政治的现象只是这巨流表面上的一些浪花罢了。这在体质上、语言上、民俗上的各成分间的分合、盛衰、兴替、代谢和突变才是中国民族的根本的事实，需要我们切实明了和把握住的。
要研究这巨流中各成分的分合、盛衰、兴替、代谢、突变等作用，势必先明了各成分的情形。所谓成分就是指构成这丛体的单位。在体质上有人种，在语言上有方言，在民俗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丛。这三者其实是一部分人群的三方面的表现，但是研究时所用的方法却不同。本文只就体质方面来说明分析人种的方法和尝试。
我们这里所谓人种并不是指半政治性的，好像汉、满、蒙、回、藏等种族而言，虽则这些种族在体质上，显然是不属于同一人种。亦不是指各人的籍贯，好像江苏人，广东人而言。人种乃是从生物学观点来区别的人类的单位，所以是属于人类学的范围。
人类学者根据人体测量的方法，用准确的数量来描写一人体各重要部分的形态，体高、臂长、腿长、面宽、头宽等等。可根据各部长度以求体形指数，好像面宽除头宽以得头形指数。从这形态的数字上断定这人所属的种类。
在断定个人所属的种类之前，势必先求得各种类的标准形式。我们如何决定这些形式呢？
根据遗传学的原理，我们知道一切生物个体的性质是授原于其胚胎细胞。胚胎细胞是由父母双方的生殖细胞所构成，因之子女能遗传父母的体质，亦因之子女的体质除胚胎细胞中发生突变外，逃不出他父母所具体质的特性。但是同一祖先传下的后裔，在体质上不是尽同的，这同种各个体间的差别就是生物变异。在一群同种的人中说，各个人变异的分布，因为它是出于机会率的作用，所以常合于常态曲线。因之，若是有一组被研究的人，有充足的数目，而他们各特质的分布不合常态曲线，我们就可以疑心这一组人中是包含着不同人种的分子在内。但是各人种的标准形式间的差量时常不及同种的变异程度，所以我们很难用一种体形特质，好像体高或头形，来决定人种区别。
各人种在各个别的体形特质上虽则相差不一定很大，但是由整个体形论，各特质的搭配方式，却有很清楚的不同。譬如，甲乙两种躯体都很高，但头形却可以不同，于是根据头形和身高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他们分开了。
甚至二者在体高及头形上俱极相似，但是鼻形不同凹，我们又可根据鼻形和体高、头形的关系来分析他们了。这样说来，我们所谓人种分析，其实就是在寻求一人民中各种体形特质的搭配方式罢了。或者有人要问，这样分法，用两个特质就可至少得到四个种类，用六个特质就可得到46种，人体上特质极多，人种的数目将要多得了不得了。但事实上却并不如此。我们并不是从算学出发来抽象地计算人类可能有各种的体形，而是从事实上出发来检视各人的异同。有了一群相似的人，然后用各种体形特质，描述这一群人，只要事实上，人类的体质形态，不是千奇百怪，在分析时，自然不会遇到千变万化的体形。
为什么各个人间体质上的异同，不受机会率的捉弄，造成各色各种，应有尽有的搭配方式呢？原因是在各人种间的混杂不是漫无限制的。地理上的阻隔，使不同的人种不易接触，接触之后还有社会制度的限制，不易通婚。
有了混杂尚要受社会公共好恶的限制，不易繁殖。甚至各个人择配的心理作用等等，都很有效的限制人种的自由混杂。人种的混杂既有限制，同种的人既保持相同的形式，于是我们可以不必发愁在分析人种会遇到千变万化的体质搭配了。
关于中华民族人种的分析，至今还是处在极幼稚的时期。只有沿海一部分的人民，曾经俄人史禄国教授的研究，我们约略可以知道一二。但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民，人种的结构已经很复杂了。其中最重要的人种有六，我们可以把它们的特性大略介绍一下：
A类这一类的人躯体颇高（175公分），长头（指数75），阔鼻（指数100），高额（指数80），宽颚，鼻形直或凹，长腿，长面（指数90），耳小，耳垂常不发达。
A1类这类和A类颇相似，只有鼻子较狭。此或系A类的原始形式，自从A类迁居海滨区域之后，鼻形发生突变而成。这两类人民分布在华北一带。是河北、山东的基本人种。安徽和浙江不很多，江苏和广东极少。
B类这一类的人躯体较矮（159至162公分之间），圆头（指数84至90），阔鼻（指数100以上），高额（指数82），面宽中度，颧阔，鼻形直或凸，腿短，耳大，耳垂常不发达。此类人种分布区域极广，是华东及高丽的基本人种。华北、广东较少。但沿中国海一带以及日本都有此类人民，就是满洲及通古斯中亦然。但是华西、西北以及中亚细亚一带则不常见。此类或者是极古之东亚土着人种。
T类这一类人躯体矮小（155公分），长头（指数75），长鼻（指数75），低额（指数60），面短，颚小，颧宽，头大而高，臂腿俱长，鼻直，耳小，耳垂发达。此类分布由北向南逐渐递减。华东有之，但以安徽及江苏为界，再往南就不多见了。此类在中国并不占重要地位，是通古斯的基本人种。据史教授的研究，通古斯本系黄河及长江一带的土着，后来受其他人种的压迫，逐渐向北方迁移，一直到黑龙江流域，繁殖于西伯利亚。
C类这类的人躯体颇高（169公分），圆头（指数85以上），长鼻（指数75），低额（指数60），宽颚，宽颧而且突出，面短，头低，长臂，鼻形凸，耳小而圆，耳垂常发达。这类的分布情形和T类相似，但在华东较T类为众。浙江颇少，广东更不易见。这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基本人种，在湖北、湖南一带亦多。
