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译经最兴盛的时期，当然译经事业并未到此停止，随着以后隋唐盛世的到来，继有地婆诃罗译出《佛顶最胜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义净与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善无畏与一行合译《大日经》，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如《金刚顶经》、《宿曜经》、《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以及唐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显扬圣教论》等。玄奘大师一生所译的经典总计一千多卷，其与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再加义净等，成为五大译经家，他们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综观中国佛教发展二千年的历史，应以纪元元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五百年间是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加之后来历朝历代许多高僧大德的艰苦卓绝，孜孜矻矻于经典的翻译，才有后来的“八宗弘扬”时期。
甚至，因为有前面的古德取经、译经之基础，因此才有今日之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问世，例如：
《开宝藏》：宋太祖敕令高品、张从信至成都开雕，为我国第一部大藏经。
《契丹藏》：契丹兴宗时敕命在南京开雕。
《万寿藏》：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等人所募刻。
《毗卢藏》：宋徽宗政和二年，由本明、本悟、行崇、法超、帷冲、了一等人募刻开雕。
《碛砂藏》：南宋理宗时，由赵安国、法音等发起，于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之私版大藏经。
《高丽藏》：朝鲜高丽王朝所开版。
《普宁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道安、如一等募刻。
《弘法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敕令于北平弘法寺开雕。
《武林藏》：明世宗嘉靖年间刻于浙江武林昭庆寺之大藏经。
《嘉兴藏》：由密藏道开等发愿，于万历末年在嘉禾楞严寺所刻之私版。
《龙藏》：清世宗雍正十三年敕令于北京开雕。
《频伽藏》：清宣统三年上海频伽精舍用活字排印之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一九五六年，为屈映光与赵恒惕等人筹组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所倡印。
《天海版》：日本江户宽永寺之开山天海发愿刻印。
《铁眼藏》：日本黄檗宗铁眼道光所开版之大藏经。
《卍字正续藏经》：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京都藏经书院以僧忍澄校订之黄檗本。
《大正藏经》：日本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成立之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出版。
《佛光大藏经》：佛光山将经典各种版本重新予以考订、校正，并加新式标点、批注、题解，所编纂出的一部人人适用之现代佛教大藏经。
总之，观古惜今，追忆古德译经的辛苦，竹简心血，今人岂能不虔诚恭谨的阅藏读经乎！
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
