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国大跃进时期，全国处在饥荒、野蛮、动荡的痛苦境地。内蒙古普济寺的僧人们为了佛法的延续，向年老的师父拜别，然后各奔东西。大部份僧人逃往印度、尼泊尔，只有最年轻的宗才孤身南行。他沿着黄河、饥荒最严重的华北，经过四川、湖南，最后到达广州。
一年的逃亡之旅，为了躲避红卫兵，他大多晓宿夜行，白天睡在灌木丛、水沟或洞穴里，太阳下山后，在凄冷的黑夜里，他独自一人踏入冰冷的河水，走入沙漠，爬过一座又一座光秃的山峦。饿时吃草根，渴了吮吸树皮上的水分；沿途所见是各种死亡的面貌，见过不可胜数的尸体；几度和死神擦身而过，存活下来的宗才说：“我不再在乎死亡，死已奈何不了我。”
宗才由广州再偷渡至香港，已是一九六一年二月农历新年前夕了。在香港住了十二年，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之助，宗才得于到美国进修。一九八七年在纽约州的山城胡士托邂逅了隐遁潦倒的诗人乔治？科瑞恩，两人一见如故，自此这位蒙古禅师与美国嬉皮一起说禅、行禅、翻译禅诗。
后来，得知普济寺并未免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已被炸药炸成石头碎片，师父也去世了，被简单埋在毛乌素沙漠的某处；虽然这样的结局并不意外，宗才却因此郁郁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他决定回去寻找师父的的骨骸，他要将师父的骨骸火化，为他举行葬礼。
于是，一九九六年，普济寺最后的僧人──七十一岁的宗才，和小他二十岁的乔治，提着一尊佛像，从纽约奔往睽违四十载，终年黄沙吹袭、狂风呼啸的内蒙古。于是有了《师父还在沙漠里》这本书的诞生。
乔治科瑞恩（GeorgeCrane）写的这本书以真实历史为背景，深入刻划一个真实故事，具体而微见证一场时代灾难，也从灾难中看到生命如草介般卑贱、不值一文，如蜉蝣般脆弱、瞬息即灭。除此，贯穿全书的更有一位僧人高贵的宗教情操，以及很特别、很人性的“禅味”。
宗才不只是僧人，也是诗人、画家，他熟谙易经，会中国功夫，更是针灸师、草药专家（真的是“蒙古大夫”）。在乔治眼里，宗才是可敬可爱的“全才”；无论在美国或回到大陆，他都以通身本领适时的济世救人。
“慈悲，是我的宗教”、“修行，是我的生命”，如此的信念与胸襟，让宗才虽然一生苦难却无丝毫怨尤，甚至能无私忘我的为周围的人全然奉献身心，也使得当时那由寒冷、饥饿、恐慌与死亡铺就的大地，仍渗露着佛法的温暖和光明。
宗才的慈悲，还表现在他的宽容与柔软。他律己甚严，却不刻板，也不以形式上的修行要求别人。如出家人不食荤腥，在农村只有豆腐、炒蒜苗的简单食物时，他说蒜头有益身体，乔治可以多吃；他虔诚的五体投地礼拜佛像，却允许乔治轻松对佛像说：“哈啰，佛陀！”如此活泼、不拘谨，不传法不说教，反而真正度化了乔治这位怀疑论者。
他所传授的正是地道的禅的心法，他说：“禅，是你推不动、摸不到、看不着、听不见、说不出来，也伤害不了的”，而能保持清静心，“就可以看得见东、看得见西、看得见天、看得见地。每一件事情都会变得清静、变得一清二楚，甚至在阴影中也看得见。”
好几次，当遇到挫折艰难，或乔治惊讶他种种不可思议的治病奇迹时，他都神色自若的说：“我是和尚，我有特殊的力量。”他的特殊力量是什么？我一路看下去，原来就是专心与单纯。
就是那么简单！因为专心致志，所以宗才能把每一件事做得很好。我想起苏东坡的《黠鼠赋》，狡猾的老鼠以装死来逃生，牠“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饱学多识的苏学士被骗之后，恍然失笑，觉悟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因为不能专一守心，我们才会毛毛躁躁、惊慌失措而失去原本清明的理智，而无法成事吧！
另外，宗才说：“单纯的僧人拥有的是自由，而自由就是力量”，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不只是僧人，一般人不也是如此吗？生活简单朴素，就不会为物所役；心灵简单纯净，就不会为情所困。身心不被物质、人事、情感所役所困，当然能逍遥自在了！至此便是“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的境界，也会涌出如《心经》所言的“无挂碍、无有恐怖”的力量了！
原来，这就是和尚的力量。
山居的日子，每天清晨踏出屋门，仰望黝黑天空的一弯明月和离它不远那颗最亮的金星，清寂、孤独、剔透的氛围，总让我想起月光下离开普济寺的宗才，以及这位和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