E类关于这类的详细研究还没有发表。大概的情形如下：肤色颇深，头长，体短，腿长，鼻阔，眼圆，发曲。其分布多见于华南。
若我们国境之内所有的人民，都能加以研究，所有人种的类别一定要比上述的多出好多倍。其分布的情形一定更为复杂。各处的调查都完毕之后，我们才能明了中华民族的结构。在这结构中，我们才能明了现在种种的民族问题。但是国人中有谁在这方面努力工作呢？讨论民族问题的人是如此之多，但谁注意于科学的研究呢？人类分析只是民族研究的一个先决的条件罢了。其他如语言，民俗等等，不是同样的尚是留着没有详细的研究么？我们只愿意凡是已经觉悟空口谈民族问题是没有用处的人，能转过身来，留意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去。
真知识和假知识——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最近因为《观察》社要出版译丛，向我征稿，我翻出了一本已经很久就想译的书，那是三年前哈佛大学EltonMayo教授寄给我的他的一本那时新出的着作。书名是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我重新细细地读了一遍，有许多以前没有觉得重要的地方，这个时候读来却使我感触横生，不能自已。
该书的第一部分是讨论“科学和社会”。第一章《进步的暗淡面》里提出了一个对现阶段社会科学的批评。大意是这样：一切科学都是在人类应付具体情况的努力中发展出来的。在我们需要利用物资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时，我们不断地和物资发生接触，把物资的性质摸熟了，这些经验经过逻辑的推导，经过实验，形成了有系统的知识，才成立为一门自然科学。凡是能帮忙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好像物理、化学，没有不是从这基础上生长成年的。
这段话里特别应当注意的就是：科学是人类负责解决实际问题里发生的，也必须实际上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但是社会科学的起兴却并不如此。他说：“社会科学只羡慕别种科学的成就，但是不幸的是眼高手低，以致在表面上做工夫，搭出了不少空中楼阁。一步步，实事求是，从简单可靠的技术上求发展的精神，即使还有，也被一阵虚妄的气色所掩住了。”这些名为科学的学问，却是本末倒置，不从实际应付人事的经验中找它的基础，反而从逻辑的推考里去建立它的理论系统。他又说：“社会科学已很发达，但主要的却是学院性的习题，叫学生们怎样去写书，你的书讨论我的书，我的书讨论你的书。就是这样互相费笔墨来争论……他们读书本，在图书馆里埋首终日；他们在古旧的公式里转圈子，和推陈出新的应付实际人事的技术无关；既没有像医学一般有临床的实习，也没有像自然科学一般有实验室。”
这段话在我念来是太亲切了。我在大学里念的社会学不但是书本，而且是外国书本。靠了我会坐图书馆，记得住书名和人名，我能应付考试，在学校里被视作不坏的学生。这一套本领虽则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中给我占了不少便宜，但是对于我在社会里实际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帮助呢？承蒙别人把书呆子的名义宽容了我在人事上的盲闯。在个人说，只要书呆子还有职业，也不妨长此在社会边际上活下去，但是顾名思义，社会科学是以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自命的，那样说来，实在只有自愧无地了。有人说笑话，念心理学的常常会有点心理变态，念社会学的常常会是最不通人事的人，前半句我不敢说对不对，后半句似乎很正确。
为了要摹仿自然科学，我出了学校之后，一直在想社会科学是否也有实验的可能。我最初的回答是不可能的，所以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实地研究的方法来。这方法是一般人类学家所采取的。意思是你要想了解一种人的生活，就是和这种人当面接触。不但要和他们谈话，而且要和他们一起生活。
为此我曾在各个农村里住过。虽则没有做到“一起生活”，但是多少做到了较长期的当面接触。这类接触的确可以给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有观察的机会，但是问题是：观察些什么呢？
这问题不但跟我下乡的朋友要时常问我，我自己也不能逃避它。如果我是二个被雇的调查员，手边有张表格要填，那就容易了。而我又认为这种工作不是研究工作。以往我对这问题的答复是在书本里找理论的线索，书本的知识我并不缺乏，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中有许多问题存在，尽够我们去翻覆辩论。我最初的研究工作是以Tawney教授在他书中所提出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理论作底子的，然后在实地观察中去证实或否定他的说法。我所写的《禄村农田》，及我在云南所指导的若干研究都是这样做成的。