佛教在东土的弘传，从秦汉到隋唐，已有六、七百年之久了，至此经典的翻译已经大致完备，各个学派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旨趣也已确立，因此先后开宗立派，形成中国大乘八宗齐头并进的佛教辉煌时期。
八宗依其成立先后，分别是：隋朝成立的“法华宗”与“三论宗”；盛唐太宗时玄奘大师的“唯识宗”、善导大师的“净土宗”，以及唐高宗时道宣律师的“律宗”，武则天时法藏贤首大师的“华严宗”，及至神秀大师与惠能大师南顿北渐的“禅宗”之后，“密宗”成宗立派最迟，那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事了。不过，基本上八宗都是在隋唐时期所创立。
说到法华宗，这是智者大师（公元五三八——公元五九七）依《法华经》为主要依据而开创；因为他居住在天台山国清寺，故而又名天台宗。
智者大师（智顗）是隋炀帝菩萨戒的老师，十八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之后到各方参学，廿九岁进入天台山，弘传法华三十余年，每年讲说《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一生“止观等持”，重在修学“法华三昧”，而其手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法华宗所依据的三部主要论典。由于教理和实践兼备，史称“教观双美”。直到明代智旭藕益大师（公元一五九九——公元一六五五）著述《教观纲宗》，以教观兼备之天台教学立场阐释教观二门之纲要。在天台的教判中，更把法华称为如来一代圆教。
法华宗虽为智者所创，但一般皆溯源于龙树菩萨（约三世纪左右）造《中论》、《大智度论》，北齐慧文大师（年寿不详）读之，悟“一心三观”之旨；后传南岳慧思大师（公元五一五——公元五七七），并悟“法华三昧”而得六根清净。智者大师从慧思修习，得法华三昧之前方便，乃传其观法，且依法华而广宣教义，进而创宗立派，故后世有尊龙树、慧文、慧思亦为法华宗之祖师者。
智者大师门人颇多，其中灌顶（公元五六一——公元六三二）师事智者二十余年，大师的思想多经他传播而得以流传，撰有大般涅槃经玄义及疏、观心论疏等数十卷。后来并继承师志建国清寺，至今寺内有古梅一株，相传为灌顶大师所种。
灌顶之后传承三祖智威（？——公元六八○）、四祖慧威（公元六三四——公元七一三）、五祖玄朗（公元六七三——公元七五四）；玄朗之下有六祖湛然（公元七一一——公元七八二）。湛然是为中兴天台的功臣，近代的谛闲大师（公元一八五八——公元一九三二）之后，有倓虚大师（公元一八七五——公元一九六三）在青岛湛山寺创湛山佛学院，以及慧峰法师在台湾建湛然精舍，都是为了纪念湛然大师之行谊与德业。
与天台宗同时建宗的是三论宗。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立宗的根据。一般人都以印度的龙树、提婆（三世纪）为宗主；佛教东传中国以后，因为鸠摩罗什翻译《中论》、《大智度论》等，而被尊为宗主。
鸠摩罗什之后，僧肇（公元三八四——公元四一四）、僧朗（约南朝齐、梁时）、僧诠（约南朝梁时）、法朗（公元五○七——公元五八一）、吉藏（公元五四九——公元六二三）等大师，都是三论宗的弘传者，但一般人认为吉藏嘉祥大师是为三论宗开宗的大师。
吉藏俗姓安，祖先是安息国人，后来父亲迁居江南，他本人出生在南京，七岁出家，十九岁即学有所成，善于讲说经论，曾住持江苏省栖霞山寺，也曾住过浙江绍兴嘉祥寺，在嘉祥寺弘扬三论宗达十五年之久。著有《三论玄义》、《三论疏》、《二谛义》等。
三论宗的祖庭，一般人认为应该是鸠摩罗什住过的山西草堂寺，实际上三论宗是吉藏大师所创，因其住于浙江绍兴嘉祥寺，年月既久，又弘扬三论，因此若说三论宗的根据道场是嘉祥寺或栖霞寺，也未尝不可。
继隋朝建立天台宗、三论宗之后，唯识宗是唐朝最初成立的宗派。唯识宗是玄奘大师（公元六○二——公元六六四）弘扬和翻译唯识学，后由窥基大师（公元六三二——公元六八二）所创立。当玄奘大师未到印度之前，他对唯识学的经论，早已广为涉猎、研究，但因有限的经典不能满足他的思想，因此到印度留学十七年，亲近那烂陀大学的戒贤论师（约公元六世纪），带回许多唯识学的经论，经过二十余年的翻译，终于使唯识宗的经论大备。
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玄奘大师主持慈恩寺佛经译场，总共译出经论七十六部一三四七卷，尤其著作的《八识规矩颂》，共四章十二颂四十八句，概述唯识学说，成为青年学者修学唯识学的入门之书。
门下弟子以神昉（生卒不详）著《唯识文义记》，玄应（年寿不详）著《唯识开发》，圆测（公元六一三——公元六九六，朝鲜人）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新罗僧太贤（世寿不详）制《唯识论古迹记》等；而窥基绍承玄奘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提振教纲，世称慈恩大师，著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唯识宗之大成。
唯识宗虽然在宋元明之后慢慢衰微，但在清末民初因为杨仁山（公元一八三七——公元一九一一）、欧阳竟无（公元一八七一——公元一九四三）、太虚大师（公元一八八九——公元一九四七）、韩清净（公元一八八四——公元一九四九）等人的弘扬，全国佛教学院都采用唯识学为教材，因此至今唯识学在佛教学术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以其超越现代心理学．不但具有科学的论证，而且兼具哲学的内涵，而为一般研究心理学者所推崇。
说到中国净土宗的弘扬，始于东晋慧远大师（公元三三四——公元四一六）在庐山结社念佛，因其与陶渊明的“虎溪”之典故，于是教化大开。
净土经典之传译，以支娄迦谶（公元一四七——？）、竺佛朔（生卒年不详）共译《般舟三昧经》为嚆矢。三国时代支谦（三世纪末）、西晋竺法护（生卒年不详）、姚秦弘始年间鸠摩罗什先后翻译出《观无量寿经》与《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合称净土三部经，至此净土经典传译已臻完备。
至唐代道绰（公元五六二——公元六四五）、光明和尚善导（公元六一三——公元六八一）等，承昙鸾（公元四七六——？）教旨，极力强调佛陀的本愿之力，又主张净土是末法得救的法门，而强调净土思想是行教相应的根本。
昙鸾是弘扬净土的先驱，他曾为粱武帝宣说过佛法，也曾跟随菩提流支（年寿不详）参学，他认为修学佛法，其他法门都是难行道，唯有净土念佛才是易行道。
道绰相继提倡持名念佛，他认为念佛虽有观想念佛、实相念佛、持名念佛之别，而以持名念佛最为安全。所以一般社会大众不一定要素食，也不一定在家中设有佛堂，更不一定要诵经，只要行住坐卧，一声佛号，都是修学净土。道绰著有《安乐集》一书，论破诸师之谬解，开示末世众生之道路，更将净土信仰普遍推向民间。如白居易诗云：“余年近七十，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离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旦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善导大师曾经参学，并礼道绰为师，倡导专心念佛三十余年，撰《观无量寿佛经疏》，破解古今误解谬见，明示净土教义、教相；并承昙鸾、道绰，而立正行、助行，奠定净土教义，为集净土思想之大成者。
净土宗在中国的流传，由于在民间成立社团，建立居士林、莲社，都以诵读净土三经为修行的要门，甚至中国大陆的禅、律诸寺，早晚课诵也以《阿弥陀经》作为行课，佛教净土法门对佛子的行持，有着深远的影响。
说到净土的根据地，除了庐山慧远的莲社以外，其实应该是在山西省交城县的玄中寺，才是实至名归的净土祖庭。因为昙鸾、道绰、善导等大师，都曾在玄中寺主持念佛法门，弘扬净土；甚至日本的净土真宗，也奉玄中寺为祖庭。惜玄中寺于金代毁于兵火，元明虽曾再造，清末以后几近荒废，所幸因净土人士信仰的力量散发在民间，对祖庭不胜关怀，所以几经重修，到近代已经慢慢恢复中兴的气象了。
佛教虽然分有八宗，但各个宗派或讲说修行，或参学问道，或为学术研究；不管重解也好，重行也罢，但对戒律都必须奉行。
然而，律宗自佛陀制戒以来，所谓“戒住则法住”，戒虽然维系了佛门的法统，但无形中也给佛教带来了各种的争议；若说它分裂了佛教，实在也不为过。因为基本上戒律都是对生活的否定，都是消极的制止，而没有大乘积极向上的精神与作为，致使佛法不能应时应世的兴化世间，而成为佛教与时俱进的绊脚石。因此，到了唐朝的百丈禅师，干脆舍弃戒律而另创丛林清规；戒律之于佛教的利弊得失，实在很难论定。