我想我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比了“我抄你，你抄我”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是另一方面，我研究出发点却还是书本，而不是身受的具体问题。等到我在最近几年被这时势迫到非面对具体的切身问题不可时，我才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大有缺点了。
这缺点和自然科学一比就可以明白了。譬如我一再讨论乡土工业的问题，在理论上，我觉得我可以自圆其说，在“学术性”的座谈中，我可以侃侃而谈，听的人也可能被我说动，这是书呆子所不会缺的本领。因为任何理论一定有一套前提，有了前提就可以依逻辑推论下去，得到自圆其说的结果。如果推论出来的结果不合事实，论者很可以说那是前提的问题，前提是假定的。一个要应付具体情况的人，就是那些要负责去安定农村经济的人却不能随意挑选任何前提。他是对一种设施的成败负责的，所以他要在理论所发生的实际结果中去认取理论的正确性，并不像我自己一般只要求理论上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满足了。这一点是现阶段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很快地要应用到技术上去，理论所根据的前提有一点问题就可以使飞机翻身。而社会科学呢？论者躲在书房里写文章，负有实际社会责任的人并不考虑他们的议论。这个脱节一方面使社会科学留落在学院的讲坛上，一方面使社会上实际问题的处理还是靠没有系统知识可以凭借的若干有效的个人眼光和经验。这还是“英雄”的时代，不是“计划”的时代。
说到这里让我回到Mayo先生的那本书罢。经过了上面一番考虑，下面一段话读起来真是语重心长了。他说：“医生对病人负责任，化学家对他的方案的成功负责任。一切科学的企图里，虽则失败多于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责任的接受和技术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我们这里所谓技术和文字上、辩论上的技巧不相同。这些口头上的花样，几千年来老是在争论和引用权威的名言中打圈子；很少取材于生活的事实。当前学校里通行的政治学教本还是满篇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基凡利、霍布士的名言摘录以及别的书的作家的理论转载。化学家怎样会引用沙尔士和其他炼丹术士们的旧话呢？他所说的是根据他自己的技术和实验里能表证的能力。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似乎并没有同样的在一定情境和一定时间里去表证一项有用的技术的能力。我认为除非他们接受了去应付一个人或团体所构成的人事情景的责任，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能力的。一个善于打牌的人并不只在事后长于讨论应当怎样打法，而是在向输赢负责，在台面上认真打牌。讨论和分析对于一个初学的人可以有帮助，如果他是准备上场参加赌博的。社会科学将永远像古代童话的辛得勒拉，被异父的姊妹们所虐待，一直到他穿着珠宝拖鞋，走上他冒险的路程。”
我不避冗长地引用这段话，并不是“知法犯法”地去表证社会学者只会摘录名言。我想借这段话来说明科学和社会责任的密切关系。因为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自称为学者的人，以清高来掩饰他的怯弱，把学术放在社会之外，忘却“责任”和“知识”的不能分离。所谓责任就是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必须在事实里表证的意思。打牌有输赢，打牌的人才认真，不然的话，他可以每次都做清一色，做不成反正没有关系。
从“责任”两字我认出了自己以往所做的研究工作的缺点了。我所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从中国人民生活本土里发生的，我是用西洋学术里所发生的问题来指导我的工作方向，决定我所要观察的对象。我的文章可以发表在英美学术刊物上，引起英美学者的兴趣，但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即使不是毫不相关，至少也是隔膜的，间接的，无关宏旨的。当然，我这种自责也可以应用到当前中国其他的学术工作上去。如果我说的是真话，这确是有关中国的学术的前途的大问题了。当这个学术界的活动特别热闹的季节，让我提出这问题来请关心学术前途的朋友们大家检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