其实，佛教应该重视根本大戒的行持，但对于小小戒，如佛陀所说，要随时代精神、社会风俗而“随开随遮”，实在不必固步自封，自我执著，自我阻碍了佛教的发展。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佛教自从在印度就因“大天五事”或“十事非法”而导致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见《摩诃僧衹律卷三十三》）。到了中国，也因道生大师为了持午吃饭时间的问题，或是“阐提有无佛性”的看法，大家见解不同，故而将道生从北方驱逐到江南。虽然后来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掌故，但自此以后，佛门就为了戒律的开遮议论，彼此各执所见，互相不容，甚至彼此排斥、毁谤，致使本来是维系僧团纲领的戒律，应为大家共遵共守的戒条，却反而成了制造分裂的根源，致使佛教扰扰攘攘，永无宁日了。
佛教的三藏为经律论，经乃佛陀所说，大家自无异议；戒也为佛陀所制，但佛灭后结集三藏时，十大弟子中的富楼那即对结集律藏的内容不满，愤而离席，所以戒律从此一直争论不已。戒律或有建立佛教之功，但造成佛教的分裂，如南北传、大小乘、显和密等，不亦遗憾乎！
尤其中国律宗因所依经论翻译部派之多，有《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衹律》、《五分律》等，彼此因所依不同，意见分歧。甚至同为四分律宗，也由于彼此解释不同，渐渐分为多派，称为律宗三家，分别是：法砺律师的相部律宗、道宣律师的南山律宗、怀素律师的东塔律宗。
四分律宗三系之间，各有论争。这些异论对佛教究竟是有利益，或有弊害呢？最聪明的是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师徒，他们不去碰触戒律的问题，他们认为各家丛林因各处的地理、风俗、气候等，条件不一样，因此就以各寺清规代替戒律，故而从此丛林总算得以相安无事，共弘佛化。
律宗的远祖虽然同是一个佛陀，在中国也有律学的戒规，但真正开宗立派的是在唐玄宗时的道宣大师，因其集中国律宗之大成，故在中国的佛教界，一直以道宣律师的律宗为所归。
道宣曾经参加玄奘大师译经的道场，受到玄奘的影响，而以大乘教义讲说《四分律》。他的著作等身，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六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三卷、《四分律比丘尼钞》六卷、《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六卷，以及《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后来学者称前三部为“三大部”，合后二部共称“南山五大部”，另有教诫律仪等。其中《行事钞》更成为一千多年来律学行事指南，计有一百余家为之注释作疏。
道宣的晚年居于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传戒仪轨，所以律宗又被称为“南山宗”。门下众多弟子中，以秀律师（一说周律师）（见《佛光大辞典》）继嗣法统，为南山律宗第二祖，其后相承诸祖为：道恒、省躬、慧正、法宝、元表、守言、元解、法荣、处恒、择悟、允堪、择其、元照、智交、准一、法政、法久、了宏、妙莲、行居、真照等。但在历史上，他们对佛教贡献的事迹，甚少记载。
律宗真正的祖庭，应该是位于西安市西南三十五公里左右的终南山丰峪口内的净业寺，虽然初建于隋，却盛行于唐，道宣曾在此潜心著作，创宗立说。后虽于地震中倒塌，但不久修复，因其移山建寺，古木参天，今之游人至此，莫不有悠然出世之感。
其实，到了清末民初的律宗，由于见月读体大师（公元一六○一——公元一六七九）发心，每年在宝华山春秋二季传戒，故而虽说“临济儿孙满天下”，但现在真正受戒的，却是“十方释子出宝华”。
道宣律宗之后，就应该说到唐武则天时代的华严宗了。华严宗实际上的创始人是法藏贤首大师，所以华严宗又称贤首宗。
贤首，幼年出家，师事智俨大师，曾经随智俨听讲《华严经》多遍，后著《华严疏钞》，深为武则天所赏识，赐号“贤首”。后为中宗、睿宗授菩萨戒，又赐号“国一”。并在长安、洛阳、五台山等地广建华严寺，后人称为“华严和尚”，是为华严宗三祖。
贤首国师既然为三祖，便推崇其师智俨为二祖，其上之杜顺为初祖。杜顺在唐太宗时也经常讲说《华严经》，曾受唐太宗召见。